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任弼时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卓越贡献

刘春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列宁说：“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任弼时，在其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始终把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任弼时在长期领导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实践中，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重要关头，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任弼时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典范。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和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树立榜样；任弼时关于要使群众不脱离我们：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改变领导方法和作风、整顿党的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是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障。任弼时对马列主义群众观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贡献，既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群众观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与开创未来的重要法宝。

一

任弼时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重要关头，创造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理论。这些理论对于指导中国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

任弼时说：“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因此，“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纵观任弼时从1920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因病逝世30年的革命生涯，他不论当选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和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期间，还是与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长途远征，实现三军大会师后任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华北军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赴山西抗战，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经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期间，他始终把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任弼时关于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论述，似一条红线系统地贯穿于其从事革命的每个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在土地革命时期，任弼时关于只有“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及“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等理论和实践，对于扩大群众组织，取的群众对于我党我军的信任，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25年6月，任弼时在谈到上海五卅惨案及中国青年的责任时即指出取信于民的重要性。他说：“中国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他还说：“农民在中国人民中约占百分之八十”，“我们应认定他们是革命中有力的军队，他们既占人口的最大多数，且在经济生产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我们对他们的工作决不能放松。”【《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1928年，中共中央对建立农村根据地尚在探索之时，任弼时在为中央起草的《城市农村工作指南》文件中，谈到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时，指出：“我们应该肯定地承认，如果没有健强的城市工人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的争斗配合发展，是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土地革命的领导作用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他还针对过去有些城市在职工运动中只单纯地做工人运动，而放弃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学生、贫民等）的工作和士兵运动，及用恐怖手段威胁群众去造成罢工形势等错误斗争方式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不正确的工作的路线”，“我们必须深刻注意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同时，他主张应抓住农民生活的青黄不接时期，发动农民抗税、抗债、分粮，一直到秋收时抗租、没收土地，在群众与我们有力量的地方即需实行割据与暴动，创造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并强调：“每次斗争的胜利与失败”，“必须着重于农民协会组织是否有广大群众，对于党的主张与土地革命及政权是否有深一层的认识与要求，党的组织与影响是否发展深入。这些将决定我们的胜利与失败，就是斗争失败了，如果仍能扩大群众组织，取的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仍然是我们的胜利。”【《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任弼时的适时指导，对于扩大群众组织，争取群众对我党我军的信任，及我党我军的早期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任弼时对群众工作非常重视，即使在他和贺龙等率领二、六军团长征的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中，仍然注意开展根据地之基本群众工作。1935年，他在《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报告中提出要“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的问题。他说：“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的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恰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任弼时的真知灼见，及他把与战争动员不可分离的、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彻底分配土地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对于组织红军队伍、聚集革命力量，战胜敌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有这样一个事例，红六军团进入贵州清水河流域苗、侗两族人民聚居区时，由于当地人民长期受反动政府和军队的欺凌，所以他们仇恨反动军队，每当反动军队进村时，他们手持利器扼守山寨严阵以待。任弼时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严令部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进民宅，不侵犯群众一草一木，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军行所至，广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但是由于语言不通，一个老太婆竟用刀砍杀红军战士，任弼时知道后经过慎重考虑，指示：“把人放了，刀还给她，向她表示红军是保护少数民族的，经过这里是过路，不侵犯他们的利益。”有关同志按照任弼时的意思做后，她脸上的敌意瞬间消失了。还有一次，任弼时了解到由于战士不慎失火致使一个苗寨被烧后，立即追查责任，在部队离开时留下一堆光洋和一封信表示赔偿并致歉意。由于红军官兵上下一致、纪律严明、尊重群众、爱护群众，很快与当地人民建立了亲密合作的关系。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关于“要组织千百万的群众”，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应该是“鱼水的关系”等理论和实践，对于动员全民族同仇敌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说：“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就是脚也站不稳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为了使这些抗日群众无所顾虑地抗击敌人，协调正规军作战，任弼时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减少一些捐税、地租和利息，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同时，他提出，八路军、新四军要与老百姓建立鱼水关系。他说：“我们时常把军队与老百姓的关系，比作与鱼水的关系，就是说鱼没有水不能生存，军队没有老百姓也是不能生存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所以军队对于人民“应该是非常亲密的，关心人民的疾苦，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并为保卫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他要求“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军爱民，民拥军。我军在山西抗战时，经过短短几个月来的努力，在战区和敌人后方，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建立起大批的民众游击队和义勇军。这些民众的组织和武装与八路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成为抗敌御侮、驱逐日寇出中国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三）40年代初在环境相对和平的延安，任弼时关于要使老百姓不脱离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只有经济上不依靠别人，军事上政治上才会有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9页。】的极富远见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为克服经济困难、坚持持久抗战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作了必要的准备。

