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延安时期任弼时关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论述

浅析延安时期任弼时关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论述

梁琨

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是任弼时1944年4月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第三部分“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里提到的。这篇讲话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后经过重新整理改题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收入《任弼时选集》。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中央一再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反对铺张浪费、奢侈腐败。重温这篇讲话及任弼时关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论述，对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优良作风，践行中央提出的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要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40年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140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军队、机关和学校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边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任弼时总结说：“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生产虽然发展了，但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边区物价波动，通货膨胀，财政金融出现了紊乱。任弼时经过调查研究后发现，边区虽然在生产方面获得很大成绩，但在贸易、金融、财政等问题上，还有许多相当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恰当的组织和调节，还存在着未能协调配合的严重矛盾”【《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8页。】。1944年2月26日，任弼时在西北局常委会上说：“去年金融波动是一件坏事，但有积极作用，引起大家来研究。”【《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1944年4月的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正是应毛泽东的提议，由任弼时负责召开的，目的是研究治理财政金融问题。4月7日—8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的长篇报告。任弼时指出，从1939年底起，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在极端困难之下，我们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边区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第二，在私有制基础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这种经济形势的新特点，要求陕甘宁边区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上必须采取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然而，由于“我们有些直接负责管理贸易、金融、财政的同志和机关，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形势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也就产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错误，主要是偏右的错误”。

偏右的错误表现为“他们对于边区经济力量的估计不足，而对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的估计过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独立的主动的精神”。任弼时举了两个例子具体地说明。一是有同志“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认为不可能出超和‘出超无益论’，不赞成全面地管理对外贸易，不主张统销而主张对外贸易的自由等等思想”。二是有同志“在金融问题上，主张边币发行的外汇基金制和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法币是1935年11月4日起至1948年8月19日止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边区不再设银行、发行货币，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于1941年1月30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时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的思想，以及反对‘边币一元论’，在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的主张等”。

偏“左”的错误表现为“有些在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负责的同志当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任弼时在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说他们“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去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得在财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思想，我们的银行长期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不管边币黑市如何继续高涨。他们认为边币可以不费气力地回到两元一角的比价，放弃银行在扶植边区经济发展上可以进行的一些业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8页。】。

这些政策上的错误，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当时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任弼时认为必须有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他由此提出了关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三条基本方针：第一，“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第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第三，“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在第三条基本方针中，任弼时特别强调要防止和克服“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浪费。

二

任弼时关于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论述，正是基于上述政策中偏右或偏“左”的错误而言的。任弼时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他列举了“政策性浪费”的几种情形：一是政策的失误，“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这样就增加了购买支出，给出入口贸易的平衡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加重了边区政府的财政负担，造成了一定的浪费。二是执行政策不严，“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等价交换政策的掌握”。一些贸易单位没有严格掌握等价交换政策，盲目竞争，竞相压价出口，使陕甘宁边区对国统区的贸易处于一种不利的交换地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三是情况变化而政策不变，“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皖南事变后，为避免因时局变化而引起边区金融波动，加强在金融贸易方面同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边区政府规定边区银行及税收机关停止接受法币。持有边币的可以到银行兑换法币，而持法币到银行换取边币则一概拒兑，从而使边币脱离了法币的控制成为边区的一元化货币。当时，在执行以上政策的过程中，边区银行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但此后，不是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对这一汇价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而是把这种牌价固定化，这就使得在法币大大贬值的新情况下，银行不得不贴本兑出法币，给陕甘宁边区经济造成损失。四是超标准的消费规定，“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如滥发被服，肉食、油盐供给过量等。在窑洞、房屋、礼堂的建筑和修理上，也有不少的浪费情形。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货或代用品，而去购买外来品。五是取消了必要的规章制度，“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任弼时指出：这些由于政策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如果加以认真的统计，数目必在几十万万元以上，“假如能够把这些浪费的资财和金钱用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上，那是可以再生产出成倍于浪费数目的财富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336、337页。】。

当其时，边区的经济除改善人民生活外，还要准备足够的力量驱逐日寇、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和防止万一遇到的灾年。任弼时认为，积蓄力量的办法有两个，即“从生产中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不浪费，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因此，“一方面应当从组织人民生产中保障人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做到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那么，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呢？任弼时强调了以下几点：

1.节约的方针并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之所以要保证必需的消费和一定标准的丰衣足食的生活，不仅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战士与工作人员身体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队的巩固都有很大的作用。

2.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任弼时认为，1943年下半年的金融波动，除政策上的错误之外，基本的原因是入超。一些生活必需品边区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因而不能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正因如此，“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任弼时指出，由发展生产而替公家减少财政开支的事实，1943年已经做到，除粮食被服外，平均达到64%自给。1944年的生产运动更加展开，可以平均达到80%自给。有的部队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给，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给。西北局与杨家岭机关除粮食及部分被服外，已90%自给。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如果继续认真地发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两年之内，只要无突然变动，部队是可以做到完全自给的，机关及部分学校也可以同西北局、杨家岭并进。

3.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任弼时针对当时供给方面浪费严重的现象，指出要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减少应酬招待等。他还特别强调要注意供给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节省粮食，又可节省柴炭；改善运输制度，既可节省运输费，又可发挥运输力”。

