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

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

侯先祥 廖建

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中，注重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把理论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运用多种渠道和方式，向人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中做出了贡献。研究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对于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特点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明确提出，党的任务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进行革命活动的过程中要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显得尤其重要。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过程”【《十七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任弼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中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理论的深入浅出与通俗化。1921年8月，任弼时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2年12月，任弼时成为中共正式党员，1924年8月回到上海。三年的留学苏联生活，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年11月8日，他在《中国青年》第52期发表《列宁与十月革命》，用通俗的语言向中国青年介绍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夺取政权的业绩，号召大家学习和研究列宁主义。1925年1月31日，他在《中国青年》第63期、第64期合刊上发表《列宁主义的要义》，文中写道：“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极盛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任弼时对列宁主义深入研究基础上的通俗阐释，对于人们认识与理解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推动作用。几十年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回忆任弼时时常说：我们是先读到他的文章，后来才认识他本人的。【《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二）理论联系实际。任弼时在实际工作中，看到有的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有的人是不切实际地模仿，而更多的人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面对这种情况，他撰写《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于1925年5月2日在《中国青年》第77、第78期合刊发表，文章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由来、组成及其基本原理。【《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他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学问的工具”。后来，他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深刻把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做了阐述，“这就是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他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解，切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特别强调“必须认识，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一切党的正确决定都有马列主义理论。因此，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

（三）贴近群众。任弼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强调要贴近群众，这“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四）代表群众利益。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被群众所接受，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反映和代表群众利益。“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而基本群众的解放，又是要他们自己起来动手，才能真正得到的”，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才能“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他明确提出“要使群众能够了解党的策略，有夺取政权的认识，并具有高度的组织力量。要实现这一目标，必定不仅是一种宣传与鼓动就可以满足的，而须使群众从本身利益（阶级利益）的争斗中，去了解去认识，进而去组织自己，去培养暴动的意识。”什么是群众的切身利益呢？他举例说，“在年关时节，工人要加工钱要求双薪，农人不愿还债，大概是最迫切没有的要求了。”他认为，通过开展“在这些大的小的争斗中，教育他们对于政权的认识，引导他们组织真正有群众的工会和农会，使他们感觉自己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五）教育、团结和依靠群众。1925年6月，任弼时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作了阐述。他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

二、开展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教育

任弼时在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过程中，根据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突出重点，注重区分不同层次，有针对性地开展这项工作。

（一）大革命时期，在工农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工农群众文化层次不高，受压迫最深。任弼时对于文化水平偏低的工农群众侧重于启迪他们的政治觉悟，坚定他们的政治立场，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向他们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1月，任弼时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央局组织部主任。为了取得对工人教育的直接经验，任弼时到上海曹家渡纯善里五十二号的工人训练班里讲课。他按时到训练班向工人们通俗地讲《共产主义ABC》的课。从中他体会到要使工人明白革命的道理，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工人的切身问题。为此，他曾告诫大家要克服在向群众作政治宣传中存在的弊病。如“不是过于空泛，就是过于艰深，并且没有注意日常生活的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讲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抗地主资本家，都没有说明他们怎样压迫人民的事实，我们应当怎样去和他们作斗争的方法”。他说：初觉悟的工人，“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任弼时领导的团中央根据共青团的特点，着重开展青年农民运动，1925年11月6日，任弼时专门签发《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发展农民团员》的第102号通告，强调“农民运动是党与团的一种极重要的工作。占人民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在农民群众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十分必要，“目前须极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传”，要在“青年农民及手工业学徒做经济斗争和教育的工作”。1927年11月，任弼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一文中，号召“在乡村中组织少年先锋队，领导青年农民参加一切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斗争与暴动。”

（二）在进步青年和团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1924年8月，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上海，党中央分配他到上海大学去任教。他教的是社会学系的基础俄语，在课堂上，他不但教俄语，而且还向同学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面貌，教同学们高唱“国际歌”。正如张士韵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上海大学》一文中写道：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上海大学的教员把“从他们的网篮里带去的革命理论与反帝的热情，星星之火，也引发了各省各地的青年的革命狂焰”，“唤起民众，组织民众，反抗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他还特别重视“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应当有系统地进行生动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5页。】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红军指战员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他在1935年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上，他作题为《红二军团当前的建设任务》的报告。他提出红二军团当前重大的建设任务之一就是要用马列主义初步武装战士们的头脑，“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革命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

（四）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基层干部和党员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任弼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中分析：“估计到党内主要成分是农民，和党在最近将有大批新的党员涌入，估计到一般党员对党的统一战线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还表现着关门主义及旧的工作方式”，“因此，加紧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是党的迫切任务”。他强调“党内教育是很重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为了避免遇到实际问题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避免教条，防止滋生各种恶劣作风，任弼时提出要加强对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党员开展广泛的马列主义基本教育。

（五）解放战争时期，在知识分子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就必须要有知识。”“我们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还必须培养工农出身的新知识分子，“可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3页。】通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使他们普遍“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

（六）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8年9月，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把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普及马列主义作为加强党的纪律性的首要条件。他认为“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他提出：如每个县委能有一个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不大不一样了。他认为光靠这三千人还不行，必须通过他们来提高广大普通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素养。

三、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任弼时提出：“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