任弼时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页。】“夺取政权固然不容易，但经济建设要比夺取政权难做百倍。这是一个麻烦与细致的工作。如果这工作做得不好，老百姓还会脱离我们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任弼时认为在环境相对和平的延安，我们一定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经济建设是“全部工作链子的一个特别的环节”【《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紧紧抓住这个环节，其他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要在经济建设方面“作出一些模范，开辟出一条在坚持抗战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寻求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规律。”【《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01页。】他根据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书中所总结出的经验，提出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他还提出进行经济建设的办法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及用运出边区的盐换取财政收入，和修水利、开荒、纺织、办合作社等。他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纺线活动，被评为纺线能手。他特别强调，进行经济建设，首先，“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不能妨碍老百姓的生产，这是一个原则。”【《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再者，要重视技术工作，不但依靠外来的技术人才，而且要大量培养党内的技术人才。他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政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才”。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的边区经济建设，不仅为克服经济困难、坚持持久抗战、争取革命胜利的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而且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历久弥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二

任弼时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典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工作作风，他遇事善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他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和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为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榜样。

任弼时说：“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能否正确对待人民群众，是检验一个人是否是真正共产党员的试金石。被称为“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尽管只活了短短的46岁，但其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高尚品德和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堪称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的楷模。

（一）任弼时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和蔼可亲的工作作风，不仅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而且他也从中听到了人民群众的真正呼声。

任弼时说：“无论对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惧怕而畏怯，而疏远，以至不敢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2页。】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对同志和蔼可亲，任弼时这一非常显著的工作作风，标志着他具有极强的政治涵养、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正因此人民群众才敢给他讲真话，并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凡是和任弼时有过接触的同志，无一不称赞他的工作作风。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任弼时在出席兴国县召开的团代大会后，曾要时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的周爱民陪同他到离县城三十多里的江背、水南和赣县田村、白露一带调查扩红等情况。在与任弼时短暂相处的日子里，周爱民发现任弼时最大的长处是没有架子。周爱民说，尽管任弼时和当地群众“言语不太相通，但他与群众的关系真是到了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程度”。延安时期曾在任弼时领导下的中央办公厅同志们，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情景，也异口同声地称赞他非常随和，和他谈工作一点也不让人害怕。

任弼时对文艺工作者同样和蔼可亲。曾经率战地服务团到山西抗战前线慰问指战员的作家丁玲，在回忆到山西抗战前线同任弼时接触时写道：“那时，前方的指战员我都不认识，我觉得任弼时同志容易接近，所以一路便跟着他。”北京西郊玉泉山附近程家花园，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私宅。1949年8月，一天清晨程砚秋带着弟子在玉泉山围墙外的小河边借着水音和墙壁的回音练嗓子。任弼时知道后让工作人员把程砚秋请到玉泉山疗养所，亲切地与他交谈，并请他有时间常来交谈。8月31日，任弼时又请总参二局的戴镜元陪他去访问程，得知程有意研究马列主义后，于9月10日致书程，送去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中国革命读本》各一册。任弼时和程砚秋的交往至今传为佳话。

