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研究

王跃飞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几个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在全国各路红军开始长征后，在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域，在长江南岸与川陕根据地相呼应，有力的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弼时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34年10月下旬率红六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黔东会师后，担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经济文化极其落后且被敌人围困的战争环境中创建和发展起来，无疑是与党的正确领导，任弼时注重根据地的党建工作密切相关。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的党建思想以其独有的价值和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重温他的党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执政党的建设仍然富有指导性和针对性。

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产生的理论渊源

（一）马列主义的影响

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1920年8月，任弼时在长沙由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了由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正在筹建中的俄罗斯研究会，并由该会推荐首批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作留俄学习准备。同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成立，任弼时等成为首批团员。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期间，学习俄文，听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讲授，这时的任弼时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教育，并开始了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

1921年8月3日，抱着到列宁的故乡去学习革命的坚定信念来到莫斯科的任弼时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中国班学习。在东大学习和生活的三年，使得任弼时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任弼时一生与苏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46年短暂的生命历程和30年光辉的革命生涯中，先后四次旅居莫斯科，总共近六年时间，在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党建思想、纲领、策略方针和组织原则。在那里，他勤奋学习，并积极参与共产国际和中共旅莫支部组织的各项政治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东方大学的学习生活，使任弼时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拓宽了政治视野。任弼时把中国的革命与世界的革命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为以后他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任弼时党建思想的形成，既是十月革命炮声的震荡、马克思主义引导的结果，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湘楚文化熏陶、熏染而滋润的结果。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历史文化的文明古国，拥有灿烂的传统文化。任弼时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特殊的家庭环境与教育使他较早地就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扎实的基本功。传统文化对任弼时革命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构建其党建思想时，任弼时深受这些传统文化的濡染，因此，其党建思想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任弼时的党建思想与其出生地汨罗的地理、文化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湖南号称屈贾之乡，楚湘胜地，以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精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王夫之的实事求是精神等而闻名于世。湖湘文化和乡土风情对任弼时的人生追求、思想形成、精神修养、人格塑造产生了很大影响。

任弼时对中国历代思想和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是非常广泛的，各个领域都有。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是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离不开国情的这个重要方面。任弼时的党建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也离不开中国历史所创造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因此，要使马列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并且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之途，那就必须清理中国古代的历史遗产，批判与继承这些遗产中种种有利用和借鉴价值的东西。在任弼时党建思想中，许多理论和观点、纲领和政策、战略和策略都包含着对历史遗产的改造和吸收。

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是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党建学说具体实践的光辉典范，同时也为丰富毛泽东建党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结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建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以得出结论，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只要把党自身建设好，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党就能够驾驭全局，集中人民的意志，圆满地完成各个时期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

（一）坚持党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1.坚持党对革命根据地政权的掌握。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根据地的武装力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红二、六军团主力部队，另一部分是省军委分会所辖各县的地方武装。在主力红军中，红二军团过去由于“解散了党的整个组织，取消了政治机关和一切政治组织”，严重影响党对红二军团的领导和指挥。而军委会所辖的地方武装，则社会背景复杂，有些是“神兵”改编的，有则是改编的土匪武装。有待对一些地方武装进行整顿和改造。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中央书记处电示成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兼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确定以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贺龙任中革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主席和湘鄂川黔省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根据地党政军的核心领导权，由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掌握，组织上保证了党对根据地和红军的绝对领导。

1933年，任弼时针对一些“地方党部最严重的是集体领导未建立”，“不得不形成个人包办的手工业式家长制度的领导”的情况，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一切重要的问题都要经过正式会议讨论解决”【蔡庆新、姚勇：《任弼时的非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1934年底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为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任弼时强调：“要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必须“建立党的坚强领导”【全荣阶：《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1页。】。

1935年1月6日，任弼时在永顺县塔卧主持召开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在会上作《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指出要加强和巩固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不能去包办代替政权的日常工作，而是应该加强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培养政权独立工作的能力”，建立政权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权力，还要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过党”，“脱离党领导的危险倾向。”【《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1935年1月27日，任弼时在大庸县丁家溶与贺龙主持召开红二军团积极分子会议上也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建立经常的健全的系统的政治工作，树立“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观念，纠正轻视政治工作，认为“政治工作不能打仗”的危险倾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