4.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他认为，在节约问题上，既应使大家懂得厉行节约的意义和作用，又应实行“公私兼顾”原则，从物质利益上鼓励各单位和群众节约的积极性，保证节约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如1943年延安中直各机关节省粮食1100石，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进而1944年中直各机关又订出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办公费、印刷纸张等，规定40%归财政厅，20%归杨家岭，40%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如公家发给个人在生产中利用的物品，节约部分全部给个人。任弼时明确指出：“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0、339页。】

除了以上几点，任弼时还认为，一些缺点错误源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走上正确的轨道，因而难于免除。他在讲话中单列一部分，专门讲述“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为了端正有些干部鄙薄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态度，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

由此及彼，任弼时还提出了培养建国的专门人才问题。他要求各地党组织“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他深谋远虑地说：“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6、348页。】这既是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也反映了他一贯倡导的、关于抓住中心环节从一个环节过渡到下一个环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44年4月3日，毛泽东阅改了任弼时的这篇讲稿，写了如下批语：“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他还对讲演稿的第四部分作了修改。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后，力加写一段话：“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后，加写一段话：“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505页。】这一方面表现了毛泽东对任弼时的这篇讲演稿的赞许，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毛泽东对延安时期的经济工作及克服政策性错误的重视和强调。

三

实际上，无论任弼时所指出的当时边区经济建设中的浪费现象，还是新中国成立以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浪费情形都表明，这种“政策性浪费”比起其他一般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事业造成的损失更大，危害更甚。一方面，它的覆盖面广，牵扯的范围大，涉及的物资或款项大多不是小数目，另一方面，一般的政策决定常常是由单位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作出的，一旦出了问题，由集体承担责任，板子往往打不到个人身上。所以，这种“政策性浪费”更难于纠正。当前，党中央鲜明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

第一，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建立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1943年1月7日—9日，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到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时，列举了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官僚主义的几种表现后指出，官僚主义者一味醉心于许多“不执行的计划”，“在桌子上跳舞”，却没有考虑到计划可不可以行通以及如何才能行通。他语重心长地说：“要培养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很细致很精巧的工作，是一种艺术，所谓领导是艺术，就是指的这个道理。而经济建设工作又是很繁杂的艰苦的工作，就需要我们改去粗枝大叶的毛病，就需要在领导工作上更加有计划性、组织性和经常性。”他还细致地算了一笔账，“我们边区30万的全劳动力，花费在开会和其他勤务工作的时间，每年约为20万人的一个月时间，用它可能生产出10万到12万担的粮食，我们应该减少这方面的浪费”，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多开不必要的会，多花费有用的时间的老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7页。】这些都是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对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有益思考。

第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确保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为了弄清生产发展了，财政金融却出现紊乱的原因，任弼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在他留下的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了边区政府财政厅长南汉宸、银行行长王亚光、物资局长叶季壮、建设厅长高自力和边区政府副主席陈希云的发言和大量的经济数据。在这篇报告中，任弼时还用了七份细致精确的图表来说明问题，使报告的内容更加真实、科学、有的放矢。我们的党和政府也要建立健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民意求教专家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作用，使作出的重大决策不失误，从源头上防止“政策性浪费”的发生。

第三，强化认识，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不仅关系到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而且关联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在这篇讲话中，任弼时不仅把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作为一种工作作风，而且与“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乃至整个边区经济建设联系起来，将其作为财政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针来看待，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节约对于发展边区经济、调整生产与消费、节省政府财政开支、保障出入口贸易平衡、稳定金融物价、建立家务、积蓄力量等方面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与作用。我们的党和政府也要把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当作政府工作的一个抓手，引入公共财政管理和其他有关方面的配套改革命题，并将其与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联动，实质性地克服既得利益障碍，有效精简机构和监控公共资金使用全流程，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总体制度框架合理化这个深层次上，真正形成降低政权体系运行成本、控制铺张浪费和减少误配置的可行与长效机制。

第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加强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任弼时是一个很精细的人。为解决延安“鱼大水小”的矛盾，他从吃、穿、用、烧等多方入手，连四个干部一盏灯每年的用油量，六个干部每月一瓶墨水的年开支，都一一作了计算。在讲话中，他就边区当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三条解决问题的基本方针，正中靶心，有效地解决了财政金融波动的问题。可喜的是，中央近些年也细化了政策，连续出台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等，这些都能够对“政策性浪费”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体现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第五，努力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对“政策性浪费”的监督和惩治力度。在报告中，任弼时强调指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这样就能够使政策在较长时间内起作用，更带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效果。为此，当时边区建立和健全了预决算制度，金库、会计审计、供给标准制度以及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收支报告审查制度等，在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上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对当前而言，我们也要充分重视制度和规则的建设，把建章立制、法治化的工作做到实处，并在今后对规则和制度做持之以恒的动态优化。重点选择公众最关切、影响较大的经费事项，做深度分析解剖，有针对性地形成合理的对策和解决方案。

总之，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社会透明度越来越增强，公众通过微博、微信、互联网等媒体加强了对党和政府的舆论监督，这就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凸显了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何防止和克服“政策性浪费”，值得我们继续从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中汲取力量，得到启迪。

（作者梁琨，国家档案局教育处副处长）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