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曹春荣

任弼时在他长达30年的革命生涯中，大多数时间都是从事党务工作，像党的青年工作、组织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由此，他以极大的热情、极强的使命感，投入了对党的自身建设的思考与探索，并且形成了相当系统、颇具特色的党建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即便到了当下，他的党建思想也还有着极强的启示、借鉴、指导作用。

一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之一：以党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无产阶级利益为最高利益，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要求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使党成为坚固的整体，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

任弼时是党内最早重视这个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的高级领导人之一。1925年春，年仅21岁，却已有五年团龄、三年党龄，时为中国共青团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局成员、组织部主任的任弼时，写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发表在团的内部刊物《中学校刊》上。文章从“本团以后的发展应仿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的精神，学习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经验，按照列宁指示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以扩张增加我们进攻的实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这一从团的三大决议出发的论述，引出对布尔什维克化的正确认识。那就是不以几个共产主义新名词，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或生搬硬套俄共经验，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否则，团组织“不独不能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与奋斗的障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那么，布尔什维克化的真谛如何呢？文章认为，“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这三条，无疑可视为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以及从实际出发决定工作方针等，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嚆矢。实践证明，这也是我们党能保持纯洁性、先进性，带领人民群众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任弼时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团的布尔什维克化，但我们不妨认为，假如他站在党的立场上，也会这么说。因为：其一，当年同样以俄共为师、以马列为本的团也罢，党也罢，两者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原则要求是一致的，面临的问题也差不多；其二，当年他已是“团兼党”的双重身份，参加了党的高层的不少工作和会议，直至以团中央、团中央总书记名义和党中央、党的总书记联署发布文件；其三，更重要的是，此后他在专事党务工作时，多次就这方面的话题发表相同及更为深刻、系统的见解。

1931年11月上旬，任弼时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身份，参与了对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史称赣南会议）的领导，并为大会起草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共产党是公开存在的政党。它在苏区的任务，是要在正确的阶级路线之下，领导并组织所有工农群众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保证党对政权红军及其他武装组织、群众组织的绝对领导作用。为此，“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5-636页。】。

决议案在分析苏区党的现状，指出其中表现最严重的一些问题后，着重强调：为着担负正确领导革命的责任，“党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党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要与过去一切缺点与错误和各种不正确观念作无情的斗争。使党能迅速克服这许多困难，而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使党得到新的工作上的伟大进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640页。】

围绕上述党的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决议案提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健全各级委员会、改进党的生活、创造党的新干部、加强党的教育训练工作、严紧党的纪律等多方面的要求。关于党内教育工作，要求将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很好地联系起来，既要防止忽视政治和理论教育的倾向，也要防止一切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关于严紧党的纪律，强调为要保障党员干部真正成为群众中的模范者，防止一切官僚腐化贪污等现象的产生，党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一切违反苏维埃法律对于革命有损害行为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员工农分子受更严厉的革命纪律制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5页。】显而易见，这些看法跟上述见解是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的。

不久，王明在1931年2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也说到中共布尔什维克化。但他的这个“化”，跟任弼时所理解的“化”，有着本质的区别，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王明的“化”，就是无情地进行两条路线上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主要危险——右倾，同时，丝毫不放松反对‘左’倾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页。】；并且，“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拐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225页。】。事实证明，这种一味只讲党内斗争（且不惜采用非正常手段）的“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如王明所期待，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法不再用了，强调的是增强党性。尽管两者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其目的还是一样。当然，增强党性的要求，比布尔什维克化的要求，指向更明确，内容更具体，更切合当时实际。这从任弼时于1941年冬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在这篇文章中，任弼时首先确立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党性观【《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在这样的党性观下，增强党性的锻炼，就应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要以完全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的忠实、坚定，为这个利益服务。

第二，与此同时，要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并能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

第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实际活动。就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第四，要遵守党的统一的纪律，执行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日俱增，使群众信赖党，自觉跟党走向革命目标。

毫无疑问，按照这几个测量党性的主要标志去做，我们党就会充满朝气和活力，就会不断增强自身的力量，而担当得起历史重任。中国革命胜利的事实，不正是为此所作的最好注脚吗？

