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喜:论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独特贡献

论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独特贡献

李红喜

任弼时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基本方面之一，它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起，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几个关节点，阐述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作出的独特贡献。

一、在面临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

1927年，正当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随着北伐战争胜利进军时，蒋介石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却日益猖狂，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的斗争愈演愈烈，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和自身不成熟等原因，导致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发生。大革命面临着失败的严重危机。

在这历史紧要关头，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一方面向国民党右派作斗争，一方面同鲍罗廷、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坚决斗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在中共五大上，任弼时与瞿秋白、毛泽东等，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五大以后，共产国际发来《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继续对国民党实行妥协退让政策，在中央通过了对国民党的《十一条政纲》，自动地决定工人纠察队缴械。公开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任弼时后来将这些右倾错误概括为：“始终是退让，没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坚决领导土地革命斗争，以致不能取得小资产阶级群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与此同时，任弼时为总书记的“团中央对于党中央机会主义的投降政策是坚决地反对”【《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土地革命问题。当时两湖地区的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汪精卫国民党不满意农民这种“过火”斗争，更无心解决土地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提出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他所担心的是农民自动地没收土地会使联合战线破裂，主张国共两党共同讨论和解决土地问题。而任弼时等“主张领导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既反对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也反对鲍罗廷所谓打下南京自然可以实现、目前应训练人才的歪理。希望由国共两党合组委员会讨论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由国民政府颁布法令，自上而下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二是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问题。当时陈独秀等完全不依靠群众的力量，对于国民党不敢批评一味妥协退让。任弼时等认为“无产阶级应当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不赞成仅仅依靠两党上层领袖谈判的联席会议来解决一切纠纷。三是关于武装工农问题。任弼时等认为，工农是党的基础，军队又主要由工农分子组成，所以应当支持在工农和军队中发展组织力量，党要掌握自己的军队，并在军队中建立党和团的组织。

1927年6月下旬，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弼时在发言中，针对鲍罗廷对蒋介石存在幻想的右倾观点，明确表示：“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可是，陈独秀说任弼时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当鲍罗廷质问任弼时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时，任弼时坚定地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在讨论群众运动时，任弼时反问鲍罗廷：“若国民党不顾请愿仍拒绝采取行动呢？”鲍罗廷无可奈何地说：“那我们就聚集在这里并决定该怎么办。”【《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62—363页。】

任弼时的正确主张虽然没有得到陈独秀等的采纳，但在革命的危机关头，能够提出“无产阶级应当有独立的阶级政策与主张”，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支持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其路线和政策主要依据共产国际指示制定，甚至有些会议的主要文件直接由国际代表起草，乃至一些重大决策的依据，竟然是国际代表的个人意见。固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经有过很大帮助。但由于他们对中国情况不了解，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就难免有些不符合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期间，任弼时两度作为中央全权代表，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同并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在领导湘赣、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也进行了探索，丰富了毛泽东思想。

1.秋收起义爆发后，作为中央全权代表的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受挫后停止攻打城市的决定，支持了毛泽东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

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部队先后受挫的实际情况，果断决定暂时放弃夺取长沙的原定计划。他致信湖南省委要求停止原定长沙起义计划。湖南省委表示同意。但是遭到了在湖南的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马也尔的强烈反对。他将秋收起义各路的受挫，看作“只是部分的失败”，对夺取长沙来说是无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夺取长沙的条件是成熟的，还要求省委令毛泽东停止退却，重新占据行政中心县份，赶快实行长沙暴动。甚至向中共中央写信，认为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决议是“背叛”、“临阵脱逃”，要求中共中央“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工作”，“改组省委”。【《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72页。】中共中央19日派任弼时到湖南“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并严令查明15日省委决定停止长沙暴动“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显而易见，任弼时的态度和处理意见，对毛泽东是否继续执行长沙暴动计划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9月20日，任弼时从武汉赶往湖南，经过几天调查研究，制定了《湘省今后工作计划》，并向中央递交了《关于秋收暴动的情况与计划》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基本情况，肯定了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决策，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见解。更没有像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的那样改组湖南省委，他指出，“错过了时机固然是长沙暴动未能成功的原因，但是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参加暴动，如鄂南农民一样，实为整个暴动失败的极大关键。”【《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这就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成败与广大农民群众能否参与紧密联系在一起，正确认识了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作用。而“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马夜’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行军所到之地，没有替农民做出一点没收土地，屠杀豪绅的事实”。【《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页。】这就正确指出了武装斗争失败是没有开展土地革命的原因所在，表明他已意识到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正确关系，这是通过实践考察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在上述认识基础上，尽管中共中央强调执行计划“不许丝毫游移”，但他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否定了长沙暴动的冒险主义计划。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央政（治）局根据马也尔的报告，所决定的湖南工作方针是要苏、余继续向长沙进攻，长沙立即举行暴动。但至我抵长沙时，株萍路方面完全失败。平浏已不在我们手握”，“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们决定“长沙暂不举行暴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4—85页。】。任弼时这一鲜明态度，果断处置，保存了革命力量，使毛泽东能够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上井冈山，得以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

