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的军队听党指挥思想及历史贡献

任弼时的军队听党指挥思想及历史贡献

阚延华 付津

任弼时是我党我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创建和领导我军的伟大实践中，曾先后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党代表、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川黔边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抗战时期，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回顾任弼时的一生，他对军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性有着较早且深刻地认识，为确保军队时刻听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丰富了军队听党指挥的理论与实践。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之际，深入学习和研究他的军队听党指挥思想，对确保我军永远听党指挥，实现强军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较早认识到军队听党指挥的重要性，强调服从党的领导是首要的政治纪律，并将其贯彻于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实践全过程

在任弼时的革命生涯中，他很早就指出，“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可见，任弼时把服从党的领导作为军队首要的政治纪律来强调，他对军队听党指挥的深刻认识伴随着他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阶段。

早在1928年5月，任弼时改定的《军事工作大纲》，对人民军队的组成、名称和任务等作了最初规定。大纲指出：红军必须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治工作，正确处理与地方的关系；省委、特委均应建立军委，“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可见在红军初创时期，任弼时对党在军队中地位就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让军队时刻听党指挥，是任弼时对人民军队创建的重要贡献。1931年，任弼时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再次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64-465页。】任弼时在决议中，再次将党对军队的指挥权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将军队听从党的指挥作为首要的政治纪律来强调。他说：“防止一切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的倾向，尤其是在红军中，要防止这种不正确倾向的发展，以至于妨碍红军的统一指挥”【《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页。】。他认为没有这条政治纪律作保证，红军就失去了统一指挥，失去了打胜仗的基础。在红军创建伊始，任弼时就把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明确军队听党指挥是政治纪律，他的这种思想对创建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具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军队部分党员头脑中淡化了听党指挥思想，出现了单纯军事观点。任弼时及时地发现了这一苗头，对其进行深入剖析后指出，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带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他倡导要在红军中认真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正确处理党同军队的关系，明确红军只能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和指挥，决不能把党看作是红军的附属品。任弼时还强调：“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害倾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在党和地方武装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指出：“如果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便不能发挥其英勇伟大的作用，来担负其在土地斗争与革命战争中的光荣任务。”并且规定了“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1934-1936），1984年版，第192-193页。】任弼时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进一步阐明了党与红军、地方武装之间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使得广大指战员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听党指挥的政治纪律，确保革命武装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进入抗战时期，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他又多次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听党指挥的重要性。1938年4月，任弼时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八路军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各种制度均无改变。5月17日，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任弼时在书面报告的口头说明和补充中又指出，目前的斗争环境较苏维埃时代更为复杂，斗争的形势越是复杂，八路军、新四军越要坚持听党指挥的政治纪律不动摇。中国共产党要“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军队听党指挥。每个指战员都要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提高思想觉悟，提升警惕性，“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页。】。同时，他还指出：不管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我们建立的群众武装组织，更是保持在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展的游击战争正是因为有坚强的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所以才成为最后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力量。

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任弼时认识到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军队的发展，进一步强调听党指挥的政治纪律，统一全党全军的意志和行动是夺取全国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1948年9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由农村走向城市”，“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现在，任何一个师、一个纵队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就要使我们军队遭受损失，使整个战役遭受失败。今后要集中更多的兵力进行作战，为了战争胜利，只要是共产党的部队，都要坚决服从指挥，不准许有任何违抗。在即将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任弼时再次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和指挥这一政治纪律，对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尤其是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确保军队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时刻听从党的集中统一指挥，确保最终取得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坚决反对“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强调听党指挥就是听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维护了军队的团结统一

任弼时认为，我军是党创建和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队的性质决定了我军必须听党指挥且只能听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任何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分裂军队，不能破坏军队的团结统一。任弼时针对军队中出现的军阀主义曾深刻指出：“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势力的坏想法。他们想要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在他的脑筋中，觉得军队比党还重要，这种思想与‘军权高于一切’、‘以军治国’的军阀主义思想不是没有联系的。这样他就会对党的领导不尊重，对党的政策不研究，更不必说去坚决执行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这种思想是十分危险的，“如果我们不严正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想办法去克服它，任其自流地发展下去，那是可以使我们的军队逐渐变质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在军队出现各种闹独立的军阀主义行径、事关军队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任弼时挺身而出，坚持原则，教育和引导广大指战员认清错误，自觉地站在党中央正确的一面，坚定不移地服从党中央的指挥，确保党中央牢牢掌握军队。