二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之二：以支部的健全、健强，巩固党的组织基础，落实党的各项决议。

任弼时很早就注意到支部组织、支部工作的强弱好坏，对党的整个组织与工作关系极大。1928年5月18日，他作为留守中央成员，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通告中，就指出了因为没有健全的支部组织，脱离群众生活，所以党起不到领导群众斗争的作用的问题。为此，通告强调，“务必坚决地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巩固下层组织基础——支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并且“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经常担任一种党的工作，出席会议，按时缴纳党费”。“只有每个党员都有一种工作，才能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只有这样的党，方才能够担负起白色恐怖下的繁重的艰苦的使命，使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页。】。

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白区，支部建设如此重要；在党已公开、并且执政的苏区，任弼时认为支部建设依然重要，因为支部要做更多的群众工作，要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为此，“必须培养支部在党的政治路线与策略之下独立工作的能力”。“支部必须负起对于政府和周围群众组织——工会，雇工会，贫农团，赤卫队，游击队，反帝同盟，互济会，合作社，俱乐部等——经常的领导的责任。努力巩固党在这些群众中政治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1页。】。

1933年3月中旬，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作报告，专门谈到改造和健强支部组织与工作问题。他首先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因此，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支部的改造，应适合斗争条件与需要，应能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建立支部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巩固党的领导。接下来，他就支部干事会的组织及分工制度，谈了详细的意见。他认为支部干事会的成员分工二要细，每人要负责一件具体工作，并实行个人负责制。为了吸引更多的党员来参加支部领导工作，可以将各项工作的范围划分得小些，在干事之下还可以组织各种工作委员会，增设适应当前斗争需要的专门干事。为使支部、小组活动常态化，规定支部大会每月两次，小组会每月三次，且会前须有充分准备。报告强调要切实实行党员中的分配工作和检查工作的制度，“要消灭过去支部同志只是挂个党员不做工作，甚至不到会的严重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支部领导群众力量，并且可以训练党员的工作能力”【《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为此，党组织应创造条件，使党员有参加工作的机会，并检查、督促其工作。

报告还指出，要使支部真正发挥其党与群众的连环作用，支部就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否则，容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在改造一般支部的工作中，每个地方（区）还应努力建设一两个健强的中心支部，以及一两个模范支部，通过它们的示范带头作用，来推动全部支部工作的改进。

为健全、健强支部，从1932年起，中央苏区每年开展一次支部改造运动。即每年都发动支部全体党员，对本支部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检查，发现缺点错误，制订整改措施；对支部领导成员（支委）进行民主评议，在评议基础上进行改选，洗刷那些不负责、不称职的，选举觉悟高、工作积极、斗争坚决、群众观点好的同志担任领导。以此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密切支部与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领导。

此后，任弼时还一再强调，必须健全支部的生活和领导，支部要有很好的分工，每个党员都要负担一件经常的工作；要健全支部委员会的工作，使之真正能领导当地政府和各个群众组织，真正成为执行党每一决定的机关和群众中间的核心。【《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在全党的共同努力下，重视支部建设，把支部建成“党的宣传学校”、“党的生活中心”、“党的斗争武器”、“群众中的核心”、“干部人材的养成所”、“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以及“党与群众的连环”；同时依靠支部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去落实党的决议，完成党的任务，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央苏区流行的一幅宣传画——“支部是火车头”，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点。画面上是一列正在铁轨上运行的火车，车头上写着“支部”，车厢上写着“游击队”，表示支部领着游击队前进。

三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之三：以实行并扩大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调动党内党外积极性，转变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在白色恐怖及战争条件下，党更容易按集中原则行事，而忽略或顾不上民主。这不免要妨碍党的决定决议、政策策略为党员及时理解执行，更不能集思广益，严重的还会滋生自由主义、小派别活动，进而损害党的团结，危害党的事业。

