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党的群众工作及实践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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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与党的群众工作及实践

李蓉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国革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也为党的群众工作的开展、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贡献了一生。他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提出做群众工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从党性的高度来看待和群众的关系,提出要转变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研究任弼时有关群众工作的思想和实践的特点和启示,对于加强执政党建设、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很有现实意义。

一、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的力量

任弼时年轻时候就抱有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这是他之所以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能够提出党的群众工作观点和进行群众工作实践的重要思想基础。他曾告诉家人:“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他在苏俄留学3年多,系统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留学归来后,年仅20岁的任弼时一面担任上海大学的俄语教师,一面参加地方青年团和团中央的工作。在工作实践中,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中国青年运动的发展要靠青年群众的广泛参与。因此,他撰写和翻译多篇文章,传播马列主义,参加青年团的理论宣传,以便动员和组织更多的青年参加中国革命。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在19274月底召开的中共五大上,任弼时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他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闭幕式。这次大会贯彻中共五大精神,在大会宣言中提出:“今后学生活动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中国共青团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页。】任弼时随后发表文章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领导工农青年群众,参加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任弼时重视工农运动,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当时存在的脱离群众,只靠上层领导解决问题的倾向很有意见。19276月底,任弼时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提交共青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其中强调:领导农民起来没收大中地主、豪绅、祠堂、庙宇及反动派的土地;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无产阶级应有独立的政策与主张,尤须信赖群众的力量,不应仅靠与上层领导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等。但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没有接受任弼时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87日中共中央汉口紧急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批评党的主要领导人脱离群众的错误。他指出:在国共合作的北伐中,党“不但未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争斗”,以致“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越大,民众致遭摧残,我们反失掉群众”。他提出:“现在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原则,要实行,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1页。】只有深入领导群众,才能组织带领群众去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

二、做群众工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主持共青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确定团的主要任务是领导青年工农群众参加斗争与暴动,并在农村建立半军事性的少年先锋队,致力于游击战争与暴动,协助农民协会及农民委员会工作。他在《无产青年》第三期发表文章指出:团组织应“切实在青年工农与兵士中做点艰苦的群众工作”。他强调要以坚决、忍耐的精神做群众工作,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只有做好群众工作,中国革命才有力量。把群众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这是很有见地、非常深刻的思想。因为群众工作意义重大,但又有许多困难,所以才要有坚决、忍耐的精神去开展这项工作。

针对大革命失败后各地组织暴动却连连失败的教训,任弼时认为,各地暴动中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群众本身没有组织,缺少暴动意识,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此。他提出,组织群众,要引导他们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争中去培养群众暴动夺取政权的意识,巩固阶级组织,是目前最紧迫的工作。若是不去注意群众工作,只凭主观要暴动,硬把一切斗争变成暴动,认为除暴动外没有出路,组织与宣传工农兵的工作只有暴动中才有机会做,便是极大的错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页。】从这里可见,任弼时不仅强调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还在思考采取什么措施才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9283月,任弼时被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他和李维汉、罗登贤一起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负责起草了中央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等多种重要文件。他一方面继续强调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提出了深入群众、说服群众的观点。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才能在群众中成为领导核心。“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如何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和拥护呢?任弼时从当时的斗争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抛弃武力胁迫的方式,而着重“说服”群众的工作;当黄色工会有群众的时候,必须加入到里面去活动,以接近其群众,领导他们作斗争;要建立城市工作的群众基础,“过去城市党部因为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反动局面一来,便与群众隔离起来”,“当然不能产生什么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党也自然不能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55页。】。这是非常精彩而精辟的论述。换句话说,党要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就要从群众关心的问题人手,采取群众能够接受方式,如切实领导工人日常微细的斗争,在农村工作则应特别注意防止离开群众等错误倾向。任弼时虽然没有出席中共六大,但因为他在党内的作用和影响,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三、从党性的高度来看待和群众的关系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任弼时对党和群众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更注意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看待和群众的关系,更重视提高党员的群众意识、培养党员一切为群众利益的牢固观念。这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任弼时从党性的高度论述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生动表明他对党的群众工作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任弼时指出,为了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而谈到党性修养,就必须弄清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任弼时认为,为了增强党性,需要在首先应该弄清几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第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第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第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进行测量的。

处于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中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锻炼,有了丰富的经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但正如任弼时所指出,在党的组织中、某些党员身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和现象。因此要提高党性、培养党性、锻炼党性。而同群众建立真正密切的联系,也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内容。任弼时指出:“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所以,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页。】

围绕强调有关党性与群众的密切关系,任弼时还进一步论述了要向群众学习,才能保证党的领导正确,保证不脱离群众的道理。他指出:因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并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这就是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因此,毛泽东才不断地指示说,共产党员要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任弼时还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论述了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向群众学习,对于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解决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也很有意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得到经验,去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与乱闯,便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当着抓到了规律后,便使我们的行动由盲目的变为自由的,有明确的方向,并按一定的计划前进。所以,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页。】

