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任弼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

作者:    发布时间: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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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任弼时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

石海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任弼时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其革命生涯同党的建立、发展、壮大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党的建设方面提出过许多重要思想和观点,对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过比较详细地阐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积极推动者与实践者。当前,在全党普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任弼时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他是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积极推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和强调要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要求党内同志“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页。】。在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就明确指出,“自我批评对于任何一个富有活力、朝气蓬勃的政党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俄共(布)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强调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任弼时曾赴苏俄学习3年,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也接受过“批评自我批评”的政治训练,对党团组织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有理论认识,更有实际体会。【《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因此,他在回国后的革命斗争历程中,特别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对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296月,他主持江苏省委宣传工作时专门创办了一份“教育党内同志的通俗刊物”——《教育周刊》【《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主要刊登“改良支部的意见及工作经验的讨论”,要求大家“拿文章来,拿批评来”,其实质就是一份供党内同志开展批评与自我评批评的内部党刊。19305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团中央的指示信中,再次明确要求“各级组织应自我批评,废除官样文章,注重实际指导”【《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193511月,他针对部队出现的少数违反纪律的现象大声疾呼,要求各级首长和政治机关“以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深入的检查各个部队中的纪律”【《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他又以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朱德等联名发布整军训令,要求连以上的各级干部必须参加党小组会议,“发展正确的自我批评”【《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7页。】。1942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计划时,批评党报在整顿“三风”活动中党性体现得很不够,提议“报纸要允许讨论问题,允许争论及开展批评和自我指评”【《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1页。】。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具体指导了陕甘宁边区等地的整风运动。他所撰写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起草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全党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和团结,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最终升华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他是党内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光辉典范

任弼时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以超人的胆略和磊落的行动,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对党内各种危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展开正确积极的批评和斗争。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作法,积极主张党要有自己的独立主张,要实行土地革命。在处理秋收起义的善后工作中,他科学地总结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的真正原因,以大无畏的精神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要求继续举行长沙暴动的主张,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而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19299月,他在总结江苏团省委组织“九一”示威和怡和纱厂童工斗争经验时,特别强调“要从整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既肯定“共青团组织示威工作是积极的”,也指出了“有缺点和错误不应该掩盖,盲动行为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批评始终以教育态度说话。共青团不应骄傲,也不要因批评而丧气”。

任弼时的最为可贵之处,还在于他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延安整风期间,他以对自己、对他人、对党和历史负责的态度,检查总结了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认识上的失误,任弼时曾经执行过某些“左”的错误政策,为此他多次进行了真诚、坦率、深刻的剖析。他在延安整风时说:“在苏党大会中,提出了狭隘经验论(似乎还有红军中游击习气)。我对于中央指示及(指责)狭隘经验论是完全同意的,这也就成为大会中心领导思想。”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再次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听他说反对本本主义,所以(我)对反经验主义很合胃口。党大会政治报告是稼祥写的,组织报告是我写的,搬了许多教条。”对主持过的湘赣省委工作,他客观地分析了湘赣苏区的历史,实事求是作了总结:湘赣新旧省委都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在土改、思想斗争、动员群众、肃反和军事方面,都执行了一些错误政策,而由他领导的新省委比旧省委在思想、政策上表现得要更“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2页。】。在为中共七大准备的发言稿《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他更是就毫不讳言地坦承:“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

任弼时对历史问题所采取的科学分析态度和严格的自我批评,闪耀着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光芒,表现了共产党人服从真理的革命精神,不愧为党内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的光辉典范。

二、任弼时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观点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思想武器

1.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纯洁党的组织的有力武器。任弼时清醒地认识到,由于中国党创建和发展所处的历史环境,党的成分“绝大多数不是来自无产阶级”,他们“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还很浓厚,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的现象在党内的表现还相当严重”【《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页。】。同时,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已发展成为拥有数十万军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权和大量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大党,因此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等倾向,甚至还有贪污、腐化、堕落的现象。他严厉地批评了军队中的军阀主义,指出它是一种蜕化变质的严重错误,把同志间的“正确的原则关系变而为无原则的拉拉扯扯,互相包庇,瞒上欺下,勾心斗角,以至互相排挤,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人虽是少数,其危害甚大,“起着一种腐蚀和瓦解革命军队的作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他认为,要肃清党内的这些现象,保持组织纯洁,“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进行反对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的斗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5页。】

