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任弼时党群关系思想的一条主线

贯穿任弼时党群关系思想的一条主线

温勇 于玲玲

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任弼时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他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任弼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发展人民利益是他思考党群关系的一条主线。任弼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科学论断：“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体现在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之中，体现在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之中，体现在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之中。

一、人民利益与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任弼时从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角度深刻阐述了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宗旨，他认为，我们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是最革命的最能够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59页。】。

代表人民利益是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任弼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深刻阐明了代表人民利益与党的性质的关系：“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从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从劳动群众的利益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主张与政策的，而无产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利益，又是与全民族解放的利益一致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0页。】为什么我们党能够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呢？这是因为我们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任弼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就是我们党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以推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过程。1943年任弼时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文稿中写道，“我们的革命绝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着基本群众谋解放。而基本群众的解放，又是要他们自己起来动手，才能真正得到的。所以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基于上述对中国革命与人民群众利益关系的深邃思考，任弼时明确指出，群众工作“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工作”【弼时（任弼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扩大会议的经过与意义》，《无产青年》第3期，无产青年社1927年11月14日。】。党只有通过群众工作这一基本工作，“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237页。的根本利益。】就是说，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就体现在我们党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代表人民利益是党不断扩大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任弼时高度重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他指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6页。】任弼时总是强调，“我们要知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宣传的力量可以做到，少不了要亲自深入群众，与革命的群众接触而明白他们的心理和需要，且指导他们应进行的组织和活动的工作，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早在大革命时期的1925年6月，任弼时就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页。】。任弼时一贯强调“注意取得民众的大多数”实现党团组织的“群众化”，目的就是扩大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社会基础。而实现党团组织的群众化的条件就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在革命的不同阶段，任弼时都注重反映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和要求。大革命时期，在领导学生运动的过程中任弼时强调，“要注意学生本身的利益”，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强调“我们应尽量扩大在青工中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实际领导他们为本身利益而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23页。】1941年任弼时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十分注意调节各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如《纲领》的土地政策规定，要保证经过土地革命的地方，已经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地主不能算账，不能向农民收回土地；在未经土地革命的地方，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要保证不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取消债主的债权，地主要减租，债主要减息，同时佃户也一定要缴纳应缴的租子，借债人也一定要缴纳应付的利息。【冯蕙、李捷、杨明伟等：《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8页。】这些政策赢得了各阶级对共产党的拥护，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

代表人民利益是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任弼时一贯强调发挥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早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当时的表述是怎样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强调指出，“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是“我们斗争方法的原则”，是“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任弼时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我们做了不少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但是学生运动多偏于政治方面，工人运动则重于普通工会方面的活动。因为没有能注意到学生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以致使学生群众不能坚固地团结在学生团体之下，反而不满于自己的团体，不觉得学生团体是他们利益的保护者。在工人方面，因为我们未能注意青工利益的斗争和宣传，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仰。换言之，就是我们在过去各个方面工作中，未能使青年群众感觉到本团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领导者。”【《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可见，离开群众的利益，也就谈不到共产党、共青团的领导力和先进性了。任弼时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在这些大的小的争斗中，教育他们对于政权的认识，引导他们组织真正有群众的工会和农会，使他们感觉自己不可磨灭的伟大的阶级力量。在斗争的群众中去吸收勇敢的分子到党和团里面来。仅仅是这样的党和团，方才可以说真正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青年工农的先锋队。”【《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41页。】

二、人民利益与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任弼时从维护群众利益的角度对此加以细化和具体化：“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这说明，要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关键是维护群众的利益。

维护人民利益是党的工作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任弼时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这就是我们所要求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任弼时明确指出，“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在群众斗争方面，我们注意到在可能范围内求得改善群众生活，不提出过高的口号与要求，并且采取合法方式，使群众改善生活的要求能够顺利地实现。一般地说，不是号召群众采取直接斗争的方法。”【《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任弼时在总结五卅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本团这一年极大的进步，就是由偏重研究性的小团体，渐形成实际领导群众行动的组织，宣传与组织方面都渐深入群众；但是也有极大的缺点，就是工作上没有表现关于为青年本身利益的斗争及文化运动的成绩，未能使全团工作与组织青年群众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0页。】1937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指出：“在前方，最近发生忽视群众利益的观点，我们是应该反对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任弼时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满足群众利益与需要是推进工作的出发点。不论组织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要围绕群众利益这个中心展开，这也是党政一切工作最重要的原则。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与群众融成一片，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

