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及现实意义
论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及现实意义
陈永红
任弼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弼时在党内一直担任要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岗位上，他接触、领导了从地方党组织到中央的党务、组织部门，从而积累了丰富、全面、系统的党务、党建工作经验，并结合我党的党建实际，形成了自己的新看法、新办法、新思想，为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深入研究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着深刻的意义。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重视党的思想建设
任弼时一直重视思想建设，早就提出“中央政治局在自己的业务里规定：思想、政治、军事、党务、组织这几项，把思想领导放在第一位”，1943年1月，他明确指出：“今后西北局的领导工作，首要的任务就是掌握思想上的领导，继续这次高干会着重检讨思想问题的精神，更加努力于达到西北党在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克服存在着的和可能生长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这是第一个业务”。任弼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斗争重要的方法和工具，必须运用它“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反对不切实际地“仿效俄国党的经验”。他在延安整风时指出：“这里所指的理论是说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找出主要矛盾的环节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要注意吸收新条件环境下正确解决了问题所获得的经验，来发展丰富马列主义科学”，“创造新原理代替过时的原理”。任弼时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他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止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任弼时的这些论述是非常透彻的，对在新时期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更好地奠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重视党性教育
1947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认为，这个决定的中心思想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就是要使我们党成为巩固的整体，能够担负起当前的任务”。他认为，党性之所以要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主要是因为：一是我们党是全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决定因素，与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密切相关，又处于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关头，日寇和国民党的反共势力除了用武力“剿杀”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二是我们党是处于统一战线的环境中，已由小党发展成为大党。三是我们党有深刻的历史教训，抗战中出现了张国焘叛党事件。四是统一战线中某些严重的事件，如王明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就全国性政治问题随意发表意见。五是社会的客观存在和党的分散、长期的斗争环境，使党容易产生个人主义、独立主义。党性不纯的根源是什么呢？任弼时认为其原因有四：一是我们党存在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实社会中，深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二是我们党的成员大多数是来源于农民和知识分子，即使是工人出生的党员，他们还是和农村经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不可避免地把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资产阶级意识带进党内来。三是由于我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要求，党还需要与其他阶级合作组成统一战线，其他阶级的思想也会侵蚀我们的党员。四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从手工业工人中脱化出来的，便是从破产的小资产者中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还未完全无产阶级化”，还常常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增强党性的措施：一是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二是要“充分地掌握‘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理解、掌握马列主义、党的政策和策略。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坚定自己，但要灵活地、切合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要同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准之一。三是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要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为党的统一和团结而斗争，这也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准。四是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要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原则，这对于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遵守纪律、服从组织也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准。五是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她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她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三、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弼时在《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指出：我们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党的主张是代表人民的意见与要求的。为了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和在革命胜利后搞好经济建设，使得我们党能更好地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任弼时及时强调要注意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
（一）党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器
任弼时指出：“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毛泽东也曾经强调：党的“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任弼时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是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其思想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这些论述对在新时期加强党员的思想修养，更好地奠定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革命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任弼时强调：“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但“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人民民主的客观需要。他认为，只有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才能考察政府是否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使政权的民主内容丰富起来；也只有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民主政治才能更进一步，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三）重视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任弼时指出，要使党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之斗争。他认为，坚持群众路线，关系到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纠正我们工作作风中脱离群众的倾向，只有依靠群众，党的正确领导才能实现。任弼时指出，理论与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才能搞好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任弼时指出，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但仍要努力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把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完善。
四、重视党组织建设
党的组织是党存在的物质形态，是党的战斗力的载体，是党的政治、思想、作风建设的承受者。党的组织统一是政治统一的物质保证。因此，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基础建设。
（一）一定要坚持贯彻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的活动必须遵循的。任弼时强调要根据环境来灵活贯彻民主集中制。他赞成“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的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9页。】的观点，1942年7月，他指出：“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今天是战争环境，要更加强调集中，和平的环境下，民主可以扩大些。”“在一些地方，因为战争的环境，就更加需要集中，党内民主就不得不比较缩小些。而我们边区的和平环境，就使我们有可能和必要将民主的范围扩大一些。”他认为，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的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得威信。此外，他对各种反对扩大党内民主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
（二）加强纪律性，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任弼时指出，我们党“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加强纪律性有两个条件：第一，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第二个条件就是建立制度，制订法令”。同时，他也强调了建立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性、紧迫性，认为这有利于全党的团结统一。1936年8月9日，他致函陈伯钧等说：经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及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等谈话，“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问题。陕北同志亦同样是认为迫切需要的，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9月，他又致电朱德等，表示同意《静会战役计划》及毛泽东等提议的军委主席团名单，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上正确决定”，而且“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
