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贡献

任弼时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历史贡献

徐志雄

任弼时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优秀的组织活动家，他一生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具有创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理论勇气。他提出了一系列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任弼时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特点

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是革命化建设的核心，是政治工作最本质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为使军队打赢战争和保持人民军队政治本色而开展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任弼时所关注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

（一）注重从战略全局上筹划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任弼时推进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战略眼光，主要表现在对影响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乃至整个军队建设发展全局问题的把握上。任弼时同志直接从事军事工作，担任军队领导职务是从1933年5月任中共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开始的。他到湘赣苏区后，极为重视红军建设，从各方面积极做好反击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他强调红军必须坚持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的三大任务，坚持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红军“十六字诀”的战术原则。为加强苏区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他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将主力红军组编为红军第六军团。为发展地方武装，他提出“全民军事化”的口号，广泛建立赤卫军等不脱产的群众性军事组织。当时在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情况下，任弼时同志善于把坚定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敢于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建军原则，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路线，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胆识。1936年12月，他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注重筹划全军政治工作。1937年8月25日，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他及时发现八路军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后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的问题，向党中央建议恢复我军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对在新形势下发扬我军光荣传统起了重要作用。

（二）围绕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军队要打胜仗，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为打胜仗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政治保证。任弼时在领导和开展政治工作中，将战斗力标准贯穿渗透提供精神动力的全过程。在伟大的长征中，任弼时率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西征，拉开长征的帷幕。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78天，跨越湘赣桂黔省境5000多里，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尽千辛万苦保存了红军的力量，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的兵力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完成了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任务。之后和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在湘鄂川黔创建新的根据地，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任弼时同志极为重视增强红二、红六军团的团结。他要求两军团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并且本人处处以身作则，做团结的模范。他尊重贺龙，虚心听取两军团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对红六军团要求更严。贺龙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称赞两军团“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是“会师的模范”。一年后继续长途远征，到三军会师，先后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在中华大地跨越赣、湘、桂、黔、滇、康、川、青、甘等省，纵横2.39多万里，大小战斗110余次，先后占领县城39座，历尽了艰险。三军会合前夕，红二方面军仍保持约1.2万余人。1936年9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祝贺：“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三）着力在科学求解矛盾中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

任弼时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问题指向性非常突出，总是内在地指向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根据实践要求回答和解决军队思想政治建设所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任弼时敢于同“左”的、右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在斗争中推动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建设作为一种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控制军队的意识形态实践活动，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任弼时非常注意纠正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由于红三军中政治工作长期瘫痪，以致“在部队中还不了解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以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他针对当时一些同志轻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错误倾向，指出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反对政治工作人员不学习军事和军事指挥员不学习政治的错误倾向”。在干部问题上，他着力纠正那种不按干部的政治觉悟与工作能力，“只凭自己相信得过，甚至是以地方观念来提拔干部”的错误倾向。他还强调“各部门和机关应培养和发挥其工作能力，使首长不致忙于事务主义，而专力于部队整个工作的思索与实施”。从而端正了部队建设的方向，全面地加强了部队思想政治建设。

二、任弼时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举措

每一时代的理论体系都是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深深留下时代的印记。任弼时撰写了大量思想政治建设论著，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方略和举措。

（一）概括和坚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优良传统

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任弼时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他在苏维埃区域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绝对的领导作用，这里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密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67、475、483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7月召开的云阳会议上，任弼时强调指出：红军改编后，具体的战斗任务有大的变动，但红军的宗旨没有变；阶级斗争并没有消灭，表现形式起了变化。有人认为改编以后，我们也是国防军，和国民党军队没有区别，这是错误的。因此，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防止对政治工作和红军传统的破坏，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任弼时云阳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7月22日。】1937年8月25日，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云阳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即发出任弼时起草的《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中强调：党的组织和作用，依然是“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与依靠，而政治机关亦始终应保持其为党的工作机关”，总结和概括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机动灵活与英勇的战斗作风，指战员间的友爱和团结，与居民的和爱关系，干部的以身作则和艰苦的斗争精神，都是红军历来的优秀传统”，是红军改名后“完成其抗日模范军和团结中心的任务的决定条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并且要以红军素有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友军，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和巩固其战斗力。