（一）发挥政治宣传组织机构和群众团体的作用。任弼时认为，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必须发挥各级党团政治宣传组织机构的作用，“经常管理党员特别是新党团员的教育训练，解释党的决议与群众中宣传鼓动和文化工作等”，“并运用各种方式（如宣传队、蓝衫团、俱乐部）解释与宣传党的每一个中心口号，使之通俗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发挥工会的作用，组织动员工人群众，提出：“须经常用我们领导下的工会（或其他工人结社）名义，提出当地工人最迫切而实际的要求纲领，极广泛地向工人群众宣传，尤其使这些宣传深入到右派工会组织和影响下的工人群众中去，鼓励工人群众在这些要求之下作一致行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8页。】

（二）出版发行各类报刊杂志和资料。任弼时把出版发行各类报刊杂志和资料作为向群众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1929年，任弼时主持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他根据不同层次，一是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对象的通俗报纸《白话日报》（后改名为《上海报》），以生动直观的形式向群众传达党的声音，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进而直接推动工人的斗争。比如，当国民党派上海第六区党部常委王昌源去控制商务印书馆的工会时，报纸接二连三地揭露王昌源的丑闻劣迹，激起工人的公愤，最终把他赶走，工人们因此称它为斗争中的“一支先锋军”。二是创办党内教育的通俗刊物《教育周刊》、供省委机关同志阅读的《每日新闻》。三是指导上海各区和有关团体创办小报和刊物，如《无产阶级》、《沪东工人》、《沪北工人》、《党的生活》、《伙伴》、《工人之路》、《反帝三日刊》等【《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这些报刊在密切结合当时斗争，向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4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情况时说道：“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和威信。我党出版的各种刊物，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地位。党中央出版的《解放》周报，销售到三万余份。今年一月出版的《新华日报》，二月时已销售到二万余份。在武汉出版的《群众》周刊，近二万份。最近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报，销数亦达万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203页。】

此外，任弼时还主张编写出版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培训材料。1928年，他要求“省市县委应尽可能地出版带训练性质的刊物，多根据当地工作经验编成训练的材料”。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我党负有思想上领导的责任。同时关于土地革命、暴动政策、中国革命性质等类问题和工农生活及斗争状况的宣传，以及目前反帝的鼓动，都需要党以很大的力量有计划地扩大。关于这些工作除开推销党的刊物宣传品外，每个同志必须成为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0页。】

（三）撰写文稿和翻译文献。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弼时身体力行，亲自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稿。除了上述的许多文章外，他作为团中央的俄文翻译，为《新青年》翻译列宁的《中国的战争》等文章，大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1925年3、4月份合刊发表《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在《斗争》1933年第5期发表《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1943年撰写文稿《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等。他还翻译我党大量文献。即使在驻共产国际期间，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写文章，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1950年10月，任弼时在去世前一周，还为《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撰写纪念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中国青年》是“一个结合实际、联系群众并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武装的青年刊物”。他要求《中国青年》应该继承发扬优良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大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其能够成为指导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四）组织各种宣传讲演与游行集会活动。任弼时认为游行集会、宣传讲演活动，参与的群众较多，易形成有影响的宣传声势和氛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可以成为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场所。1928年7月，任弼时在《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谈到党领导工人开展反帝运动，要向工人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除多量发散传单、宣言、标语，组织灰色反帝刊物外，必须组织讲演队，动员全体同志参加口头宣传鼓动工作，工厂等部须设法组织飞行集会鼓动工人反帝情绪，惟须特别注意本党主张的独立宣传。”1929年，任弼时在江苏省委工作期间，每逢纪念日，按照中央指示，布置上海各区组织规模不等的飞行集会和群众示威，“五卅”四周年纪念和“八一国际赤色日”，工人队伍集中南京路，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每次行动前，都准备了标语、口号和传单，通过广泛散发这些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红色宣传品，对揭露蒋介石政权的反动本质，唤起群众的革命激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都有很大的作用。

（五）开办学校、培训班和列宁室等。任弼时要求各级党组织通过办“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墙报委员会和宣传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向群众分发宣传品，让群众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应“帮助工人的教育，开办平民义务学校，组织工人俱乐部及工会，灌输工人政治常识，解释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等，使工人阶级能早日觉悟而团结”。【《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929年8月，任弼时代表江苏省委具体指导教育和训练党的基层干部。训练的方式有固定和流动两种。固定的训练班的课程包括党的建设和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等，教学方法上强调学员思考、讨论、质疑等方式，加深学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流动训练班，要求派专人采取面对面的方式，针对个别不识字的同志，讲解党的重要决议和文件，开展扎实细致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教育。

列宁室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红军连队及政府机关设立的，作为组织红军指战员和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园地。任弼时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高度重视在红军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他领导的湘鄂川黔省委在永顺塔卧创办了党校和红军学校，县区经常举办轮训班，强调要“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这必须经过党的组织、政治机关、报纸、列宁室等，进行系统的有计划的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他认为只有在人民军队中开展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教育，才能“不断地加强部队中的政治教育，提高一般指战员的觉悟程度，使每一个指战员不仅在战斗中成为英勇坚决的战士，而且还要他们懂得党的基本政策，使他们成为党的政策的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综上所述，任弼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入研究和总结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贡献，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作者侯先祥，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廖建，吉首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