省委派出了工作队，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的规定，在乡、区、县建党的同时，迅速建立乡、区、县各级革命政权。革命政权建立的步骤也是从乡开始，再到区到县，与建党步骤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因为政权有“临时”和“正式”之分，因此革命政权在乡、区、县又分做两步走：第一步，从发动群众，分发地主粮食财产的斗争中建立乡、区、县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第二步，城乡革命委员会，在土地革命深入，阶级成分明确后，进行群众民主选举，建立正式革命政权——各级苏维埃政府。

为保障党在根据地的领导地位，省委于1934年12月22日下发《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定》指出：“城市与农村的革命斗争，游击战争与临时革命政权胜利的保障，将依靠本党的路线的正确：依靠于党在每一街道、工厂、作坊，每一乡村、市镇，每一武装部队群众中领导力量的加强；依靠于党在斗争中产生的堡垒（支部）去领导群众，去实现党的政纲、主张、决定和党所提出来的任务。”【《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与此同时，省委派出工作组在各县、乡、区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机构和乡区县苏维埃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各级革命政权成为党的基层政权，为实现党的目标起了非常重要作用。

2.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则。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提出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一系列根本措施，并在各地红军中贯彻执行。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这一概括性表达的实质就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党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军队实施全面领导，军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具体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思想上，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部队，不断防御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永远保持人民军队思想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二，在政治上，要经常进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坚决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一切听从党的指挥，始终保持军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三，在组织上，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统一领导的核心作用、连队党支部的战争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从组织上保证军队始终掌握在党的手中，不使军队走上封建军阀的道路。第四，人民军队必须有铁的纪律。任弼时不但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而且在实践中更加强调这一点。关于党对革命根据地领导权的掌握，特别是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任弼时在总结了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革命的经验教训后，对建立党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方面的认识，以及如何在保证团结的基础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进行的深刻总结。

第一，任弼时认为，党对军队、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任弼时认为首先要坚持党对军队，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过去由于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分党员在思想上淡化了党对军队，对武装力量的领导，他们在头脑中存在着单纯的军事观点，究其根源，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带入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要纠正这种错误，就必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主张红军只能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决不能把党看作是红军的附属品，要在红军中进行广泛的思想教育，认真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正确处理党同军队的关系，明确党指挥枪的思想。任弼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领导，特别注意防止“军事机关超过党，不把重要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讨论，只是通知一下党，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任弼时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其次，强调要加强党的支部建设，这是确保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关键。1933年3月，他在《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一文中指出：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因此，建立健全党的支部，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再次，必须建立健全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系统，从组织上切实保证党的绝对领导。

第二，任弼时还认为要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思想领导，保障根据地军民听从党的指挥。任弼时指出：“在战争动员中摆在党面前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如何去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和组织，加强游击战争的领导。”【《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5页。】如果没有党对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发挥党的作用，也不能担负其在土地革命与革命战争中的光荣任务，而且在“游击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党和苏维埃政策的执行，保证游击队绝对在党的领导之下行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3页。】。他非常重视宣传党领导革命战争的目的，要求“在广大群众中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以“造成群众一切为着战争的热潮”【《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193页。】；指示“全体党团员个个都了解现在战争的紧张和战争动员工作的重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页。】；指示“县、区一级应组织战争动员的宣传队，根据省委关于战争动员的宣传标语，到各乡各村各室坊中去，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3页。】他亲自起草宣传大纲，动员人民为革命战争出力。他在主持党内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粉碎从外面进攻我们的敌人，同时要消灭苏区内部的封建势力和一切反革命活动，来保卫、巩固和发展我们这个新的苏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开展这个苏维埃革命运动新的胜利局面。红二、六军团在根据地两个月的扩红中就扩红4000多名，涌现出不少父送子、妻送夫、全家报名当红军的动人事迹，如大庸县侯青芝一家八口人全部参加红军（包括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妹妹和三个弟弟）。