任弼时特别强调,是否向群众学习,也关系到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反之,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因此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

四、转变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

任弼时严厉的批评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认为,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他们不知道只要依靠群众,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194317日,任弼时在讲到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时,进一步提出要转变领导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他一方面肯定边区党政军民各种组织,对于领导战争动员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熟练的。但是,很多地方的工作还是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这些“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风,不但办理不好许多细腻的、经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觉到今天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都只是动员,只是向他们要东西,还不如苏维埃革命时代,打土豪、分田地,党政军民各组织直接给了他们许多利益。两相比较,老百姓对于党政军民各组织的关系,自然没有从前那样亲密。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会脱离群众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278页。】而造成这种情形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抗战以来,边区的环境变化,任务也变化了,而许多干部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它,还没有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转变领导作风,却仍然继续采用老一套的办法,这就需要“今后来一个大大的转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8页。】。

官僚主义作风直接影响到党的政策的正确贯彻。而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实现的重要原因,也在于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任弼时看到,在领导作风上,不论是党政军队还是群众团体,都存在着一个相当普遍的严重缺点,就是“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这种情形,固然由于过去党内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时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多少有些关系。“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指出,就是官僚主义倾向在那里作怪”【《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5页。】。

任弼时分析官僚主义倾向的各种表现,如制定工作计划之前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而是凭着自己脑子里的想当然;对上级的指示和决定,没有认真研究,更谈不上定出具体执行的办法;还表现在执行某种决定,进行某种工作时,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向群众作解释,而是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的办法;还表现在有计划也是摆样子,不去组织执行,形成一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总而言之,这种官僚主义倾向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287页。】

五、任弼时重视和开展群众工作的特点和启示

任弼时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重视和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生。他有着强烈的群众观念,对于群众工作有着创造性的思想和实践。他之所以如此,决非偶然。任弼时重视和开展群众工作,体现出鲜明的特点,也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启示。

一是把群众工作提到党性的高度,每一个对党忠诚的党员,完全出于自己的“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为党工作时,都要重视开展群众工作。任弼时在1943年讲道:“二十二年来,我党已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政党,成为今天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核心,成为全国一切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柱,成为广大民众争取解放和胜利的旗帜。我们今天庆祝党的伟大发展,同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加强责任心、自信心与创造能力。”【《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页。】正是从这种责任心、自信心出发,任弼时始终重视群众工作,并在工作中有所创新。

这对我们今天加强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凡是党员就要讲党性,党性就要求党员做好群众工作。这是和党的性质宗旨、前途命运紧密相联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到今天,能够成为群众的主心骨,就是靠群众工作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的。

二是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注意总结经验,学习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任弼时虚心学习,看到毛泽东在群众工作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优点,便在19436月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所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向全党加以介绍和推荐。他提出,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具体化、中国化,并有了新发展,表现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创造了一套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任弼时分析说:“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所以高明,所以领导正确,就在于他能够虚心向群众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5页。】任弼时指出,在整风学习中,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任弼时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来分析向群众学习的问题,这对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有帮助。

在今天,党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党所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更为复杂。怎样应对这些复杂情况?还是要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任弼时所说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仍然是当今共产党人治国理政必须要掌握的。

三是强调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在强调向群众学习问题时,任弼时还提出,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必须强调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善于”二字在这句话中可以说是关键词。如果仅仅说向群众学习,但不善于学习,也达不到应有的目的,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任弼时指出:善于向群众学习,“我们每个党员是否能照这样去做,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页。】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针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也是为了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任弼时强调善于向群众学习,是从客观效果来考量的。如果我们口头上说要向群众学习,但抱着一种自由随便的态度,不考虑我们向群众学习是要保证党不脱离群众,是要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是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运用和发展,是要检查我们的群众观念和党性修养,那么,向群众学习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任弼时关于要善于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对今天的党员、干部密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很有教育和启发。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群众的力量和智慧,一方面要抱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善于向群众学习,而不是走过场、应付检查而已。

四是提出要注意领导方法的学习。任弼时认为,做群众工作的人,往往不是党员就是党的干部,这里就有一个领导方法的学习。学习的过程也是深入掌握正确地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方法的过程。任弼时认为,当时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便是毛泽东几十年来在领导方法上的经验结晶。任弼时指出,这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必须反复钻研去把它弄通,去纠正我们领导作风中尚存在的一些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

这对我们今天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很有现实意义。有的党员、干部从主观愿望上说还是愿意把工作做好的,愿意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缺乏正确的领导方法,群众不能接受,工作效果自然不能达到。

任弼时在近30年的革命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思考了许多群众工作的重要问题,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光荣传统,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好。这是党所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这也是任弼时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出来的成功之道、胜利之路。对此,我们要永远铭记在心。

(作者李蓉,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