当时由于客观原因，八路军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部也改为政训处，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平型关战斗后，任弼时派黄克诚到一一五师检查政治工作。黄在检查中发现取消政委制后，政治工作显著削弱，军阀习气开始滋长，师部首长很赞成恢复政治委员制度。黄克诚回忆道：“我即返回总政治部向任弼时主任作了汇报。任弼时当时要我将到部队检查的情况及建议起草一份报告。”【《黄克诚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将《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及执行党代表制的意见》报告中央。陈述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恢复我军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电文中说：“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对此现象，我们认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的从组织上得到适当的解决。”因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的公开”；“旅应设政治处，负责旅政治工作之领导”【《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4册，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复：“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原电存军委档案馆。】这以后，部队团以上均设政治委员，营设教导员，连为指导员；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任弼时等同志的建议，对在新形势下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二）强调要建立健全的、系统的政治工作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和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印江县木黄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中央军委任命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并由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和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当时，红二军团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下，政治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如解散了党的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这时，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在连队还没有党的支部，有的两个连队成立一个支部”，“一大部分政治工作系统还未建立”，政治干部极为缺乏，军事干部多不是党团员；部队中肃反的恐怖仍然存在，严重地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根据这种情况，任弼时领导红二军团首先恢复了党的各级组织，健全了各级政治机关。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从红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两个师的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的党支部。并且召开会议，对各种不良倾向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两军会师以来，红二军团中“党的基础初步建立，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会师以前，党团员只有213名，三个月来已有党员703名，团员413名，增加了四倍，“各伙食单位都有了党的支部组织”；会合时，“二军团各师团无政治机关，连队中的政治组织也没有建立起来，现在已系统地建立起来了”；“指战员的积极性正在发扬，肃反扩大化造成的恐怖现象逐渐消失，战斗员的胜利信心大大提高了”，“部队扩大了一倍以上，战斗力增强了”。为了进一步把红二军团建设成“铁的红军”，转变“游击主义习气”，任弼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当前的建设任务。【《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从而，大大提高了红二军团的战斗力。

在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二、六军团很快地创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湘鄂川黔边根据地。1934年11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宣告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和军区等领导机构，贺龙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兼任军区政治委员。此后，任弼时又用了很大的精力来消除“左”倾错误在湘鄂西造成的许多不良后果。使许多含冤被关的同志重新得到党的信任，能更好地为党工作。16年后，贺龙深情地回忆道：“弼时同志的到来，给我们以无限的兴奋和力量，从此使我们恢复了和党中央的联系，给我们带来了中央红军斗争的宝贵经验，使我们对许多重大的政策问题获得了解决，从而使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部队的思想领导、政治工作以及军事工作建设更加健全了，群众运动更加开展了，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了……这一切成就都是与弼时同志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切不可分离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三）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在苏区建设全面开展的过程中，任弼时特别注意领导机关和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他说：“我们要认识，党、政府、军事机关在领导革命战争当下，是三个主要的机关”，党和政府的干部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指示工作方法，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而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在军队和党的关系上，任弼时指出：在尊重军事机关“直接指挥系统”的同时，“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同时也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越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党的各级委员会要贯彻上级决定：“须建立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制，深刻了解下层实际情形，收集各地斗争的经验”，“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少空谈，多做些改善群众生活的日常事业”。

为加强部队的整风运动，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在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部会上的报告中专门讲了肃清部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的内容。他指出：“这种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有一种把党的军队看成自己的势力的坏想法。他们要想自己培植一个系统，造成一种势力，用一些不正确的办法，拉拢一些干部”。他强调指出：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成为革命的军队，“就是军队内部的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的打成一片，指挥员经常关心战斗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战斗员也是自觉的参加部队，自觉的服从指挥员的行政的和作战的指挥。因此指挥员和战斗员共甘苦，同患难，衷心地团结一致，没有什么隔膜，绝不像军阀部队中那样上下隔膜甚至是互相仇视的官兵关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68页。】之后全军严肃认真地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作风的斗争，极大的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政、军民关系。