任弼时很早就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1927年12月6日，他在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通告时发言。他认为，过去党内不许辩论是一大缺点，受过处罚的人不敢发表意见，而中央的精神和政策群众不了解，难于实行，组织工作通告中要提出改组党的某些组织与讨论党的政策同时进行，不然可能出现派别活动。【《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1929年8月22日，任弼时以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身份，主持省委常委及候补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中央《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通告。他认为，对于曾任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的错误，应该发动党员讨论，通过讨论分清是非，维护六大的正确路线；对持错误观点的同志，只要他不是自觉的，就应采取教育的办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其中的领袖人物，经团结教育后仍不改过，继续进行派别活动的，可以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予以解决。【《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这就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矛盾与争斗的正确选择。它显然不同于陈独秀时期的家长制做法。

任弼时十分重视运用党内民主，调动党员积极性。他在为六大期间的留守中央起草的第四十七号中央通告中就指出：“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地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但同时必须遵守集中的原则。”【《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针对苏区过去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不广泛，支部不能发动全体党员来详细讨论党的每一重要决议，支部干事会和各级领导机关未能及时改选，委派制度还普遍存在，甚至发展到群众团体和政府方面的现象。他在《党的建设决议案》中就提出，以后党应当注意推动党员对于党内一切问题的讨论，提高全体党员注意党内生活的积极性；要适当推行党内民主化来消灭委派制度。不久又强调：“以后要推广党内民主化，一切问题要发动党员详细讨论，决定以后，便须传达到下层去坚决执行。”“在组织上应肃清委派制度，并要按期来改造支部与各级党部，按时的开代表会议”。【《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这样做，才能有效地提高一般党员的积极性。

即便在党的领导机关，也应当实行民主，建立集体领导。以往存在的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的家长制度的领导，不论其形成的原因如何，毫无疑问是不能产生健强的领导力量，完全不能适合斗争环境的。因此，任弼时除要求各地领导机关必须立刻形成集体的组织和领导外，特别强调：“一切重要问题都应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不仅各级委员会的常委要订出每月会议的主要议程，按期开会讨论，就是各级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也须按期召集，消灭过去除常委委员参加工作，其他委员只是挂名而不召集会议的现象。”【《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斗争》第5期，1933年3月15日。】任弼时以上所说的，已经涉及到通过实行、扩大党内民主，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问题了。实行、扩大党内民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开展自我批评。诚如毛泽东所言：“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这个“自我批评”，当然是自己批评自己的意思。假如站在全党的角度，那么同志间的互相批评，也可以视为自我批评，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任弼时显然注意到党内民主与自我批评的联系，并且作过系统的阐述。

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以中共中央驻会代表身份，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演讲，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发扬民主，开展自我批评问题。针对在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倾向，存在贪污、腐化、堕落的严重现象，军队中也有军阀主义倾向，需要用什么办法去反对去肃清的问题，任弼时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他认为，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不如此，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针对有人设想如果发动下面的群众来检查领导机关工作和进行批评，要丧失领导人或领导机关威信的疑虑，任弼时指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恰恰是运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了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与不负责任的习惯，才能更加巩固工作纪律和劳动纪律，使每个工作者成为自觉地遵守纪律的人”。任弼时的这番道理，充满辩证法，入情入理，很有说服力。

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普遍开展了整党运动。任弼时在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晋绥土改整党工作意见给中共晋绥分局的电报中，又一次指出，在整党过程中，领导机关所要注意的，不应该是很多很重地处分党员，“而应该是发扬民主，正确利用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

综观任弼时关于党内民主的论述，我们还可以发现，下述几点颇具新意：一是要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适时适当扩大党内民主。如战争环境下，民主范围难免小些；和平环境下，就应扩大民主。对敌斗争尖锐激烈时，民主可能少些；斗争趋缓时，也应扩大民主。二是在实行、扩大党内民主时，决不容许有人趁机搞极端民主化和派别活动，也不容许有压制民主的现象，“尤其要反对抑制工农同志批评党的企图”。既要有民主的形式，更要有民主的实质——“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三是“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四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特色之四：以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造成党的伟大力量，培养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

党怎样看待群众，处理与群众的关系，关涉到党的政治立场、思想方法，以及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好坏，党的力量强弱，党的事业成败。一方面，党员在群众中始终只占少数；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党员又应当比群众更先进，因而更突出；再者，党要领导群众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群众要能服从党的领导。这就产生了上面两个问题。任弼时对这些问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对党群关系的正确建立，提出了很好的见解。