任弼时不仅对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和蔼可亲，对犯错误的同志也平心静气地予以对待。40年代初，他在领导审查中共七大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资格时，由于此时离六大召开已有十几年时间，这期间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惨烈、最艰险、最复杂的时期。为了做到既对党负责又对代表们负责，他在审查这些各地选出的分别来自抗日根据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其中有的还遭受过国民党逮捕关押的代表们时，即便他发现个别同志的辩解和已掌握的情况有出入时，也不声色俱厉地采取高压手段威慑对方，使对方畏惧害怕，而是让本人把话说完，然后平心静气地指出本人申诉的矛盾，讲清道理，最后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据任弼时的秘书师哲回忆，“在任弼时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继续前进，绝不随便抛弃他们，绝不一棍子打死”。

任弼时对同志、对文艺工作者和犯错误同志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像一面镜子在启示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

（二）任弼时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心底无私、一身正气、质朴真诚的高尚品德，像春风一样滋润了许多受王明宗派主义路线打击的干部的心田，使他们从心中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党中央的关心体贴。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任弼时遇事善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和质朴真诚对同志平等相待的品德，是他又一个非常显著的工作作风。而最能体现他遇事善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精神的几次大的事件，恰恰是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成长中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被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左右之时。尤其是在江西苏区反“AB团”时，可以说是人人自危、不少人生怕惹火烧身，在这样的情况下，任弼时仍然能做到遇事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与他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修养和他心底无私、一身正气的高贵品德是分不开的。

1931年，第三次反“围剿”期间，在江西苏区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诬陷为“AB团青年总团部负责人之一”，主持此事的某负责同志轻信了口供，决定逮捕张爱萍。这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率领中央代表团来了。任弼时说：“他不是‘AB团的’。”这是任弼时在分析了张爱萍从由于大革命失败后逃到上海做秘密工作，虽连续被捕入狱，但坚持革命气节；后被派人红军工作又负伤，及被调出做青年工作等一连串的情形后所作出的结论。任弼时还说：“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64页。】后经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亲自到万泰地区检查，证明任弼时的结论是正确的。任弼时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给张爱萍将军留下深刻印象。

1938年3月，任弼时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他在取得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理解和支持的同时，还认真负责地解救了一些受王明和康生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迫害的干部。这些不满王明、康生做法的干部，或被放逐基层或被长期“挂”起来。他们申诉无门、精神倍受折磨，生活也很困难。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长吉合和师哲、陈郁。吉合在1935年组织遭受破坏后，和其他两位同志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负责组织工作的康生先是要他带着电台回国到陕北找红军，待吉合等准备起程时，康生突然变卦，不但不许他回国，而且对他严加审查，并被放在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一“挂”就是三年。吉合在实在忍受不了的情况下去找任弼时，任弼时了解清楚情况后，很快安排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回到祖国；师哲1925年赴苏联学习，1929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苏联政府和中共代表团派遣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代表团长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但都没人理睬。1938年，根据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生活很困难。8月间，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团要求安排工作或送他回国。出乎他意料的是，任弼时不仅耐心地听他讲明情况，而且当即把国际干部处处长叫来核准情况。然后他对师哲说：我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你的工作，并要师回去静候消息。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担任任弼时的秘书。吉合和师哲是亲自找到任弼时后才得以解决冤情的。而因对米夫等人操纵下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满，致遭到王明残酷打击迫害、被改名“彼得”，放逐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做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则是1939年初，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档案时，发现陈郁的多次申诉信，以及王明、康生处理陈郁的材料后，认为处理错误，报共产国际干部部要求复审陈郁问题。后任弼时同到莫斯科治疗臂疾的周恩来一起，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撤销了对陈郁的处分，并作出正式结论，决定派陈郁回国工作。任弼时认真精细的工作作风，由此可见一斑。这些被任弼时、周恩来解救的遭王明、康生一伙迫害的干部，从内心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党中央对他们的关心体贴。正如师哲所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