第三，任弼时为了保障党对革命战争的指挥权，高度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军事组织机构建设。省委成立后，立即成立以贺龙为首的湘鄂川黔军委分会和湘鄂川黔省军区，任弼时兼任省军区政委。从军事指挥上保证了根据地革命武装的统一调动。对地方武装，在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下，实行统一的建制改编，县区乡建立游击大队、中队、分队（或独立团、营）；对收编的土著武装也进行改造和统一编队。为了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省军区之下成立两个军分区。这些措施，保证了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他认为，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巩固部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党的命令的执行，努力为党的路线而奋斗。1933年6月，他从兼任湘赣省军区政治委员起，就致力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红二军团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处于瘫痪状态。任弼时将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作为加强红二军团建设的中心任务。任弼时、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任弼时立即采取措施，从红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从六军团调一批政工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1934年11月1日任弼时和王震、关向应、张子意致电周恩来：建议以原六军团政治部为二军团政治部，六军团另成立政治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同时，他从红六军团抽调一批干部帮助红二军团迅速健全各连队党支部并开展政治工作，在部队中大力发展党团员，使红二军团很快恢复了各级党组织并在部队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为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他提出：“党的各级委员会须建立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制，深刻了解下层实际情形，收集各地的斗争经验”，“少说空话，多做实际工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对红二、六军团的政治工作机构建设，任弼时要求必须“确立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工作机关，加强连队中支部工作的领导，来建立经常的健强的系统的政治工作。”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反对党不管军事机关工作的错误倾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对地方武装，他指出：“加强游击队和独立团、营中党的领导是异常迫切的问题。在每一个连队中应建立党的支部，坚决洗刷其中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到1935年1月，红二军团“党的生活开始走向健全化的道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43页。】。每个连队都有了党支部，师、团、连队中的政治机构已系统地建立起来。省委和省军区政治部陆续从主力部队派遣优秀党员干部到各县、区游击队当政委，给各乡游击队配齐了指导员，要求在区乡游击队中建立党支部。对收编的“神兵”和土匪也进行了改造和统一编组。

（二）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保障党的队伍具有坚强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全部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宣传者、实践者和推动者，是保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任弼时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借鉴毛泽东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党思想，强调：“建立健全的支部工作，是党在组织工作中最中心的战斗任务。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与群众的连环，党的一切决议，必须经过支部执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任弼时认为要做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做好下几个方面：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培养和管理，努力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根据地建立以后，党的组织获得了极大发展，但由于残酷战争环境的影响，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缺乏必需的培训和教育，致使党员的整体素质有下降的趋势。任弼时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强调基层党组织应在上级组织的帮助下，认真规划做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弼时认为基层党组织应做到：首先，加强共产主义的信念的基本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理想信念。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不断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性。其次，要求党员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三，帮助党员要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缺点和错误。第四，帮助文化不高的党员识字读书，以不断提高党员的文化素质。第五，教育党员向群众学习，使党员掌握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在任弼时的指导和关怀下，党员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很好地适应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任弼时非常注重加强党支部工作和提高党员素质，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为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提高党员骨干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他主持创办了省委党校，主张“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培训第一线的党员，以小组为单位，5到15人组成一个班，以当时省委翻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及苏维埃政府各类法令、文件等做教材。同时，他提出“主要是分配党员到实际工作中去训练”，“党必须大胆提拔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当地积极分子与群众中的领袖”【《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从基层锻炼培养干部。

通过上述措施，使得广大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党员能够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不仅从组织上入党，而且从思想上真正入党。

（三）重视党员的教育与培训，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素质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非常重视对农村党员和干部进行普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以增强农村党团组织的战斗力。在任弼时的领导下，省委在根据地强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宣传党的主张，唤起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努力。1934年12月16日，省委做出《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决议》：“党的任务就在于动员组织更多力量，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在革命战争的胜利当中完成一省、几省的革命首先胜利。”【《红色塔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是：“为着开展和掀起湘鄂川黔苏维埃革命的巨潮，使得这一地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得到解放；为着我红二、六军团有着巩固的根据地，来实现他所担负的历史任务。”【《红色塔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作用的认识，任弼时多次指出：“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工作是不能成功的。”由于党的革命主张与苏区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使省委在根据地强化思想教育的领导得到顺利实现，从而加强和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为了激起农民的革命热情，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并建立红色政权，就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并注重对农村党员和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还注意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苏区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成分，难免会有一些小农意识，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被带到党内来。每一个农村共产党员和干部都是党的一面旗帜，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感染和影响着群众。所以重视农村党员和干部的教育就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巩固红色政权提供人才保障。

