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任弼时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潘泽庆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之一，任弼时高度重视军队的建设，对于为什么要创建军队、创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如何创建这支军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成功的实践，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目前关于任弼时军事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他对军队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更是鲜有论及。而任弼时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历史紧密相联的。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更加全面、更加准确地把握任弼时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以初步的探讨。

一、强调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人民解放军最根本的建军原则，是80余年来被实践证明了的其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最根本的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任弼时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并强调全党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原则。同时，他就如何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一）强调党必须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弼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创建了人民军队，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党要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此不能有丝毫模糊的认识。他说：“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必须而且能够领导其他的组织，包括政府、军队、合作社和工农青妇群众团体都在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1931年11月，他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要“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在湘赣苏区和湘鄂川黔苏区，任弼时不但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和巩固党对红六、红二军团主力军的领导，而且还大力加强党对独立团、独立营及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的领导。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由于部队所处环境的重大变化，任弼时认为这更加重了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最为迫切的任务。他说，红军改编后具体的作战任务变了，但红军的宗旨没有变，阶级斗争也还存在。认为红军改编后就成为国防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区别，这是错误的。他强调：红军改编后，总的原则是“保证党的领导”，“成为抗日的核心”；“提出保证党的绝对领导有特殊意义”【《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他还指出，红军主力改编后，部队的使用要争取独立自主，万一蒋介石的命令下来，使我们自主范围很小，这就要求在山西“我们有得力军事代表，能共同解决问题”【《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1938年，他向共产国际提交的报告也指出：八路军虽然是国民革命军，“但原来红军时代的各种制度仍然是保存着的，并仍旧保持着共产党在这一军队中的绝对领导。我们也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这一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决不放弃或稍减弱对八路军的领导。”“在八路军中，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共产党在八路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可以说，党要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任弼时在指导军队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二）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弼时认为，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处理军队与党的关系问题时必须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他指出，在革命战争时期，党、政府、军事机关是三个主要的机关，“我们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91页。】那种“把军队看得比党还要大，不尊重党，向党闹独立性”【《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页。】的倾向是必须根绝的；脱离了党的领导，这个军队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就不再是人民的军队，就得不到人民的拥护。他批评了军队中某些干部、特别是个别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这种想法的人欲在部队中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若要调动他部队中的人员，他是不愿意的，若要他自己离开原来的部队，他更是不愿意的；在处理与党的关系时，“往往是利用他在部队中的地位与势力和党对立起来”，“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任弼时认为，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军阀主义倾向。他还分析了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指出：一方面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之一是武装斗争，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军队自然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这就使某些军事干部主观上产生了一种自高自大的心理，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天下都是他打出来的，甚至党和政府都是他一手创造的；另一方面，有些干部在新的环境中失掉了警惕性，沾染了中国旧社会中的军阀主义的恶习，忘掉了自己是革命军人，模糊了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认识。任弼时指出：“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他还以贺龙同志一贯坚决而忠实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从不以军队势力和党对立，不把军队看得比党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与张国焘拥兵自重、分裂党和红军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教育大家，要求军队干部自觉将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长征期间，任弼时还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作了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将红军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最终促成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维护了党对红军的集中统一领导。

（三）强调军队中要发展党员，加强党组织建设。任弼时非常重视党员及党组织在军队中的作用，认为发展党员、加强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1928年，他代表中共留守中央修定的《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红军中应建立党的组织，团设立支部，连设分支部，党员人数多的连可暂设支部。在湘赣苏区工作时，为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任弼时提出应征调党员干部到红军中去；同时，要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建立与严密党的组织，“彻底肃清关门主义和拉夫式的发展，要大胆的向工人雇农苦力开门，以加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页。】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提出，为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力量，“应注意党员的大量发展，惟吸收新党员时，须有慎重的选择。”【《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页。】不过，任弼时也指出：“仅仅有了很多党员还是不够的，必须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领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1934年冬，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针对因受“左”倾错误影响、红二军团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几乎陷于瘫痪的状况，任弼时将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作为红二军团建设的中心任务来抓，并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党员干部到红二军团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红二军团发展了一大批党团员，恢复了各级党组织并在部队中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参与制订了《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在新的环境中，“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在党的组织建设中，任弼时特别强调要抓好支部建设，因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因此在每一个连队中应建立党的支部，同时要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这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任务，“这对巩固党的领导，保证党的政策之贯彻实施，是有极重要意义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1、456页。】。他还指出，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建立支部委员各个负责制度，加强集体领导，纠正个人包办方式”【《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5页。】，使支部“真正成为执行党每一决定的机关和群众中间的核心”，“这才是健强和巩固了党的领导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四）强调要改善党在军队中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任弼时认为，要加强和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一个重要任务，特别是环境、任务变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要随之改变，否则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就很难做好，党就会与军队中的群众脱节，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比如，“和平环境的建设工作和战争环境的战争动员工作，性质不同，进行的方式也就不同。过去的老一套方法，在今天和平建设任务之下是不适用或很少能适用的”；“我们的军队是在不断的战斗中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建立了战争时期的一套制度和工作方法，但是对于和平驻军时期的一套工作方法，就没有经验。”【《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283页。】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还是照老样子办事，必须有适应新环境的新的工作方法。他还指出，某些干部在工作中感到苦闷的原因之一，就是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已经不适用于新的工作环境，而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感到“棘手”，感到办法少，这也说明了转变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必要。他强调，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扩大民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不过，“军队是集中的军事组织，军队中民主的范围是比较狭小的”，可以考虑“在一定的时期内，部队中党的组织内的民主可以有意识地扩大一些，发扬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揭发与批判部队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296页。】，这对加强军队自身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任弼时还强调，正确地扩大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但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揭发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缺点、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

