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关于人民群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任弼时著作与言行中关于群众工作问题的思考

任弼时关于人民群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任弼时著作与言行中关于群众工作问题的思考

彭栗

早在千百年前，中国先贤就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主张“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誉为“人民的骆驼”的任弼时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处处为别人着想，事事以人民为重。当他还是一个求知的少年时，他就立志建立“大福家世界”；担任团中央书记时，他要求团员能把人民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他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时，严明军队纪律，要求每个战士自觉地爱护群众，把群众当成和蔼可亲的兄弟；在苏联汇报国内抗战情况时，他自豪地写出群众对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态度鲜明对比的原因；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时，他要求每一位干部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直到他逝世前，他还在担心为国出征的志愿军战士。任弼时，一名一生为民的实践者与探索家。

一、人民群众思想的萌芽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早在长沙读书时便在作文《爱群说》中从论述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从“国借人而立，人借国而保存，未有国无人而强，人离国而立”【任培国（弼时）在湖南省第一师附属小学作文：《爱群说》，手稿。】引出国家与人民息息相关的结论。

在长郡求学时，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节用。任弼时写道：“……吾观乎今之从政者……拥妻抱妾，花天酒地，纵恣挥霍，不顾分量，甚或伴某省之督军省长，彼送此迎，耗费金钱不可胜言。嗟乎！此非我国之金钱耶，亦非我国民之脂膏耶，痛矣哉！时愈极而日用愈奢，生愈蹙而靡费愈大，以此治国，不亡何待。”小小年纪就能针砭时政，一针见血，文中字字充满着愤怒之情，痛批治国者只知搜刮民脂，腐败之风愈演愈烈，官官相护，你来我往，这样的治国者不用多久必将灭亡。

1921年赴苏学习时任弼时又在给自己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其中讲到的“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便表达了他最初的与民同乐和执政为民的思想。

苏联学习三年回国后，任弼时进入团中央工作，1925年他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学校刊》上撰文《怎样布尔什维克化》，里面提到：“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改良组织，务求其能接近群众”这句话深深表达了组织要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

五卅惨案发生后，任弼时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一文中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第一步，还是要注意于民众的政治教育，取得民众之多数同情于革命，方才能使革命的实力发展；同时则须注意到民众力量的团结。”革命事业的成功绝非纸上谈兵就可以做到的，需要从心理上了解他们的需要，并且指导他们该如何进行，还要注意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篇著作谈到了任何工作都要真正做到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要想争取群众的支持就必须主动与群众联系和群众接触。

1927年7月3日，党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任弼时宣读了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遭到陈独秀的阻止。任弼时并没有胆怯，他始终认为群众利益至高无上，而广大群众的利益才是他为之努力的方向，才是压倒一切的真理。随后他在党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阐述：“党怕群众。……因此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更是直接表明，为民的意义在于为广大的人民，而非小部分团体，如果只是小部分的人得利，那么最终就会失去民心，失去方向。

1928年年初对于暴动的成败中的问题，任弼时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无产青年》第四期上发表了《对于暴动问题的意见》一文，他在文中说：“每个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每个党和团的工厂与乡村支部，每个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应当时刻注意自己周围的群众，应当很详细地去调查研究群众生活，替他们（就是替自己）提出很实际的极切身的要求，领导他们为这些要求而争斗。”请注意，文中括号内的注明，“就是替自己”这几个字，体现了一个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智慧，为了老百姓，为了群众就是为自己，时刻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家人，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为群众着想。

二、在革命中总结和发展人民群众思想

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遭到几次重大的破坏，尤以两湖省市县委干部的损失非常重大。江苏、河南相继破坏，中央政治局委员罗亦农同志在上海被捕枪毙后，1928年5月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原件副题为“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的一文中指出：“这些现象的来源，就是由于平常没有注意运用公开可能去团结广大群众的结果。无产阶级的政党只是当它能够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与拥护，随时可以调动群众起来斗争的时候，方才能表现其伟大力量。须知秘密工作之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党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坏。”这段话反映了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脱离群众的秘密，脱离了群众而秘密行动，只会以失败告终。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现阶段，对群众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是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做到的事情。

