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柏坡时期任弼时的经济建设思想及贡献

浅析西柏坡时期任弼时的经济建设思想及贡献

王彦红

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较早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成员之一。从1927年开始注意研究党的经济政策问题直到1950年病故，任弼时自始至终都在不懈探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尤其是在领导西柏坡时期的经济建设中，对我国经济基本规律尤其是对城市经济建设的探索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一思想是任弼时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陕北和西柏坡时期就已经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的。

1940年春，任弼时由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当时，陕甘宁边区经济极度困难，任弼时对边区的客观形势作了冷静的分析，认为“目前时局的好转，归根到底决定于我们力量的增长，最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增长”。他反复强调发展经济建设是边区全部工作链条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去进行。党对这一思想进行了伟大实践，领导边区人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实现了经济自给，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积累了物质基础。

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全国政权逐步取得，他从革命的根本目的、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上较为深刻地论述了这一思想，指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新社会制度的建立，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343页。】所以，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的基本任务，除了保持这一政权，使之不受敌人侵袭外，就是组织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因此，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他曾再三告诫全党，必须认识经济与建设的重要，一切其他工作都应围绕着这一中心工作，并为它服务。

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全国胜利指日可待，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面对这一形势，任弼时指出：“我们要用最后的努力来实现这一全国胜利，同时又要用更大的努力来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个建设的首要工作是恢复和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以巩固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4页。】

任弼时从战略高度论述了城市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独立自主，这已经没有问题，但是还必须在经济上取得独立自主，才能算完全的独立自主。就是说，除中国资源上所没有的以外，我们完全可以自给解决。要有强大的机器制造业，还要有军事制造业，能够制造飞机、坦克、舰艇等等。这才在国防上也独立自主了。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过去‘左’倾错误也在此”【《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465页。】。旧中国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只占百分之十左右，任弼时认为，新中国要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工业的比重，至少要达到30%以上，所以，全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需要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因此，搞好城市经济建设在当时形势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实现工业化的途径

如何搞好城市经济建设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任弼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1.城市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工人阶级。

任弼时指出，所谓以城市为重心，“基本意思就是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包括轻工业、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并组织贸易；城市中的一切其他工作，如市政建设、民众运动、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党的建设等都应服从于工业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城市，就要把官僚资本的企业转化为国营企业，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私人资本也允许其有一定的发展。总之是开始工业化，这是城市工作中最本质的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必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学会在城市中组织、领导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人民，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一道去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

那么，我们怎样去依靠工人阶级呢？任弼时认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工人阶级。由于我党长期在农村中坚持革命斗争，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对农村工作有经验，而对城市情况不熟悉，甚至“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或在农民中工作很久的干部，对工人的看法有问题。有的认为工人为敌人造枪炮，是帮助敌人打我们。”“特别是发现有些工人加入过国民党，就怀疑工人不可靠，歧视他们，强迫他们登记国民党员的身份，甚至号召‘挖蒋根’运动，仿佛工人都是蒋介石之‘根’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对此任弼时耐心地教育这些干部，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指出工人中的这种情况，完全是被生活所迫的。工人阶级受剥削最深，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他们同大机器生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近代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代表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我们真正的领导阶级。我们要“把屁股坐在工人阶级方面”【《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页。】，解决好工人的实际困难。这是我们进行城市经济建设的保证。没有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城市经济建设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真正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而且必须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工业中去，到工人中间去，组织工人学文化、学技术，培养大批技术干部，造就大批专业人才，真正由工人阶级掌握工业，当好经济建设的主人。

其次，要从组织上确保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任弼时指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建设方针也应当有所转变，要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重点，在工人劳动群众中积极发展党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0—471页。】。当时，从党员的成分上看，85%到90%是农民，工人、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其他成分只占10%到15%。由于过去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是很自然的。我们主要靠他们率领和教育群众，取得了革命胜利。“今后还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靠农民党员建设工业那是困难的，要建设工业必须吸收大量工人党员，现在我们有了城市和产业工人，我们应该在工人中建立党的基础；如果我们在工人中没有党的基础，不能与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就谈不上真正依靠工人阶级。”【《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任弼时还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的文化政治水平高，团结性纪律性强。我们要依靠他们，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一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干部，培养出一批党内工作的干部。要有计划地加强城市党组织的建设，“城市党的发展对象，主要应是产业工人，其次是手工业工人、店员和学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2页。】。同时吸收雇农入党，并注意在革命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如何保证党员质量呢？他指出：一是严格审查，新党员要举行入党仪式；二要加强教育，健全组织生活。三要经常检查党员的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执行纪律。只有这样，党在工人和城市中的组织基础就牢固了，我们才能从组织上保证党的工作重心顺利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城市对农村的领导。