二、强调人民军队来自人民，要为人民服务

军队是一个武装集团，是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工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从属于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建立与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之一。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于人民。

（一）强调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武装是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因此，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开展武装斗争，必须建立人民军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544页。】。对此，任弼时有着深刻的认识。1924年，他在莫斯科学习时即认识到军事运动是夺取政权的“一种特殊运动”，“是我们所必须注意的”【《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1944年，任弼时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谁武装力量大一些，谁讲话才会有力量”；世界上的事都取决于力量之大小。有力量，再加上政策正确灵活，就能战胜敌人，维持和平，说话有人听，办法能实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更是只有力量才能解决问题”，“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88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形成和共产党能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就是由于它有力量、有群众、有武装。“毛泽东学说中的基本一点，就在于懂得搞力量，不仅是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而且还创造出以农民为基础的武装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他还指出，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取决于我们力量的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人民武装的发展壮大。因此，他在给即将到南方开辟新区的八路军指战员作报告时明确指出：部队南下后“首先就是要搞武装”，在“日本人占领的地方要建立和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将来党领导的军队如能发展到100万左右，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有力量。而且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才可以使国民党在某些方面表示一些进步；也只有当我们力量更大的时候，地方实力派和中间派才会跟着我们走。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又指出：今年如再歼敌100个旅，则国民党军将至310余万，而我们兵力将由现在之280万增加到300万以上，“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页。】，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就有了保证。

（二）强调共产党所要创建的武装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基于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任弼时高度重视党的武装力量建设，并提出了创建和发展壮大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军队的思想。早在大革命时期，任弼时就主张共产党“应当在工农中建立自己的力量”，“在军队中创造我们的力量”【《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弼时更加注重工农武装建设问题。1928年，他修订的《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党在割据区域建立的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红军中须极力减少小资产阶级成份或旧式雇佣兵，因为这容易削弱红军的基础，红军须有广大的工农分子参加，特别是赤卫队中的积极分子和党员应加入红军，成为红军的中心成分；红军的生活应力求工农化，官兵之待遇一律平等；要注意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在红军中建立党的组织；等等。这些规定为后来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年，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指出：游击战争“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并且须注意由群众中产生武装的组织”【《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后，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任弼时将扩大和巩固红军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多次撰文指导扩红工作。在湘赣苏区，任弼时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充实和增强红六军团的力量，仅1933年6月至8月即扩红4200余人。他不但重视主力部队的扩大，也重视地方武装的培养，强调要纠正“忽视地方武装的严重错误”，“要吸引最广泛的工农群众加入赤少队来扩大这一红军后备军组织”，“加强对地方武装的政治军事教育训练”。【《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他又大力加强红二军团的建设，要求“努力在短时间内使部队扩大一倍”；同时，“加紧干部的培养，加强新战士的教育训练，最大限度地巩固新扩大的力量”；并强调：“在扩大红军时要注意多吸收工人、雇农，提拔干部要特别注意工人、雇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5页。】全国抗战爆发前，任弼时指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千百倍地加强红军的有生力量是极其重要的任务”【《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70页。】，要求各部队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扩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仍将发展武装、壮大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军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部队利用一切时机发动群众，壮大自身力量，从而战胜敌人。

