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论析

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论析

董一冰 孙悦婷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精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根据其多年实践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深刻地阐述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今天，我们研究任弼时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大有裨益。

一、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倡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总结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制度。要想达到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正是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专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经验“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尤其是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有待发展的中国，适当的取其精华是很有必要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面对即将要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经济发展经验的缺乏成为俄国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首先提出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借助于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思想。他说，我们“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因此，我们就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发展生产力的知识和经验。学习它们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创造先进的生产设备。他强调：“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列宁意识到了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一个社会形态。他列出了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证明资本主义的成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之一，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在前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么，社会主义建立的过程中吸取资本主义的经验也就是必然的。列宁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这更加说明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资本主义，在这种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下，不可能一下子完全将资本主义从社会主义清除。列宁在提出建立社会主义不可离开资本主义而单独完成的观点的同时，也进一步总结了学习资本主义经验具体的方法和途径。他提倡可以利用国外资本主义技术、新科技和生产资料，通过租让制的方式或者高新聘请国外专家的方式来学习国外的资本主义成果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他又强调：只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我们就必须和他们继续做生意。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上的往来，从而在资产阶级那里学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列宁还告诫全体党人，只要能获得先进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我们便不惜从我们丰富资源中拿出几亿甚至几十亿的资财来换取资本主义的帮助。他认为只要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学到我们需要的，就需要付出代价，哪怕是几十亿的资财。同时，列宁也强调指出，对于刚刚进入建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它的经济、政治建设还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存在于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仍然有侵蚀社会主义的可能，因此在与资本主义合作学习的时候，应该注意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

任弼时不仅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还吸收了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意识到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并且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列入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当中。毛泽东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做过许多建设性论述，他认为资本主义本身的性质就是帮助社会主义，它是革命的、有用的，他说，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先进的成果发展我们的经济。他还说：“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在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同时慢慢建立起来的。为使私人资本主义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好的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且说：“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以保证私人资本主义在我们国家顺利的发展。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经济的思想前提下，毛泽东也明确指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策略方针。他认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有一定限制，毛泽东一直赞同孙中山提出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思想，就是不能让少数人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来操纵民生。他进一步强调：“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在拥有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也不能抛弃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因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了一定的规划，他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不难看出，毛泽东起初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非常认可的。但到了后来，毛泽东对于资本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页。】从而中断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探索。

任弼时借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毛泽东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成了其独立的思想并且运用到我国主要是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当中，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形成了有关经济建设理论。同时，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二、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任弼时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等文章中都系统阐述了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还在先后领导的陕甘宁和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充分体现出他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灵活性。

（一）强调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的国民经济应该存在着哪些经济成分是经济建设的首要问题。任弼时对此作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我国必须同时实行灵活多样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政策，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我们不仅要实行国营经济，还要合理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早在1945年，任弼时在《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文中提到，“北方有丰富的地面上和地下的资源，我们要善于组织合作经济和公营生产，同时使私人资本能获得正常合理的发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由于国营经济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雄厚的资金基础，因此它可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成为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可作为国民经济的辅助成分与公营经济相互补充。为此，任弼时指出：“在恢复和发展工业中，努力使中国达到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首先使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获得迅速发展的一切条件。”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巩固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将可能积累的资金，大量地投入到国营公司企业里去。但是，我们不可以忽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任弼时认为若想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就必须要在全国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1946年任弼时在《解放区经济建设和财政金融贸易的基本方针》一文中强调：“民主政权既不可能举借外债，也没有强大商业基础来积累资金。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力量，来繁荣解放区经济。”在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任弼时再一次提及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保证私人能获得一定利润以后，将其多余的经济力量为国家所用。在城市工业化道路发展过程中，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将官僚资本企业转化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对于许多私营商业我们要开展广泛的流通领域，联合大、小资本家成为一个强大的贸易交流体系，因此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企业在我国存在和顺利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促进商品的流通、增加工业水平、满足人民的需求、培养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时期许多民众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极端错误的行为。在各地出现了许多破坏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现象。在1946年至1948年这段时间，许多地区的干部群众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运动政策没有完全理解，因此在执行期间就出现了许多偏差。只要是工商业者，无论其是否有罪都会被列在清算之列。这使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出现了严重的恐慌，对城市经济造成严重的危害。任弼时将这种侵害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行为称为“自杀”政策。他还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以此来强调破坏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严重性。由于解放区还没有能力普设商店与合作社，工业农业生产出的商品，就必须通过私人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桥梁的流转才能使工业农业生产出的产品转向消费者的手中，因此任弼时认为，私人商业的存在是必要的。虽然商人也存在剥削，但是它本身不产生价值。同时，他也强调，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财产所有权进行严格的保护。任弼时还提出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税收的方法来对其进行保护，对其制定合理的税率，既不会阻碍他们的经营与发展原则，也不会对其过于放纵，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限制，防止其出现错误。

（二）强调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自力更生进行经济建设的作用

从国共内战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经济一直依赖于外界的捐助，对外的依赖性很大。直至1939年国共两党发生军事摩擦，国民党为了削弱共产党的实力在经济上采取了封锁八路军经费的办法，断绝共产党一切外援，阻断了共产党经济来源。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任弼时认为我们应脱离一切外部力量。“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找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并且提出“发展公私经济，争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政策。他指出，仅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完全独立还不够，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我们要利用好公、私之间的关系，努力发展生产力，达到经济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任弼时认为陕甘宁地区的农民虽然在减租减息的政策下提高了热忱，但是他们还很散漫，当即的重点是将这些散漫的农民组织起来大力发展生产力，因此任弼时提出了合作化思想。把个体经济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大合作社，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对于手工业和边区农业的劳动力，任弼时指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因合作化而节省出来的广大劳动力，去发展边区的手工业和农业上的副业。”由此很容易看出，任弼时所提出的合作化道路是在私人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利用公私的相互补充使生产力全面发展，从而达到经济上自力更生。任弼时还指出了个体经济在合作化道路上的主要作用，他说：“这种合作经济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任弼时主张的是在合作化道路中，保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让其能够更好的发展，提高劳动效能，促进生产力的提升。