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改进工作作风。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能否维护人民利益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民利益，任弼时强调，要“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以适当的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党和政府要经常检查下面的工作，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这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对于我们是最有害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他在分析官僚主义倾向产生的原因时指出：“根本原因，就在于与群众脱节，不是真正关心群众，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这种官僚主义倾向的坏作风，是应当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反对的。像那些极少数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官僚主义分子，是必须从政府、军队和党的机关中排除出去的。不然，我们的新的工作作风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要“提倡雷厉风行，说做就做的工作作风，反对遇事拖拖拉拉、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任弼时强调，我们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把握住少发空论多做实事，反对没有内容而只有形式的各种小组，减少那些乱动员消耗老百姓劳动的做法，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他不仅要求这样别人，更注重身体力行。1947年“十二月会议”后，他利用治病休息的时间，到钱家河周围的村子做调查，亲自找村干部和农民谈话，了解土改的实际情况。同时仔细研究各地的土改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文中，他结合自己调查得来的生动具体的事例详尽阐述了党的土改路线、方针、政策，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都给予了正确的回答。这篇文章有力推动了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维护人民利益出发独立地创造事业。任弼时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发扬“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而“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的出发点，就是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来推动工作。任弼时指出：“要转变领导方法，建立新的工作作风，就必须富于创造能力，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在一县、一区、一乡工作的同志，都要善于学习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去独立地创造事业。”要“使每个同志有勇于作事的积极性”。“只要这件事情是群众需要的，是适合于边区建设的利益的”，就要有勇于独立作这件事的积极性。当然，独立地创造事业“这不同于闹独立性。我们不要因为反对闹独立性而走入另一偏向，就是妨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各个同志在党的路线与政策下，按照具体情况，独立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之发展。我们所反对的独立性，是指那些想法与党分歧，又不执行党的政策，不服从党的组织，‘为所欲为’的现象。而对于符合党的政策的创造性，是要发扬的。”他强调，“必须打破公式主义”。所谓“打破公式主义，就是要我们尽量运用群众习惯中所有的一些方式，比如不用劳动互助社的新名词，免得老百姓不懂、害怕，以为又是向他们要东西的新花样，而采用群众所熟悉的变工队、扎工队一类的形式而加以改进，使它们实际上成为劳动互助社的性质。其次就是善于在事业的进行中，很好地组织人民的力量。要改造那些群众所不喜欢的东西，定出适合群众口味的办法，使群众感到所办的事业对他们是有利的、方便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三、人民利益与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

我们党成立之初就在自己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中明确规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任弼时把这一历史使命具体化为我们党现在的任务是领导革命，将来的使命是领导建设，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是为了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任弼时把发展人民利益与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联系起来，体现了他对党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追求与群众利益和群众工作关系的正确认识。

为了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党既要领导好革命也要领导好建设。还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就高瞻远瞩地指出，革命与建设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1—342页。】任弼时明确指出，“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他认为，贯串革命与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争取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他谆谆告诫全党：“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他认为“发展经济，发展生产，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我们党掌握政权之后照顾人民群众利益、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明确提出，我们“要认识革命的两方面的任务，即破坏旧的建设新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任弼时指出，“全党必须认识，我们若是不能组织一万万二千万解放区人民的生产事业，发展和繁荣解放区经济，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那我们就会脱离广大群众，不独没有力量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而且也不可能保持已得的胜利，终于是要失败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在我们党掌握政权之后，“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人民就特别看重实际利益，近两年人民歌颂共产党就是这个道理。”【《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0页。】“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张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说明虽在战争年代，任弼时已经在思考和平建设时期的有关问题了。这恐怕是我们党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最早的描述了。

党在局部执政后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最中心的任务”。任弼时认为，经济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发展人民利益最重要的基础。1941年2月任弼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应当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后来他又指出，在我们党取得局部地区执政之后，党的“基本任务，除开保持这一政权不受敌人侵袭之外，就是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特别重要的是经济生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1页。】就要把经济建设工作作为党政“全部工作的中心一环”。“我们要善于在一定时期内，抓住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中心环节去进行。”他还说，“只有抓紧经济建设这一中心环节，才能使人民丰衣足食，更加富裕起来；才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解决几万脱离生产人员的生活问题；才能给我们以物质的保障来完成教育与培养大批干部的重大任务，以准备迎接行将到来的胜利开展的局面。”【《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280页。】他特别强调说，“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全党当前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即算内战还有一个时期的延长，也必须开始有计划地按照上述方针组织解放区的经济事业。我们若不能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我党组织经济的力量，若是在经济建设上表示无能，则不独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且一定要丧失我们的政治地位。经济战线上的无能与失败则将导致政治上、军事上的失败。全党必须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教育，要使党内许多有能力的干部转入经济建设和斗争的战线上去。”【《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由战争转到建设的思想的建立，现在已很重要。”【《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起来的，而这一核心思想的形成则始自于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在解放区经济建设工作中提出的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的伟大思想及其杰出实践。

既要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也要实现人民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任弼时在关注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高度关注保障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文化权利。1940年在主持制定《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草案）过程中，任弼时根据形势变化，对1939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时期施政纲领》作了许多补充。在人民民主权利方面，新的施政纲领不仅保留了原施政纲领中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民主等自由权利，还进一步规定要保证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冯蕙、李捷、杨明伟等：《中共五大书记走向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8页。】此外，任弼时积极倡导发展党内民主，人民民主，主张发动群众监督党和政府。他指出，肃清官僚主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这种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应当成为我们肃清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以及消除对这些不正确思想倾向采取的自由主义态度的一种重要武器。也就是说，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5页。】1948年9月，还在解放战争紧张进行之际，任弼时就指出：“华北解放区现在已有相对的和平，党内党外均应加强民主，建立民主制度，而且制度必须实行。”“有了批评自我批评，而且是真正的，小广播就没有了。如果只有代表会，而小广播的话不能公开在会上讲，则是只有民主的形式，而无民主的实质。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党内必须发展批评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必须先有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46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人民群众不断满足自身利益的过程，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推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的过程。任弼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以人民利益为主线思考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科学阐明了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发展人民利益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是党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基本出发点、是党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的具体体现。这就深刻论证了“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这一科学论断，从而深化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也说明了只有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利益、发展人民利益，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温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于玲玲，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副教授）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