（三）强调人民军队要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任弼时指出：“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它是从人民中间生长出来的，是人民当中比较觉悟的分子所组成的，是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斗争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正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所以它和老百姓的关系是互相依存、血肉相连的。一方面，老百姓依靠军队来保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所得到的果实；另一方面，军队也必须依靠老百姓才能生存、巩固与发展，依靠老百姓才能打胜仗。比如，军队吃饭靠老百姓供给粮食，打仗靠老百姓帮助运输、抬担架和打扫战场，有缺额或扩编时要靠老百姓来补充。“因此我们党自有武装以来，从很小的游击队到大规模的红军兵团，以及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与老百姓及地方的党政机关建立着亲密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268页。】他还说，我们时常把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比做鱼与水的关系，就是说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基于对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上述认识，任弼时无论在土地干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始终强调军队要与人民紧密结合在一起，绝不能脱离群众甚至是欺压群众、损害或侵犯群众的利益，并坚决制止和纠正部队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他说：人民军队“对敌人是毫不留情的，是需要霸道主义的，打起仗来，冲锋陷阵，杀死敌人，以求自己的胜利”；“但是它对于人民就不应该霸道，而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为此，就要使每个指战员“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任弼时还指出，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革命的军队，其另一种表现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就是干部与战士打成一片，干部经常关心战士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与战士同甘苦、共患难，为战士服务；同时，战士尊重干部，自觉服从干部的指挥。

三、强调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注重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

政治工作是人民解放军的生命线。任弼时在军队工作其间，长期领导政治工作，坚持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注重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为推动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及保持部队的团结、稳定，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花费了大量心血，并摸索总结出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一）强调政治工作的生命线地位。重视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弼时在指导军队建设时一贯坚持的思想。早在1928年，任弼时就指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必须特别注意”；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负责进行政治工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页。】在湘赣苏区工作时，任弼时批评了“一部分干部特别是军事干部对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因此忽视政治工作，甚至取消政治工作”【《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页。】的错误做法。长征其间，任弼时又指出：部分指战员“对于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从而“形成一种不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反抗政治工作路线”的错误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加以克服和改正。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弼时先后出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全军的政治工作。为此，他发布了一系列文电，要求全军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以保证党的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1937年12月，他在向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埃尔斯·卡尔逊介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情况时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我军的心脏和灵魂，“我们的武器处于劣势，但我们可以用政治教育来弥补不足”【《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2页。】。1938年初，他在总结山西抗战的经验时也指出：“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建立健全的政治工作。应视政治工作是巩固和增强战斗力量的武器，是抗战军队的生命线。”【《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1943年，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上再次强调：“我们的军队是有优良的政治工作的传统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机关和部队中的党，有其极高度的政治威信”；“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我们军队内部，建立了优良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二）重视建立健全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在部队中实行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是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为此，任弼时在长期领导部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中，始终重视建立健全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在担任湘赣军区政治委员期间，任弼时就强调：应根据政治工作条例，“完全正确的建立政委制度”，“广泛开展与反政委制度的斗争，消灭反对政委制度任何倾向”；“健全政治机关组织”，独立团和各军分区政治部（处）一律健全起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4页。】与红二军团会师后，他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干部帮助红二军团的两个师建立了政治部，并报经中革军委批准后将红六军团政治部作为红二军团政治部，红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他还将“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作为红二军团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他的指导下，红二军团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逐步得到健全。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政委取消后，政治工作干部情绪不高，政治机关较弱”，“党的工作削弱”，贪污、腐化、浪费等不良现象和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开始滋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为改变这一状况，他与朱德、彭德怀于10月19日联名向中央提出《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张闻天与毛泽东在复电中表示：“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2页。】两天后，八路军总部下令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这一制度的恢复，对于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任弼时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在部队中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以保障政治工作的开展。

（三）重视干部工作。干部工作在军队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弼时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大党，有这样多的军队，又是领导政权的党，许多事情都要依靠干部去做”；“军队中的干部，是有模范和决定的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252、154页。】。因此，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就非常重要。干部工作做不好，就会影响到军队的建设甚至是党的事业。选择干部应从政治条件和工作能力两方面出发，要选拔的干部必须有较强的政治和军事素质，忠诚于党和党的事业，在作战中坚决勇敢。那些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贪生怕死之徒，是不能担任军队干部的。他说：“在红色战士中，有很多的天才家，我们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大胆的提拔工农干部”，“以加强红色武装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6页。】。他批评了个别部队在使用干部方面的错误做法，指出：不按干部的“政治觉悟程度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这是极错误的。同时还有一种对新干部不信任的倾向，这也是有害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另外，他还批评了某些干部中存在的脱离战士群众、只图自己享乐的倾向。他说：有这种倾向的干部对战士漠不关心，这种干部相互之间也从正确的原则关系而变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他们的思想和品质是在逐渐蜕化着。这些人虽是少数，但“他们破坏了革命军队过去所建立的各种严格的优良的制度”，“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70页。】，是非常危险的。为使用好干部及确保干部的纯洁性，任弼时指出，对于已经在部队中担任领导的干部，要重新审查其是否称职、是否适宜于做领导工作，“不称职的或不适当的，必须加以调动，另用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去代替，或者给以训练，培养与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同时，要加强干部党员的党性教育与锻炼，坚决清除享乐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各种不良倾向。“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了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组织上要进行帮助和教育，不要随便给一个同志作结论。如果他能改正错误，还可以继续做领导工作；如果经过说服教育，有些人硬是不改，对这样的人应该加以纪律制裁。