2.城市经济建设要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我们有了城市，要发展工业，把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的比重由现在的10%左右提高到30%、50%，资金从哪里来呢？第一，靠工业利润。这就是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提高技术，节省原材料，降低成本，增加产量，以更多的剩余劳动价值交给国家去发展工业。第二，靠农业增产。农民增加粮食和原料生产，一方面直接供给工业的需要，同时由国家组织大量农产品出口以换取机器设备。从今天的整个情况来看，积累资金最主要的还是靠农业，因为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毕竟只有10%左右，而农业生产是大量的。第三，靠税收。靠各种税收，不仅对工商业应当收税，就是对工人职员，一切有收入的职业者，也将准备要收税。为了发展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要把这看成是中国人人都有的责任。第四，举办内外债。这也是取得工业发展资金的一个来源，但我们不能把期望过多地寄托在这上面。我们外债不会很多的，内债可以在适当时期举办。内外债都是需要偿还的，而且是要付利息的。第五，提倡节约。我们要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新中国的建设，反对那种以为战争结束可以享福的论调。要认识到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要准备捆起肚皮来进行建设，我们才能有将来真正丰衣足食的基础。以上五个方面中，最基本的是依靠工人和农民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只有如此，才能增加贸易利润和税收，为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

3.培育适应经济建设的人才队伍。

“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要进行经济建设，就要重视人才。任弼时重视知识分子、科技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曾指出：各根据地必须“收集、培养和储存经济建设工作的干部。”“当我们进入大城市后，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旧的技术干部”，“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391—392页。】。此外，要培养大批新的经济技术干部。“没有大批的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优秀的可靠的新培养出来的技术干部——各种工程师、技师等，那就不要设想能够把中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9页。】。所以。政府要开办学校和训练班，有计划地训练出大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人才。

4.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随着我党工作重心迅速地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必须现在就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任弼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一样，也在认真地思索着如何引导全党实现历史性的转变，使全党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为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任弼时号召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针对当时有一部分人“以为革命快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的想法，任弼时认为：这是不健康的想法。我们取得的胜利还只是整个人民解放事业的第一幕。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变成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一个更艰巨、更复杂、更长期的任务。我们对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还缺乏知识和经验，全党对此必须善于学习，必须对新的业务新的工作钻进去，熟悉他，掌握他，必须向懂行的人学习，向非党干部学习，特别要注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节约每一个铜板，要有“捆起肚皮”来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准备。只要我们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就一定能取得经济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要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必须处理好两个关系

在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障碍和困难，如何应付。任弼时指出，要正确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1.进行城市经济建设必须处理好工业建设和农业的关系。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农业发展状况如何，都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太小，再加上战争的创伤，要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任弼时提出，资金来源中最主要的是依靠农业增产。他指出：“我们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强调发展工业时，决不能忘记农业，相反的，为了保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积累资金，以农产品换取外汇和机器等等，则必须努力加快发展农业。加快发展农业，也就是为着发展工业；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大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初期，农业上积累资金的意义要更大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我们必须加强农村力量，通过使农业增产的途径来积累资金发展工业，增加农业、工业的发展后劲，使工业、农业协调发展。

任弼时还进一步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阐明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他指出：“工农联盟，现在和过去主要是表现在给农民以土地，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农民，来实现联盟。今后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这样才能巩固工农联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9页。】这就是说，不同条件下，工农联盟的内容是不同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更多地强调从政治关系上来巩固工农联盟，而在建设时期则更多地强调从经济关系上来巩固工农联盟。

2.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促进城市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在党把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个关键时刻，如何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大问题。当时，私营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超过50%，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更大。“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就有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们有些同志在收复一些大中城市时发生了破坏工商业的冒险行为。对此，任弼时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对工商业，应采取保护和领导的政策，绝对不能破坏，破坏是一种自杀政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页。】

那么如何保护和领导工商业呢？任弼时认为必须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继续与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区别对待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要确定哪些是应当没收的工商业。我们只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归国家或人民所有，并且确定这些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一般工商业是应当受保护的。我们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而对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不仅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就是地主在过去减租减息时期将土地变卖而投资工商业的，也是要受到保护和鼓励的。在斗地主地财时，也不许破坏已有的工商业。这就使没收工商业的范围有了明确的政策界限。任弼时还进一步指出，我们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并不任其自由发展，它将在很多方面受到限制。工商业要收税，绝对不能有一概免税的错误思想。认为既要保护工商业，就到处迁就他们，大量投资给私营工商业而不向私营工商业者收税，这是右倾。但如果课以重税，不光使其不能获利，甚至使其难以生存，认为这就是“节制资本”，这是“左”倾。这个政策对于促进城市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时期，重温任弼时在西柏坡时期的经济思想及贡献，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王彦红，西柏坡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