1935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在会师之前，身为红二、六军团政治核心的任弼时，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闹分裂的情况是不知道的。在张国焘的心目中，党是一个股份公司，红军是他个人的资本，不讲原则，没有是非；谁资本大，谁就应当占有多大的权利。张国焘在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前虽然取消了他另立的“中央”，但他仍坚持要与党中央平起平坐，主张“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职权由驻国际代表暂行行使”。会师前后，张国焘又大造舆论，企图施加影响，千方百计的拉拢任弼时，想让红二、红六军团和他一起走，甚至提出对红二、六军团行使直接指挥权，并假借中央名义向两军团擅自宣布所谓的“军事上的统一”。张国焘的这些分裂行径，使得红军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险。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认为坚定维护听党中央指挥的最高原则，拥护党中央为最高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最迫切的问题，他指出：“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中共党史资料》第44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他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

一方面，坚决抵制张国焘对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污蔑，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任弼时看到张国焘派“工作团”送来的包括《干部必读》在内的文件和材料，里面有攻击、诽谤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言论。在与红四方面军的部分人谈话中，他也听到他们攻击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言论，而且“讲得很坏”。经过与贺龙、关向应研究后，任弼时下达指示：张国焘派人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除保留一份外，其余全部烧掉。对红四方面军来的人，告其只准讲团结，不准进行反中央的宣传。

另一方面，坚决抵制张国焘分化和拉拢红二、红六军团，旗帜鲜明地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到了甘孜的第一个晚上，张国焘与任弼时谈话，要他离开红二、红六军团，他想调换二、六军团的首长，并另派政委，遭到了任弼时的坚决反对。后来张国焘又派人向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说要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想以多数压倒少数，通过决议拥护他。任弼时质问他：召开两个方面军的干部会，由谁作报告？发生争执，由谁做结论？【《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35-436页。】并且严肃地告诉张国焘：二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有最高的信仰，二方面军的干部从来不盲从，你如果强迫他们反对党中央，那他们就要闹翻脸，他们是不认识你的。

为维护军队的团结、避免分裂，任弼时在与张国焘斗争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与党中央联系，建议党中央统一集中领导和指挥。1936年7月，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中共党史资料》第56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他建议在红军三个方面军靠拢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文献和研究》1987年第3期，第21页。】。同年9月，任弼时等又向中央提出第二个建议，建议成立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军委主席团，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中央于9月21日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此间军委以毛、彭、王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0页。】。这时，尽管张国焘对于中央建立军委主席团的决定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迫于各方压力还是在9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明确表示服从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此，在任弼时的积极建议和努力下，实现了党中央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

任弼时以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对党的忠诚和负责，采取多种方式，做各方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威，维护了军队的团结统一。

三、重视和强调军队在“思想和意识上的一致性”，注重加强政治教育，为确保军队听党指挥筑牢坚实的思想根基

任弼时认为，只有思想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军队要听党指挥，首先要求指战员从思想上听党指挥，“没有思想和意识上的一致性，就不会有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任弼时在工作中，有目的、有步骤、循序渐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思想上提高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把听党指挥的思想植根在每个指战员的头脑中。

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明确为谁打仗的问题。任弼时在湘鄂川黔苏区主持工作时，分田突击运动进展迅速，很快完成了分田工作，贫雇农获得土地，中农和工商业户情绪稳定，广大基本群众获得了斗争的果实。在此基础上，他领导的省委发出号召：“为着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进攻，保卫分田胜利而积极参加主力红军、游击队、赤少队的组织”【《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号召发出后，广大群众踊跃参军，革命力量扩大很快。任弼时认为，这时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尽快地提高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明确参军为谁打仗的问题。这对于激发广大指战员的热情，建立听党指挥、士气高昂、高度统一的军队是十分紧要的。他指出：“新战士是贫苦农民出身，他们是具有消灭阶级敌人的决心的”，要“加紧战士的阶级教育，要保证每个战士具备红军读本中的基本常识，并且了解目前形势和党的主张，坚决为苏维埃事业流血到底”【《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通过宣传教育，使指战员明白了党领导的军队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懂得了我们的军队是代表人民的，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形成了听党指挥、为人民打仗的共识。抗战时期，为统一全军指战员听党指挥、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思想，他强调加强对八路军、新四军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的“政治机关应当对部队进行系统的抗战教育，增高战士信心，保障战斗任务的完成”【《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使“党员及一切指战员深刻了解党的统一战线，及各种具体策略”【《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保障党和部队中的教育工作，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致中断”【《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427页。】，确保听党指挥在指战员思想上扎根。