但是，任弼时认为在我们的经济建设发展中，仍然存在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协调矛盾，虽然边区经济日益发展，但是还没完全达到自给，也就是还没有完全在经济建设上自力更生。在边区出现了物价上涨、金融发生强烈波动、社会生活不安等问题，任弼时对此现象作了分析，他认为：“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因此就产生物价高涨、金融波动的结果。”我们不仅要提高农业生产，调整政府和公营企业，还要大力发展群众的手工业和农业上的副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达到自力更生。此外，小商品生产者发展缺乏目的性，他们并不了解市场，生产也是盲目的。由于边区内部市场形成相互竞争的状态，许多投机商人借此时机从而获利，因此，我们要依照公私兼顾、互相合作的方针，坚持与投机商人作斗争。处处为人民着想，从人民利益出发，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生活需求。接着，任弼时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要形成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他说，“我们要经济上能独立自主，就要使公营的、私营的、人民合作经营的手工业、工业，以及农村的农业，都有一个发展，生产人民与军队大量的必需品和粮食，使我们对外贸易能保持平衡，以至出超，不去买蒋区的货物和美国货。”从根本上达到自力更生发展经济。

（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促进工商业的主导力量

我国的最终目标是要将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成为走工业道路的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建设中，任弼时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目的。1946年，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解放区指导经济建设，对解放区经济建设该如何展开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周密详细的思考。在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任弼时提出了解放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他说：“恢复和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发展手工业，创办必需的轻工业，逐渐恢复现有的重工业，争取解放区在经济上逐渐走到自给。”发展公私农业经济仍然是发展解放区最主要环节。由于解放区的基本经济情况是广大的、分散的个体农民的私有经济，并且我们没有强大的工商业，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私人资本的力量，最后达到使解放区经济繁荣的目的。农民才是经济建设中最主要的力量，只有农民富裕之后才能有计划地组织和利用农民剩余的财力去发展解放区的工商业。生产关系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任弼时在对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中，充分阐述了通过制度变革与政策确定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任弼时在《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一文中强调：“在边区，在和平局势下，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发展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中，尤以发展公私农业生产为中心。只有开展这样的经济建设工作，其他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抓好经济建设才是使人民丰衣足食的中心环节，并且他还提出了公私合作以后生产成果的分配问题，“原是建筑在集体劳动所得完全归公（为该集体的全体人员所享受）的基础之上，现在也充实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因素，个人能够分得一部分生产成果，而各人所得多少又是按其出力多少为比例，并要求各人都要有适合于公私利益的个人生产计划”。这样就使政府举办的农工商业合理有序的发展。任弼时又同时举例说明了公私合作的必要性，他说，自杨家岭的运输队实行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以后，运输员对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都大大的增强了，提高了运输效率。很显然，实行公私合作的分配方式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因此，他在发展农业方面也提倡实行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并存的经济建设方式。他认为，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适当的私营农业的产生才能带动工业不断的发展，能为以后发展工商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强调在农民的管理方面要采用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方式方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任弼时认为当时最关键的任务是要解决人民吃饱穿暖的问题，提倡农民多经营副业，多养鸡、鸭、牛、羊、养蜂等，都可以增加国民财富。他指出：“这些企业可以用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的方式，但必须保证能获得一定利润，求得成本低、质量好而产量又高。”他特别指出，在解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得到相应的发展是必然的，它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怕的，反而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中国多了一个帝国主义和一个封建主义，并不是多了一个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国家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因此，任弼时认为“在恢复和发展工业中，对于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私人企业，应当允许其存在与发展。党的这个政策，是在中国的条件下完全必要的。”中国要广泛开展和保护工商业，而我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我们要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农业，从而保证工商业在我国的大力发展。

三、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当代启示

任弼时是党内早期研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不仅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且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建国前夕，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外来援助在经济发展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经济应如何建设，向什么方向发展，引发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思考，任弼时为此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见转折很大，但这并没有影响任弼时对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思考，他将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并且提出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不能仅仅只依靠国营经济，而是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其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很大作用，因此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有个很好的发展。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时期，任弼时提出边区的经济建设要自力更生，因此首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任弼时重点强调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边区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论农村经济建设还是其他国营企业都需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在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任弼时再一次提出了我们要善于运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任弼时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使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对外开放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离不开私人资本主义的参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避免要依赖于国际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汲取了任弼时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有益成分，充分发挥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邓小平认为：“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为的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8页。】我国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源相对短缺，教育水平还很低下，面对着人民大量的生活需求，我国必须要快速发展，这就必须引进外资，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上的一种社会形态，虽然两种社会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所不同，但这并不阻碍其正常交往。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给我国经济建设带来的有利因素，一切应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来作为衡量标准。任弼时关于公私经济互相补充发展生产力，从而在经济上达到自力更生的思想也为新时期正确处理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邓小平也提出了“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他强调，“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在充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不可过分强调发展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既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同时也保持着一份清醒，看到两种制度的对立和斗争，警惕西方国家在输出资本、技术和产品的同时，输出其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抵制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作者董一冰，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悦婷，牡丹江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