2.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促进党团结统一的强大动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团结统一,并不是一帆风顺实现的,而是在不断地反对偏离党的正确原则和路线的各种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地克服和纠正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中实现的。任弼时指出,必须开展“严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到思想领域中去解决问题”,对党内不正确的思想和倾向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和纠正,才可能使全党在思想上取得一致,从而奠定党的政治上、组织上团结统一的牢固基础。【《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在具体方法上,任弼时明确提出:“要把发表意见、发点牢骚与对党反攻加以区别,不应随便加人以反攻帽子来抑制党内的民主”;正确的态度是,“要创造机会让一切对党有意见的同志充分发表他们的意见,甚至有牢骚也让其发泄出来”,“对党员干部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必须接受采纳,对领导机关或其人员正确的批评指责必须倾听和反省,对其错误的意见也必须指出和批评”。这样,“让一切有意见的同志说出他们想说的话,弄清是非之后,反而更利于党内的团结。”【《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3454页。】

3.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扩大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任弼时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有效实践方式,发扬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如何推动全苏大会的选举运动发出号召:“鼓励选民批评政府过去的工作,建立真正的工农民主制。”【《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他认为,党内之所以会出现压制民主的现象,其原因“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因为“民主作风是要靠长期培养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党内必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461页。】针对党内部分同志担心让群众监督和向群众检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的心理,他严肃地指出,这种顾虑的实质是害怕批评、讳疾忌医,“正确地扩大民主,发展自我批评与批评,不仅不会破坏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威信,不仅不会妨碍工作纪律之执行,而且恰恰是在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中,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揭发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纠正这些错误之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才能巩固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威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同时,他也提醒要防止出现另一个极端:“如果有人利用党在一个伟大运动中的某些缺点错误,而宗派主义地及恶意地攻击领导,不是为着弄清是非,巩固团结,而是有意要造成党内纷乱和进行派别活动者,则必须加以防止和反对。”【《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4页。】

4.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进党的工作的可靠保证。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任弼时认为,有了缺点错误并不可怕,只要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真加以改正,就能在以后的工作取得不断进步。基于这个角度,他指出,“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这是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的”。因为,“正确地运用了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反之,“只喜欢人家表扬他的成绩,却害怕人家批评他的缺点,把自己的缺点或错误密密地包藏起来,讳莫如深,那就不会考虑到改正错误的办法,就不会找出一个改进工作的办法。”最后导致“坏的东西就无法肃清,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的彻底转变也会受到阻碍”,再好的工作计划,“也会落空,也会无法贯彻”。他反复强调,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自我批评,不惧怕和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19484月上旬,他在考察农村土改情况时欣喜地发现,正是通过“真正发动了群众,发扬了民主,强调了自我批评,这打击了一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的作风,使我党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对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任弼时非常拥护和推崇,并在具体指导陕甘宁边区整风时作过多次阐述,要求贯彻落实到批评与自我批评之中。他指出,“对党不正确的倾向要加以纠正,说服解释,开展斗争;对干部错误思想的纠正应该抓得很紧,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使大家认识那些错误,纠正那些错误,改正自己的作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他提出要从两个方面加以注意:

1.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任弼时工作作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严格尊重事实,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实事求是”【《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如何客观分析和评价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无疑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的环节。任弼时认为,“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该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简而言之就是要有“历史观点”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这些错误的原因”,同时“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决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照顾到时间、地点、条件,要注意当时当地的具体的环境”。他在《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一文中,对地方工作干部在土改运动中所犯的某些错误进了客观分析,肯定地方工作干部的大部分是能够坚持艰苦奋斗的,之所以发生一些有损人民利益、违背党的指示的事情,其首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机关交给的任务太多,时间要求的太紧急造成的。

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坚持团结进步的原则。对于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处理党内矛盾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和惨痛教训,任弼时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不仅无益于党的事业,反而是“削弱党的力量,破坏党的团结”。他认为,“对错误倾向的纠正和斗争应该是不客气的”,但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在于“过分追究个人责任”,“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不致重复已经做过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从而“达到原则上的分清是非,达到纠正党内存在的不纯和改善领导作风的目的”。为此,他郑重地建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一定要本着“对己要严,对人要宽”的正确态度,一方面,要“虚心地、诚恳地、切实地”进行自我批评,并“毫不迟疑地立刻改正”,另一方面,要“正面地、坦白地、诚恳地提出批评”,真正做到“团结互助,爱护干部”。

(作者石海,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人物研究处副处长)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