1943年，在延安审干时，任弼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发现主持清查暗藏反革命日常工作的康生，在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的错误做法造成是非颠倒以至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及时向毛泽东汇报，提出立即制止错误做法的意见。【《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0页。】后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甄别工作时，任弼时根据其仔细调查国民党自1931年以来的组织状况、党员人数，及三青团成立时间和初期的人数等数据分析，认为，“国民党绝不可能把这些人大批训练成特务，派到延安来。”“在延安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革命投奔延安来的。‘抢救’运动中，有的单位把百分之八十的新知识分子弄成‘坦白’分子，应予否定。”他指出，有些人“在‘抢救’运动中是被逼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弄出来的，有很多弄错的。”他强调：“审查重大特务主要靠调查研究。”【《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23页。】

（三）在土改运动中，任弼时关于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应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等正确主张的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和他深入乡村农户调查研究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对于纠正土改中的一些过“左”偏向，拨正土改的正确航向起了重要作用。

任弼时说：“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毛泽东也说过：“土地问题今冬明春可以解决。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于我们，我们就输了。”【《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41页。】土地改革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广大解放区掀起的一场彻底消灭中国存在几千年的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使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翻身的伟大的运动。任弼时对此非常关心，即使是因病休养期间，他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土改运动的关注。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但受毛泽东委托对该大纲草案认真加以研究和修改，并在此前已发现晋绥土改中有一些“左”的错误做法的任弼时，在大纲颁布后注意到全国土地会议对于如何掌握政策界限，特别是没有制定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和标准，对已出现的“左”的倾向也没有及时注意。而这些是土改中所必须完成的和非常急迫地需要纠正的。为此，他于11月12日，就关于解放区政权和新富农政策问题致信毛泽东，说：“各地分析阶级不一致，做的过火点的地方，恐有将富农算作地主，富裕中农算成富农者。因此确须颁发一大体通用的‘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页。】任弼时认为，要纠正群众运动中的“左”的倾向，关键是要确立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并详细查明各地土改的实际情况。但恰在这时候，任弼时犯病了，他不得不到离杨家沟约十里的骑兵连驻地钱家河休养。

任弼时利用在钱家河养病的机会，亲自访问村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同时安排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外出帮助群众干活的机会，对周围三十几个村子，挨村挨户仔细调查每户的人口数、土地数、评定阶级成分的情况和小商人生意好不好等情况，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十多天后，他又找到1933年苏维埃政府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11月29日，中央决定将这两个文件略加删节，经新华社电告各地。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段话，指出：“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贫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88页。】上述两个文件的颁发和任弼时12月27日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对土改中已出现的错误做法的若干政策界限，对纠正土改中“左”倾错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任弼时对土改运动的一个重要贡献。

任弼时对土改运动的又一重要贡献，是1948年1月12日，他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的经毛泽东审定修改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从理论到和实践非常明确地阐明了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正确对待工商业、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及反对乱打乱杀等六个问题，被称为是任弼时土改期间纠正“左”倾错误的力作。任弼时指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他以晋绥分局在纠正兴县蔡家崖一个行政村552户，评定为地主富农的竟有124户的错误为例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绝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他要求：“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更改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7页。】他还对一些地方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左”倾倾向，提出进行土改这一消灭封建阶级的残酷的斗争，“必须依靠贫雇农”，并“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我们破坏了中农的利益，甚至与他们对立起来，那就要使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0—421页。】他针对许多地方斗争地主富农的方法不妥、甚至打死人的情况，指出：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主要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耕畜、农具等财产，及征收富农多余部分的财产分给农民，而其中最基本的是分配土地。”任弼时特别强调发展生产力，他说：“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是为着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束缚，使农业经济有大的发展的机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以优于一切历史上的革命，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才能采取最为公平合理的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页。】他说，我们对地主个人，应按土地法大纲分给不比农民多也不比农民少的土地财产，强迫他们劳动，改造他们，“是因为地主在参加劳动后，是不少的一批生产力。”“只有把他们都改造成劳动者，那才算是把封建阶级的遗迹也消灭了，才是我们工作最大的成功。”为了发展生产力，“对工商业者不要采取冒险政策”。他还高瞻远瞩地从为建立人民共和国需要的高度充分阐释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对于任弼时的报告，毛泽东极为重视，指示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并收到强烈反响。有些解放区负责人说，我们要用心研究毛泽东的《新区土改要点》和任弼时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由此，任弼时为拨正土改运动的正确航向所作的卓越贡献可见一斑。