（四）坚持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总方针，反对宗派主义

1932年4月间，中共中央局派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任省委书记。任弼时因不满意博古等人的打击政策，因而他对受临时中央打击的同志采取宽容的态度，处理时慎之又慎，这一切或见于文电，或形成决议，丝毫没有“两面派和调和主义”，相反，是光明磊落的对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抵制。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为“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王震：《红六军团小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40页。】，任弼时的秘书王恩茂则说：任的到来，“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一些同志，保存了军队和地方的一批干部”，“如他不来，打AB团的运动要进一步扩大化，更不得了，许多后来参加突围的干部保存不了”。

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在这期间，任弼时同志对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是坚决抵制张国焘攻击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绒坝岔，他向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交代，凡四方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问题。二是坚决反对张国焘利用组织手段压制红二、红六军团的企图。在甘孜，张国焘要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问他报告由哪个来做？有了争论，结论怎么做？把张国焘顶了回去。以后，张国焘又要召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决议。任弼时洞烛其奸，提出会上不能以多数压少数，结果又使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三是积极促进二、四方面军的团结工作。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时，朱德、刘伯承提议，由任弼时随红四方面军行动。在北上途中，任弼时十分关注正确解决党内分歧，增强党的团结，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集体领导的问题。他分别与红四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并且致电党中央。“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为有利局面，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应当“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五次反“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建立党的集中统一的最高集体领导机关。任弼时同志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后来，总政治部根据他的这些建议开展了各种活动，大大促进了三个方面军的亲密团结。这充分地表现出任弼时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和政治家的远见。

三、任弼时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贡献

（一）为增强部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针对性创造性提出卓越见解

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共同创造的。任弼时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造就的杰出的军队政治工作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对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必要的补充。任弼时同志参与领导了我党延安整风运动，协助毛泽东成功地指导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41年7月1日，为开展整风运动，任弼时在全党普遍整风运动前夕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大纲》总结了20年来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在党性教育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全党要从五个方面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一、要“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党的利益，即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并使这种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二、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三、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7页。】。

（二）推进了思想政治建设理论的系统化科学化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军治军。从1936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弼时担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他和王稼祥、谭政一起，领导推动了全军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运动。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指出，我军“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要求全军把“研究军队政治工作”同“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看成同样是“不可或缓”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1938年总政治部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草案初稿）》中指出：我军“政治工作，无论在国内战争时期和抗战中都是很有成绩的，但缺点是总结不足，有系统的研究工作做得人少。”“其原因之一，在于各级政治机关对综合性的工作未能引起注意，大都偏重于过去的经验，用算‘流水账’的疗法去进行总结，结果进步不大。”要求全军“今后应提倡研究与求进步的空气”，“从旅级机关起必须把研究与总结的工作作为自己重要任务之一，而总结经验，发扬创造，应成为政治工作进步的主要标志。”据此，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拟定了专题研究的计划，并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积极参加，做出成绩。新四军政治部也组织了“连队政治工作研究组”，要求参加研究组的成员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写出有质量的文章、报告。这样，一个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的气氛，就在全军范围内兴盛起来。

在任弼时等领导的推动和总政治部的要求下，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同志、各级政治机关及其部门的负责同志，都纷纷深入实际，亲自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写出了大量研究政治工作的文章和报告。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38年到1942年，在报刊公开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军队政治工作的论著就达40多部。

（三）用真理和人格的力量提高了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感召力

军队政治工作的说服力来源于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军队政治工作的感召力源于用高尚的人格来实践真理。政治工作不只靠说，更要靠做。三分言教，七分身教。干部以身作则，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任弼时一生坚持真理，坚持严格纪律，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甘当革命的骆驼。他不仅一再强调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自己在革命实践中还身体力行，言行一致，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应有的坚强党性，为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徐志雄，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