2.在中央苏区，任弼时率领的中央代表团虽然认为毛泽东有“右倾”错误，但基本肯定毛泽东，树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为毛泽东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力支持。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抵达中央苏区，4月17日，在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任弼时除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外，在中共中央原已有毛泽东“右倾”、“富农路线”等微词的情况下，认同会议决议中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总前委和苏区工作的充分肯定。如决议认为，总前委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对红军建设有“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而且“并未因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与此同时，在反“围剿”的过程中，支持毛泽东、朱德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根据地内各个歼敌的正确主指导方针。

经过几个月共事，任弼时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处事“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两次建议中央以毛泽东代替项英为中央局代理书记。筹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认为毛泽东对“二、三次战争的领导是成功的”。【《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结果，在全苏“一大”上，毛泽东得以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并当选为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这固然是由毛泽东在开创中央苏区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建立的很高威望得到党中央的充分肯定，任弼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也应予肯定。

对于任弼时这一时期的作用，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评价说，如果没有中央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任弼时支持毛泽东，也就是对他独立自主地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赞同和有力支持。

三、支持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原则，在与王明右倾错误斗争的关键时刻，向共产国际正确地宣传了毛泽东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形势正“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的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4页。】。但是，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党内的右倾错误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他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的行动限于国民党所允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他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对于王明的右倾错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坚决抵制。但是，由于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因此，在党员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向共产国际正确反映中国抗战中我党实际情况，1938年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前线调回任弼时派往莫斯科，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主要的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以便使共产国际更多地、客观地了解中国实际和中国党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持。

1938年4月中旬，到达苏联不久的任弼时及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报告大纲全面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5月中旬，任弼时和王稼祥一起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任弼时作了关于4月书面报告大纲的口头说明和补充。首先，他谈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抗战中的最基本任务，指出，在抗战问题上，“目前摆在中国党面前的最基本的任务，是防止和克服中国政府对抗战方针的动摇，以一切努力，争取中国能持久抗战，以求得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他分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必须更加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必须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地位就更高，合作就更有力量”。其三，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抗战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八路军和新四军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和群众工作、军事活动。“游击战争将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是在敌人后方建立强大的新的军事力量的重要方法”。由于中共在群众中具有雄厚基础，“在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将要取得更加重大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1页。】

任弼时的书面报告大纲和口头补充说明，由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引起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高度重视，扭转了他们对中国抗战中许多问题的认识。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共产党的巩固，它的独立性及它的统一，正是继续向前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和继续同日寇作胜利的斗争的基本保证。”“共产党应该运用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一切能力，去在日本军队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要以光荣的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帮助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在边区内应该实行彻底的政策与工作，以组织民众去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要使边区民主化，使它成为中华民国全国中最民主的组成部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4—96页。】；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指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3页。】同时号召开展国际援华，从政治上、道义上及物质上援助中国抗战。任弼时立即将该《决定》电传延安，9月8日《新华日报》全文公布。很显然，任弼时、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卓有成效，不仅争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中共和毛泽东的正确支持，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决议案》和《决定》是共产国际对中共和毛泽东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给予的高度评价。1938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会见任弼时和即将回国的王稼祥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肯定了中共的路线和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此前，共产国际派王明回国，要中共照搬别国经验；而今却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肯定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一重大历史转变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产生很大震动，成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关键所在。

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基本上克服了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了中共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并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基本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四、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主权国家就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

1949年3月，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在这个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关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这是一次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会议。任弼时出席大会，并作长篇发言，就什么是以城市为重心、怎样发展工业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提出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强调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是完全的独立自主。因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完全独立自主的基础，经济建设是文化、政治、军事各方面建设的中心。因此，“人民政权建立的开始就必须有建设”。特别是在进到大城市以后，“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建设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只有在经济建设有成就的基础上，文化建设事业才更利于发展，军事才更有力量，政权的民主建设内容才更能充实。”上述认识，早在1945年的七大期间任弼时就提出并反复强调了的观点。此时，任弼时进一步强调：建立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必须具备的政治、军事与经济三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虽然“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所谓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就是“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页。】这是关于经济独立的必要性。

对于经济独立自主的重要作用，任弼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时就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讲话中指出，边区已经有了一块比较完整而且巩固的和平地区，斗争任务应该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础来发展经济。“应该根据可能的条件和斗争的需要，在民主和建设上，今天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上，做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的报告中，任弼时谈到发展经济三条基本方针中的第一个基本方针就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他说：“上面我们指出边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边区的人力及资源的作用，努力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是可以迅速达到完全自给，可以完全摆脱对外的依赖而独立地主动地解决问题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9页。】

1946年春，任弼时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文件《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明确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他说：“目前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当是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页。】他确认，只有在经济上达到自给，才能保障长期革命战争的物资供应，才能在政治上独立自主，坚持斗争。“我们说解放区经济要独立自主，我们不能做殖民地的殖民地。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任弼时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防的思想，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中国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任弼时从不同层面为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和实践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的今天，研究任弼时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征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因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作者李红喜，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编审）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