在土改运动中，任弼时除了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认真负责的工作原则拨正航向外，也悉心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浏览任弼时传记，尽管他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跋山涉水、险象环生，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老百姓的生活。1947年春，当他们转移到王家湾时，由于这里头年遭受旱灾，如今春旱严重春荒出现，加上村里大部青年支前去了，劳力畜力都很困难，老百姓正为春耕发愁。任弼时知道后，立即布置中央纵队所属的四个大队派出工作组，弄清缺口粮、缺种子和牲口的农户，然后发动大家节衣缩食，帮助群众度荒，又组织劳动力和从纵队抽出一批牲口帮助群众春耕播种。经军民协力奋斗，王家湾的庄稼出苗整齐长势良好。陕北葭县米脂地区，久旱不雨，农民收成少，加之国民党军骚扰抢夺粮食，入冬以后，不少农户靠吃山药蛋、蔬菜度日。但是为了打胡宗南，他们节衣缩食交纳公粮。任弼时深知群众的困难，尽可能地紧缩开支，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同时，中央纵队从1947年8月份起，规定每人每天从口粮中节约二两，到1948年3月中央纵队离开陕北杨家沟时，共计节约粮食两千余斤。离开陕北时，任弼时把这些粮食交给当地干部，用来接济灾民。

在土改纠“左”中，任弼时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人民负责的工作原则和高瞻远瞩从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高度，缜密细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既拨正了土改的方向，也谱写了一曲爱民的嘹亮凯歌，同时也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充满希望。

三

任弼时关于要使群众不脱离我们，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切实改变领导方法和作风，肃清军阀主义的倾向，整顿党的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既丰富了马列主义群众路线的内容，也警钟长鸣，是对我们党只有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警示和期望。

任弼时说：“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取得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群众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共产党的生命线。我们党生存和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与我们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密不可分。深谙马列主义群众观精髓的任弼时，在身体力行地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的要使我们不脱离群众，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所以，他强调：“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我们必须开展群众的斗争去克服它。我们要使得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反映群众的要求，真正为群众办事，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二）必须切实改变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1943年1月7日，任弼时根据当时边区的环境和任务变了，而我们的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它，还仍然按照领导战争动员时的老一套的领导方法和作风去办理，以致影响了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如果长此下去，我们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情况，他适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成为边区任务的中心环节，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也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即从由适应战时需要的动员方式，转变到深入细致的生产组织工作。任弼时关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任务，适时转变我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理论和实践，与我们党现在提出的作风建设常态化的要求是何其相似。

（三）必须肃清军队中军阀主义的倾向。在延安时，任弼时即对留守兵团的某些部队中出现的军阀主义倾向予以批评。他说：“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如果任其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是可以使得我们的军队逐渐变质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269、271页。】

（四）必须整顿党的组织。从1948年3月23日到4月23日，任弼时在跟随毛泽东从陕北到西柏坡转移的途中，几乎每天傍晚都深入到村里与党支部负责同志和村民交谈，仔细了解土改情况和基层党组织、党员成分等情况。经调查研究，他真实地了解到晋察冀及晋绥土改和党组织的状况。1948年5月、6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晋绥分局的两个电报，提出对晋绥土改整党的意见。任弼时说：“党内存在着许多严重不纯的情况，因此整党成为巩固党的十分必要的步骤。如果不能整掉党内的作风上的强迫命令，思想上的一切脱离党的路线与政策的想法和自私自利的倾向，以及不能把党的成分弄得更加纯洁一些”，而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则我们的党就会有完全脱离群众的危险。”【《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0页。】

（五）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在延安整风学习中，任弼时一再强调提出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他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脱离群众的问题”，“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群众，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

上述任弼时强调的四个必须反对，既警钟长鸣，又与党中央当前开展的以集中解决形式主义等“四风”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相吻合。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作风和高贵品德，就像一座丰碑，一面旗帜，在昭示着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

（作者刘春秀，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