（三）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
1928年5月，任弼时指出：“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月交纳党费。凡是不遵守或是故意违犯这些条件的分子应当驱逐出党，吸收新的党员也必须按此原则”，“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强万倍”，从而较早地提出了党员质量问题。为此，他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恢复组织“要找最好的分子到党中来，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人数不求多，只求好“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他提出要用斗争、工作来考验一名党员是否合格，“在生产建设的运动中，一定会有许多努力生产和富有创造性的模范者在群众中涌现。我们就应该把他们吸收到党内来，使党增添新的血液，增添许多对生产事业抱有极大热诚和进取心的新的成分”。1944年11月，他指出：党员可以相互证明，其是不是坚决的党员，“则可以在斗争中去考验，考验他们对日寇、对顽固分子的斗争是否坚决。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好党员，自然，这也不妨碍我们应有的警惕性。对于他们，我们还要严格考察，一般地说，在斗争中考验党员的可靠与否是最好的办法”。1948年10月31日，针对东北一些地区发展党员中的问题，在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电草稿上他补写到：“发展党员是一种经常工作，年年都可以发展，决不要犯急性病，不要有‘拉夫现象’，须注意不要吸收真正为多数群众所反对的分子入党。”从而提出发展党员必须坚持标准，听取群众的呼声。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尤其是与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沃土之中，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的行动指南。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历史意义。
（一）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增加了新的内容。
1.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促使毛泽东建党学说形成。
任弼时作为毛泽东的同代人，作为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的创造者之一，深谙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毛泽东建党学说是毛泽东思想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弼时在协助毛泽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整风，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工作，集中地形成了一批有关党性的理论著作，并且以身作则，联系实际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切，在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建党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他受六届七中全会的委托，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筹备召开党的七大。这项决议，集中了全党高级干部的智慧、全党的智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起了重大作用，促使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的形成。
2.科学评述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建党学说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任弼时科学地概括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建党学说，阐明了经典作家建党学说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思想指明了线索和方向。1925年任弼时先后发表文章对列宁、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介绍、分析，其中就涉及到其建党学说。1943年6月，任弼时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作《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真诚地号召全党“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指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任弼时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党奋斗了24年，“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毛泽东建党学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极高评价，也就毫无疑义的包含了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极高评价。
3.任弼时的党建思想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
任弼时的党性观为党的重要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础。我党至延安整风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从建党起就致力于紧张、宏大的群众运动，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对全党进行系统的教育，对党性的概念更不清楚。他关于党性的定义和有关基本观点，澄清了一些错误观念和认识。任弼时认为，充分地掌握住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大发展，是我党重视思想理论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全党各项工作的第一位的具体表现，在我党的建设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此外，任弼时总结党的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概括，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上为毛泽东建党学说增添了一些新内容，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关于加强和巩固边区党与政权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的观点；关于红军改编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观点；关于把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巩固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为党的建设最基本任务的观点；关于必须大大提高党员的创造精神，培养干部能够根据党的政策大胆地去创造地观点；关于从五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观点；关于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的思想；关于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的思想，等等。
（二）任弼时的党建思想科学地指导了党的建设实践。
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后，为了发挥其领导作用，保持党的先进性，都有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应有不同的建党方针，在不同的地方，应有不同的建党方法。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在于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任弼时在他的党建思想的指引下，对党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革命时期，他的贡献，突出表现在壮大共青团和党的组织，为革命预备力量；土地革命时期，他抵制了1927年下半年和1930年出现的两次“左”倾路线，及时转变了党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法，长征前后反对党和红军的分裂倾向，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抗战时期，坚持独立自主，开创了敌后抗日的新局面，向共产国际阐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导了土地改革和整顿党的组织的运动。任弼时认为党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有组织觉悟，能自觉地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为党的统一团结而对一切错误倾向作斗争。关于这一方面，任弼时在《反对宗派主义》、《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对我党组织上的统一、巩固和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三）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是一部生动的党建教材。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是战争和建设条件下党的建设经验的总结，是行动中的党建理论，是活的党建理论。任弼时对党的建设中的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理解、解读。同时，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他关于思想建设、党内教育的有关论述对于我们应对改革开放下党员思想和行为取向上的分化、保持党的威信和纯洁性，对于我们党员尤其党员干部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都富具深远的启迪意义。学习任弼时党建思想，学习任弼时酝酿、思考党建问题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并以此研究、指导党的建设实践，对于把我党建设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战斗力、创新力的党，对于顺利、全面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十分重要、十分必要的。
任弼时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同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的行动指南。任弼时虽然没有经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性执政党后的长期实践，但是他关于执政党建设富有政治远见和前瞻性的精辟论断，是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组成部分，有利于发挥党的理论优势，有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今天，继承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勇敢地肩负起历史重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深入、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以为民务实清廉的态度全面、切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永红，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