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训练和管理，不断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是基层党组织中心工作之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的组织获得了很大发展，但由于残酷战争环境的影响，对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缺乏必要的培训和教育，致使党员的整体素质不高。任弼时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强调基层党组织应在上级的帮助下，有计划地做好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工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任弼时认为基层党组织应做到：首先，进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教育，以坚定党员的革命人生观。基层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学习马、列的理论，不断提高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性。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2页。】任弼时认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自己的行动，他要在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保持革命气节，坚持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可能的。其次，要求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第三，教育党员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克服缺点和错误。第四，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党员识字读书，以不断提高党员的文化水平。第五，教育党员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在任弼时的领导和关怀下，党员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很好的满足了革命战争的需要。

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根据地创建的艰难岁月中，由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的正确领导，根据地军民不但粉碎了湘鄂川黔四省敌军的重重包围，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而且在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军事武装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苏维埃运动，使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挥。任弼时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的发展、壮大、和巩固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革命根据地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任弼时坚持党的执政地位的原则，保证党掌握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权。在任弼时未率军进入这块根据地之前，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夏曦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严重削弱了党在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作用。任弼时到达后，针对这一情况，他强调指出，要坚持党在革命根据地的执政地位原则，并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省委要把好政治领导关，重点抓好革命根据地人事安排。1934年11月26日，省委发出第一号文件确定了以湘鄂川黔省委书记任弼时为首的党的领导地位，贺龙出任中央军委湘鄂川黔分会主席和湘鄂川黔省军区司令员，并兼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这样根据地党政军的核心领导权，全部集中掌握在省委一班人手中，从而在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

其次，省委在根据地要强化思想领导，主要宣传党的主张，唤起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而奋斗。为了增强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作用的认识，任弼时曾多次指出只有加强党的坚强领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成功。

再次，省委要在革命政权上确保党的执政地位。为了保障党在根据地的执政地位，省委于1934年12月22日发出《关于新区党的组织问题决定》对党的组织建设，革命政权建设，以及如何加强党对武装组织和群众团体的领导等各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在以任弼时为首的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各级革命政权起到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他们为实现党的任务做出了贡献。

第二，任弼时坚持党对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原则，保障了党在革命战争中的指挥权。任弼时在中央苏区时就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在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任省委书记后提出了如下三点：一、加强党对革命战争的思想领导，才能在思想上保障根据地军民听从党的指挥；二、加强党对武装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机构建设，保障党对革命战争的指挥权；三、抓军事学习，提高党指挥战争的水平。在根据地建立期间，在任弼时的正确领导下实行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的战斗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在开展湘西攻势，反“围剿”多次斗争中，创造了桃子溪战斗、忠堡战斗、板栗园战斗等一系列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第三，任弼时坚持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原则，保障党的队伍具有坚强的战斗力。他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领导班子建设，从而有利地保障党领导反“围剿”战斗的胜利和夺取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等各项建设胜利。由于建立起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比较巩固，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创造力的党组织，成了苏区名副其实的核心，为苏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湘鄂川黔苏区党的组织在任弼时建党思想的指导下，在以任弼时为首的湘鄂川黔省委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在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长江南岸建立的一个重要战略区域，它的创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和其他根据地的斗争。苏区政权、经济、军事、教育、民主法制等方面的建设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第四，任弼时坚持教育培训党员的原则，不断提高了党员队伍素质。通过创办省委党校，在实际中锻炼培养干部，开办支部流动训练班等一系列活动，狠抓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使得党员的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普遍提高，造就了一支积极的、特别能战斗的、群众拥护的党员干部队伍，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提供了人才保证。

总结任弼时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建思想的历史贡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今天重温他的党建思想，对当今加强执政党的领导权、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王跃飞，吉首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