同年7月26日任弼时为中央起草的文件《城市农村工作指南》的目前任务部分。在进一步纠正城市农村具体工作中的盲动主义中写道：“过去城市党部因为没有群众工作的基础，反动局面一来，便与群众隔离起来，甚至有些县委执行机关都建立在乡村，几乎放弃城市工作，或者是没有能够迅速地改变工作方式，运用工人统一战线策略，打入群众中去，只凭借恐怖手段去威吓群众，当然不能产生什么强有力的工人运动，党也自然不能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这里的含义不言而喻，威胁逼迫群众，强行镇压群众，只会解决一时的矛盾，而真正解决问题了吗？回答显示是否定的。在后面的文论中他又说，“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有上层机关接洽与下层群众联络两种方式，但是下层群众联络与宣传是主要而且必须经常进行的工作，上层机关的接洽谈判仅在一定条件之下方可采用。唯须注意上层接洽必须同时进行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下层工作是可以单独经常进行的原则。”【《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这里说到的下层群众联络与宣传是主要而且必须的工作，再次强调了群众问题的解决是任何工作都不能逃避或者无视的，是一切工作的前提。

1933年任弼时来到湘赣苏区工作，他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发表了《目前党在组织上的中心工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的第六条中，他讲道：“支部要经常讨论并注意支部周围广大群众利益的争取。过去支部不管周围群众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这是不能深入群众团结群众在支部周围的，容易走到脱离群众的危险。”争取周围广大群众的路线，就是为民办实事的雏形，不管周围群众发生的问题，无所作为就是失职，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1935年1月，国民党在湘鄂两省集中约十一万人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发出了《关于地方战争动员给各级党部与各级政治机关的指示》。1月6日省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中央代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任弼时作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塔卧乡开始分田的时候，群众会议总召集不成功，后来发现土地委员会中有个反革命分子，他在周矮子时代帮周矮子压迫群众，红军来了他就借红军名义打贫家人的‘土豪’，并且威吓群众说，现在分田将来革命军来了就要杀头，后来把他捉起来，经群众公审枪决了，群众热烈起来分田，什么工作都好做了。”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并且及时的处置，满足群众的要求。在工作中要及时了解，定期反馈，如果只管发决议，下命令，不去检查，对于群众工作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大的问题决定了，大胆交给工作人员去做，让群众参与，让群众放心，建立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权力，使群众认识政权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力机关。

1936年11月毛泽东纵论红军长征，谈到红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08页。】毛泽东的话没有错。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由八万人减到了四万人。红二、六军团在万里长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但能一面战斗一面补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无怪乎毛泽东要说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总结说：“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群众力量是这个奇迹的制造者，也是这个奇迹的受益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弼时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他在1938年1月2日写了《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然而要使抗战的军队能够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首先决定于这个军队是否能够为群众所爱戴。如果这个军队处处脱离群众，侵犯群众利益，甚至抢劫、奸淫，使群众望而远避，这就无法接近群众，更无法进行动员、组织群众的工作，而且对军队本身的行动增加许多困难。因此，严明军队纪律，使每个战士都了解军队是人民的，自觉地爱护群众，使群众感觉为和蔼可亲的自己兄弟，这又是军队去动员、武装民众的先决条件。”群众是否爱戴，群众是否感觉得到是自己的兄弟，这是一个社会一个政党发展的先决条件，建设和谐社会，就应当自觉地以群众为衣食父母，待群众如一家人。