首先，他肯定群众的极端重要，认为党的伟力来自群众，离开了群众，党就办不了事。他很早就说过：“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后来又进一步说：“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八七紧急会议后，各地暴动此起彼伏，但大多失败了。任弼时认为，“过去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少暴动意识，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这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教训”。此后要十分注意群众工作，把群众动员组织好，否则便是玩弄暴动。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这样的观念：“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如此，才会有密切联系群众的自觉和办法。

其次，他认为要确立党的领导地位与作用，首要的是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亦即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否则，党就会脱离群众，甚至走到群众的对立面。那么，“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这就首先要摒弃主观主义的“空想式”的“一意孤行”的主张，而代之以经过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后提出的主张。如此，就必须不断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

再次，他相信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兼顾群众的习惯，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及其他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就可以逐渐培养出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革命进程不是直线型的，而是分阶段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中心环节、中心任务。任务变了，工作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需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当然，这种创造性的发扬，不是不顾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的“为所欲为”。而是要从群众利益出发，打破公式主义，尽量运用群众习惯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在这个过程中，党群众关系必定密切，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也就应运而生了。

当然，事情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有官僚主义倾向在其中作怪。任弼时指出，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显然，这种官僚主义倾向要阻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建立，必须开展群众斗争来反对。像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则必须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

末次，他指出，为了与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转变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还需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他把这个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认为每个党员能否虚心向群众学习，“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他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如毛泽东所倡导的，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乐于、善于虚心向群众学习，发现并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使自己的行为变得自由起来。“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已然表明，党领导人民不断奋斗、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党不断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培育并形成了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

五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内容十分丰富，除上文所述者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委建设及工作、党员教育与训练、党内监督、艰苦奋斗、反对官僚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等许多方面，他都有精辟的论述。虽然任弼时离开我们已逾半个世纪，国内外、党内外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但党的性质、宗旨没有变，党的终极目标没有变。因此，重温、学习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就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它为当前在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提供了思想资源。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坚持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优势，使党永久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些任务与要求，以及实现它们的途径、措施，在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库里，都能找到足资参考、运用的观点与材料。例如，大家都知道打铁先要本身硬的道理，所以实现上述任务与要求的前提、关键、决定性因素，就是全党同志增强党性，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一个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勤务员、好学生。在这个问题上，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就有很好的解答。

第二，它为党的基础建设，贡献了真知灼见。现在我们党已是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大党。聚集这么多党员，组织他们开展工作、发挥作用的基层组织，依然是遍布城乡、机关、学校、厂矿、军营的一个个支部。支部建设的好坏，工作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事业和党内党外风气。在革命战争年代及建国后一段时期，无论职位高低、工作性质、年岁长幼，只要是党员，都被编入一个个支部或小组，分配一定的工作，参加集体的活动。在支部或小组生活会上，都会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向组织和同志汇报自己的工作、思想、甚至恋爱婚姻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留下了主席、老总、政委、首长向炊事员、马夫汇报思想的佳话；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又严肃有序的政治局面，使全党凝聚一心、步调一致。支部的火车头作用、战斗堡垒作用，也得以充分发挥。任弼时关于支部地位、作用的论述，对怎样做好支部工作的意见，从理论总结的高度对这些现象作出了合理解说。它对于当今各级党组织加强基础建设，夯实党的组织基础，无疑是一副良药。而对于现实生活中，不少党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热衷于制造系统，却将支部当作摆设的愚蠢做法；对于大量基层支部长年不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的“不法”行为，又无疑是一剂清醒的猛药。

第三，它为党员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指出了可靠路径。当前，广大党员的精神面貌总体是好的，但也有不少党员，尤其是手握大小权力的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而变得精神懈怠、手足无措、脱离群众、消极腐败。他们离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远。任弼时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远见，为党员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永葆革命青春，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其中最要紧的当数：结合斗争实际学好马列主义，并用之于指导工作；不断进行党性锻炼与修养，增强党性观念；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为群众谋利益；进行自我批评，并听取别人的批评，在改正缺点错误中完善自己、推进事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能造就一个个致力于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合格、称职党员。

（作者曹春荣，中共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