二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教育指战员明辨是非，明确听谁指挥的问题。要想确保军队在思想和意识上与党中央的一致性，除了宣传教育，任弼时还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帮助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干部摆脱张国焘的影响，认清张国焘的分裂错误，任弼时利用各种机会同他们进行深谈，教育引导他们自觉地与党中央取得一致，坚决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如任弼时和曾任右路军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的谈话时，问傅钟：“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傅钟说：“不知道。”任弼时便让傅钟到红军总部机要科看当时中央同红四方面军往来的电报。傅钟看了之后才明白，当时有很多重要事情被张国焘蒙在鼓里，自己一点都不知道。这时任弼时再次和他谈话：“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中共党史资料》第44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这件事对傅钟触动很大，傅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长谈，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的认识，一些问题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同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44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三是通过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提升政治教育效果，强化指战员时刻听党指挥的意识。任弼时认为，在宣传动员和思想工作的基础上，还要建立教育制度并配以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才能真正在广大指战员的思想上稳固地确立时刻听党指挥的意识。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要辅以个人自学。任弼时指出，理论水平提高了，听党指挥的意识自然也就加强了，要“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保证党在思想上的一致”【《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页。】。他还说：“阶级觉悟、阶级意识是慢慢地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对于这点，党的组织应负责教育党员，而党员自己则必须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锻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234页。】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联系工作实际。任弼时指出，政治教育要切合指战员的思想和苏区工作的实际，避免“空谈主义”，要把“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的联系起来”。他定期组织读报班，阅读党报和党的决议案，并联系根据地的革命实际组织各种问题的研讨会，听取政治和理论问题的报告，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巩固听党指挥的思想。再次，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1934年12月，在任弼时的大力支持下，红军先后创办了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在学校里，不仅系统的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还教授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学校先后为根据地和红军培养了上千名优秀的指战员，这些指战员不仅自身政治坚定、听党指挥，而且还成为了听党指挥的宣传者和教育者。

四、提出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健强的党组织”，为确保军队始终听党指挥不动摇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任弼时认为，军队中的政治委员、政治机关和各级党组织是实现党领导的具体体现，是从组织上保证军队听党指挥的关键。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他针对军队建设实际，提出了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健强的党组织”，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是在湘鄂川黔边区的军队和地方武装中，建立强大的党组织，确保革命武装听党指挥。任弼时在任湘鄂川黔边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时就指出，在红军中，“特别要用最大的力量去健全连队和支部的工作”，“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同时还要“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在湘鄂川黔苏区组织的分田突击运动中，为保卫广大群众的胜利果实，任弼时领导的省委和省军区在《关于游击队中党的工作的指示》等决定中，向地方党支部郑重的提出：“立即派遣最坚强之共产党员去担任游击队政委”，目的就是加强对游击队的组织和领导，确保革命武装听从党的指挥。而且还要“大胆征收先进之工人、雇农、贫农及最好之中农入党”，并且“迅速在每个工厂、作坊、街道和每个乡村、每个武装部队的连队和游击队当中建立党的堡垒——支部”【《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366页。】。通过这些举措，强化了党在红军和游击队中的力量，巩固了军队中的各级党组织，加强了党员骨干力量，为确保军队听党指挥、服从党的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是在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针对红军组织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巩固和加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确保党组织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发现红二军团组织建设一度很薄弱，正常的政治活动无法开展，官兵的思想胡乱，甚至产生了指挥不统一，政令不畅通的现象，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任弼时及时加强红二军团的政治建设，强调要“建立巩固的无产阶级骨干和加强党的领导”，“要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发展党团组织，“要做到部队中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党团员”。【《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页。】他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干部帮助红二军团迅速健全连队党支部，使得红二军团“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随着红二军团各师团的政治机关、连队中政治组织的恢复，各级党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他们团结在各级党组织的周围，“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听党指挥的意识增强了，“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

三是在抗战初期，及时建议恢复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巩固党在八路军中的领导地位，确保我军始终听党指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军队听党指挥的意识明显削弱。任弼时在云阳会议上及时而明确地提出，红军虽然改编了，但在军队中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军队听党指挥的思想不能动摇，必须建立健强的党组织和巩固无产阶级骨干，“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对政治工作和红军传统的破坏”【《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9-490页。】。1937年8月1日，任弼时在参加制定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在新的环境中千百倍地加重了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责任，应该健全与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与其作用，党的组织应该成为部队全部生活的决定的骨干，成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的特点。”【《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3页。】在任弼时的积极建议下，八路军很快从编制上取消了国民党的政训处，恢复了我军原有的政治工作制度，从而确保了“共产党在八路军中有最高的威信和绝对的领导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6页。】1938年2月1日，任弼时在《总司令部与野战政治部关于整军训令》中再次指出，在“今天复杂的统一战线斗争和部队多数分散行动环境中”，更需要依赖“健全各级政治机关组织”和“健全支部的工作与领导”，使“部队不论是在驻军、行军或作战当中，都有各种不同方式去进行政治工作。部队能自觉地遵守纪律与服从命令，同时生活上能够刻苦。指挥员与战斗员间建立起友爱的同志的关系。共产党支部起着领导和模范的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192页。】在复杂的抗战形势下，任弼时从加强八路军的组织建设入手，强化党的组织，增强党的领导，有力地巩固了军队听党指挥的组织基础，确保了我军始终是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

纵观任弼时的一生，他在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过程中对军队听党指挥思想的确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军队听党指挥思想和实践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阚延华，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教授；付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