（四）重视群众工作。开展群众工作，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任弼时认为，做好群众工作，对于建立巩固的军民关系、配合军队作战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1928年6月，任弼时在讨论中共临时中央致红四军的指示信时强调，红军要注意深入发动群众，“如果没有群众基础和很好的布置，在敌人围攻时是危险的。”【《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1935年1月，面对十余万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任弼时指出：苏区有几十万拥护红军的群众，“我们组织和领导得好，这几十万群众能当十万、二十万军队的力量”【《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因为他们能从四面八方迷惑、钳制、疲困敌人，便利红军主力各个击破敌人。为此，他要求苏区每个党员及全体红军指战员都去做一件战争动员的具体工作，成为战争的组织者。全国抗战爆发后，任弼时指出：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这种民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不仅军队要做，党、政府和其他民众团体也要共同去做。他在向国际友人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时也指出：我们的军队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只有人民参加抗日，我们才能胜利。把人民组织起来，既是抗战胜利的保证，又是战后争取民主的保证。八路军与人民是鱼水关系，通过对群众的工作，可以使部队建立起与群众的密切关系；通过对群众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为什么与日本打仗，怎样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如何在内部和睦相处，如何尽义务和使用权利。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仍强调：我们的部队是人民的子弟兵，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宣传队，必须抱着军政一体、军民一家的态度去做好群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良好的军民关系。

（五）重视瓦解敌军工作。瓦解敌军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任弼时较早就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28年，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兵运策略》的通告中指出，为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各级党部及团部“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若是我们不能加紧士兵运动，客观上即是增加一切工作的困难与危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5页。】1935年初，为打破敌人对湘鄂川黔苏区的“围剿”，任弼时要求苏区全党“应注意瓦解白军的工作，除对白军士兵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外，应利用各种关系打入白军活动”，“努力进行瓦解白军的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更加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多次就如何瓦解日伪军作出过具体指示。1937年10月，鉴于平型关战役中日军拼死不肯缴械投降的情况，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八路军政治部制订颁发了《关于开展敌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强调开展瓦解敌军工作“是目前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要求各部队在日军所到之处注意散发对敌宣传品，用中、日文刷写标语、口号；优待日军俘虏，医治日俘伤员；各师、团派得力干部主持敌军工作部，并配备适当工作人员。同年11月，八路军政治部又颁发了《关于伪满军工作的指示》，就如何进行瓦解伪满军工作作出部署。解放战争时期，为补充部队，同时也是为了促进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任弼时提出“要努力争取俘虏，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8页。】。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不仅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对于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和正规建设，注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教育和训练是军队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无论战时还是平时，在军队建设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逐步实现军队的正规化，是军队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军队自身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任弼时非常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正规建设，强调要通过加强教育训练和正规建设，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一）认为新兵或新部队通过教育训练同样能具有战斗力。搞好教育训练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任弼时认为，即使是新兵或新组成的部队，通过教育训练也能使其具有战斗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部分干部存在的“新兵不好带”、“新兵没有战斗力”等观点，任弼时就指出：这是一种不相信群众的错误认识，要看到部队中的新战士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只要我们从积极方面加紧对新战士的军事政治训练，又有老战士作里面的骨干，新战士同样是有战斗力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有些人感觉部队增加了新兵而未经训练，很难作战，更以为新组成的军队是不堪用以与日寇作战”的观点，任弼时指出：未经长久训练的新战士，在军事技术上是比不上久经训练的老兵，然而我们应当看到，新动员补充或组成的部队有其自身的优点。首先这些新战士是在中国遭到日本侵略、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中被动员起来的，他们具有拼死救国的决心，他们会忠于自己的职守；其次，新动员的战士绝大多数是从田野、工厂或其他职业初脱离生产来的，没有某些老兵的不良习气与嗜好，而且他们刚脱离生产，了解老百姓的疾苦，不会随意去侵犯人民利益，从而更有利于建立密切的军民合作关系。任弼时认为，这种军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学习进度必定很快，各种纪律也容易建立起来。具备这样政治质量的兵员，加上优秀的干部和健全的政治工作，“迅速完成必要的军政训练，如果能够，再加上新式武器的装备，这样的军队是坚强而有力量，可以抵御日寇的进攻，直到最后击败日寇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4—155页。】他还提出了“练兵以增强战斗力”的响亮口号，认为部队“要实行精兵主义，从提高技术、战术、体力以及加强政治工作中增强战斗能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二）重视教育训练的组织性和计划性。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长期处于分散、流动作战的环境中，部队的教育训练很难统一，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正规建设。尽管如此，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任弼时仍强调要做好教育训练的组织性和计划性。1935年1月，他在红2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话时指出：部队各部门和机关“工作应有计划性、系统性”，“应提高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为此，他要求尽快建立健全军事行政机关和政治机关，强调这是红2军团建设的重要任务。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同彭德怀于1937年2月电示红军各兵团领导人，要求各部队抓住这一难得的和平时期，定出一个月的军事教育计划，根据实际情形，对新老战士及不同级别的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以使其能熟练掌握相应的军事动作或战术要领等。电报还要求各兵团参谋长应经常召集教育会议，检查教育工作，创新军事教育管理方法。同年12月，八路军扩军工作暂告结束后，为加强对新战士的教育训练，巩固部队，他与朱德等人发出了关于教育训练新战士的训令，对军事训练的内容、步骤、方法、时间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八路军各级军政首长立即行动起来，以保证新战士教育突击计划的顺利完成。1938年1月，他与朱德、彭德怀联名发出的关于广泛开展华北游击战争的指示强调：“所有军政干部，除应有紧张的工作外，应加强军事政治的学习”，并要求“各级军政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进行军、政教育的指导与检查”【《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在复杂、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人民军队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教育训练，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和较强的战斗力。