1938年3月，任弼时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4月14日，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在这个报告大纲中，任弼时讲到了群众对于共产党与其他政党态度鲜明对比的故事：“八路军与地方人民间，建立了很亲密合作的关系。首先是由于八路军有很好的政治纪律，他们驻扎民房，须先征求居民的同意，损坏东西要赔偿，更没有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请我们到他家里住，送许多东西来慰劳，而别的军队到一个地方，群众多逃走。特别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纪律很坏，发生掳掠甚至强奸妇女的现象，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有些村子的群众，自动规定一些办法，就是别的军队到了，由村长敲三下警钟，全村人民便躲到山上；但八路军到时，便敲一下警钟，大家在家里烧茶水欢迎。我们的队伍因为得到群众拥护，在作战时，群众自动替我们搬运伤兵和战利品，修补难走的道路，使我们好通过。平时则帮助我们运粮食、弹药，给予我们以很大的便利。”这个故事用正反两个事例来诠释了得民心的重要性，无疑不是告诉我们，严于律己，执政爱民永远是群众最想要的政党，也是群众最拥护的政党。

三、成熟的人民群众思想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日，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各县干部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时局的发展和边区的任务》的讲话。他说：“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是有相互密切关系的，两者缺一不可，忽视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像我们边区的参议会，要能够认真讨论和解决人民生活的具体问题，人民才会拥护它。这就是说，只有提高边区的生产，切实地解决人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才能巩固我们边区政权的基础。因此，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注意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人民才会拥护它，他在结尾时还说，“一定要把握住少发空论多做实事，反对没有内容而只有形式的各种小组，减少那些乱动员消耗老百姓劳动的做法，一定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反对一切形式主义、花架子、形象工程，实事求是的做实事，办好事才是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同年7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后写的报告大纲中谈到：“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党是为无产阶级、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的党，是领导广大群众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党。我们的党是已经与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党，而且仍然为与广大群众取得密切联系而斗争。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如何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如何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如何让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这些问题是每一个领导应该思索并天天为之努力解决的，同时这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西北局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问题和工作。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时在会上作了《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长篇讲演。“如何才能使党的主张真正地代表人民的意见呢？就是要我们的党真正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武器，真正与人民有密切的联系，根据群众的需要，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必须与尾巴主义区别开来），而提出主张与政策；同时又要通过群众去实现它，使群众真正认识与接受党所提出的主张，并为这个主张而进行斗争。”这就是说，领导者如果不根据具体情况，不根据群众的需要，而提出的空谈，并且还一意孤行，是不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的。这种情形，在我们党内是曾经发生过的，恐怕今天某些个别工作部门也还会存在着的，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不应有的现象，是一种特殊的“例外”，我们老百姓也不要从这些“例外”的情形而做出以点带面的结论，说什么党的主张背离人民的论调，而是应该参与监督，配合政府揪出这些害人的“老虎”，打击不正之风。

1943年，任弼时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话中谈到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时，他特别批评道：“在我们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里，还有这样的极少数的官僚主义化了的分子，他们虽是出身于工农群众，虽然也知道群众的苦难和要求，但他们已经染上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不仅不好好地为群众办事，反而企图爬到群众的头上，假公济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财致富。”纵观古今每一个朝代的没落无不因腐败之风，民不聊生，民怨不解决，反而视而不见，民则必反，不加大力度来打击和惩治这些思想上已经蜕化了的腐败分子们，我们的群众就会对我们党产生质疑，失去信任。由此可见，反腐工作任重道远。

同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时，任弼时在其著作《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指出：“所以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要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与群众融成一片。”在这里他要求每个党员每一个领导干部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综观任弼时的上述文章和言论，一个心怀群众，呕心沥血的开国元勋形象早已跃然纸上。生，为人民谋幸福，虽短暂，却永不消逝。走过了沙漠，别忘了骆驼，为群众利益牺牲一切，群众又怎能忘却他。“与群众融成一片，站在群众之中，向群众学习。”这句从任弼时的著作和言行中体现出来的精髓，至今仍然是那么的铿锵有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无论何时何地，“在群众中学习，为人民谋幸福”永远都是一个国家能够和谐稳定发展的前提基础。人民满意了，国家才会稳定；人民高兴了，国家才会和谐；人民幸福了，国家才会发展；人民当家作主了，国家自然就会永立于世界之林。

（作者彭栗，任弼时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