（三）重视部队的军事、政治及文化知识的教育学习。部队的教育训练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任弼时认为，这几方面都很重要，都不能偏废。在湘赣苏区时，任弼时就强调：“为了要避免一切武器给与我们不应该有的损害，夺获敌人的任何武器能马上使用，以增加我们的战斗力量”【《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68页。】，应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使指战员主动地学习劈刺、射击、游击战术与防空、防毒等，以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在湘鄂川黔苏区时，为提高红2军团的战斗力，任弼时强调，要“以最高强度来提高军事技术”；要作到短期内每个战士都很纯熟地使用手榴弹、会刺枪、会射击，班排长还要学会使用机关枪；干部要特别努力学习新的战术。同时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养，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了解当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奋斗到底。要“反对保守主义和狭隘经验论”，“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朱德、彭德怀多次发出指示、训令，要求八路军各部在扩大自身的同时，抓紧时间进行教育训练。在政治上要加强八路军性质、宗旨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策略、政策的教育，提高其政治觉悟；在军事上要加强夜战、防空、防毒及土工作业、射击等方面的技术、战术的教育，使大批新战士迅速成长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之熟练战士。任弼时认为，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必须以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因此，他还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化知识学习，要求官兵尽可能地多识字，多读报，指挥员还要力争能写普通的通报和命令。他参与制定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也强调，部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5-306页。】。

（四）强调部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纪律性。任弼时认为，对部队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建立严格的纪律，是加强部队正规建设、提高战斗力的必然要求。因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反对游击主义习气，要清除一切涣散部队纪律、影响部队集中统一领导的各种不良倾向和现象。1935年，任弼时就曾指出，作为正规的红军，“我们不但要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意志下行动，而且要在它的战术意志下去进行战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在这方面，与过去游击队时是大不相同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长征期间，为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图谋，任弼时于1936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出“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9月，他又和贺龙等建议“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290页。】。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八路军处于分散作战的环境中，但任弼时仍强调要加强对部队战略上的统一指挥，加强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整顿军风，严格纪律，“开展反贪污、腐化、不爱学习及一切不良倾向的斗争，保证我军光荣传统，向正规军迈进”【《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对于破坏纪律分子，要进行相应的处罚。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在集中兵力进行大兵团作战成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情况下，任弼时更加强调军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性。他说：“所谓正规化，即是‘机械化’，机械一点，螺丝钉配合得很合拍”；“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的问题”。而且越是接近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他还指出，加强纪律的条件之一，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军队“必须有制度”，“制度定下必须遵守”【《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任弼时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宝贵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和采取的一系列建军方针、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时至今日，学习和借鉴任弼时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贯彻落实习主席提出的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加强和推进人民军队建设，使人民军队更加有效地履行肩负的历史使命，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潘泽庆，军事科学院）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