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重温任弼时《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重温任弼时《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

樊宪雷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讲话中，不仅再次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地位，而且将其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重要内容，要求“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在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承续进程中，延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倡导和推动下，群众路线基本形成。从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对群众路线进行了比较完备系统的阐述和概括，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形成。

在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形成的过程中，1943年是关键的一年。这不仅因为在此前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树立群众观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在这一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群众路线做了比较集中的论述。特别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这个文件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群众路线进行了重要阐述。他提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讲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地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群众路线的理论形态完备起来。任弼时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主管党的日常工作，同样为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贡献了重要智慧和力量。1943年6月，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撰写的《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就是一例。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全文不足2700字，但主题鲜明，论述集中。如果说这年6月1日中共中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主要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话；那么《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则是在该文的基础上，笔墨更加集中地专门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论述。

围绕为什么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这个主题，任弼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即“四个有关”：“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目的是为了“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更加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以适应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历史任务，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胜利。

任弼时为什么如此重视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呢？为更深入理解这个问题，有必要将目光向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延伸。

首先，就我们党的发展历程来说，党的成长健康顺利与否，与党和群众的关系休戚相关。有人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党的群众路线是与党的诞生和发展壮大相生相伴的。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党是在异常严峻残酷的环境中诞生成长的，为了生存，为了发展，必须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将难以立足，更遑论夺取革命的胜利。这方面的内容，已多有论证，不再赘述。

其次，就我们党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以及面临的历史任务来说，要求党必须深入贯彻群众路线。从国际形势看，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在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特别是苏联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获胜，使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同盟国家在战争中的优势日益明显，胜利曙光在望。美、英、苏等国开始考虑战后国际格局的调整。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中国和美、英、苏等26个国家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成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选择对世界格局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引人关注。苏联为了在战后世界新秩序中确保自己的地位，主动解散共产国际，向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示好。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15日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各自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一重大变化，各种反共势力大作文章，鼓吹社会主义的溃败。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是支持的，因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318页。】。但对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毕竟要有一个调整和适应过程，既要着眼于战后国际格局调整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更要应对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这一事件发起的反共浪潮。这些，都亟需我们党依靠群众，稳住脚跟，形成一支拥有发言权的政治力量，避免成为别人博弈的一枚棋子。就国内情况看，中国的全面抗战这时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为支撑其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需求，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对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加大进攻力度，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殖民侵略和统治，斗争趋于白热化。我们党既要担负起抵抗日军进攻的任务，又要提防国民党的挑衅摩擦，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沉重。风云激荡的国际、国内环境，给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带来了巨大考验，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并进而取得更大的胜利，不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展问题，而且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外，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即使是理论优势，也要具体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党和群众的关系，成为党关切的至为重要问题。

就延安时期党和群众的关系来说，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实践，党群关系密不可分。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谋取幸福生活也离不开党的领导，党群关系成为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但这并不是说党和群众的关系不存在问题了，有时问题还相当严重。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党的地位的变化，以及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变化造成的。

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曲折进展，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自身建设任务紧迫。经过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党的自身建设也获得快速发展。瓦窑堡会议提出：“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发展党员，不再以成分而定，党的队伍来源扩展，发展快速。初到延安时，我们党仅有不到3万人，到了1940年已有80多万人，到1945年七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达121万。党员数量快速增长上，对党的思想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大批追求革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汇集到延安，这在增强党的力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思想认识的统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我们党打造成“广大群众性”的大党。

同时，抗战时期我们党以合法身份掌握了局部执政的地位，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领导革命战争的同时，还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建设，要直接以管理者的身份与人民群众打交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被誉为“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但由于抗战时期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百姓负担过重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一些不满情绪，甚至出现了毛泽东“挨骂”的事件，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的鱼水情。再加上有些领导干部素质不高、摆老资格、作风粗暴，难以树立人民公仆的形象。这也需要我们党尽快培养“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为全党夺取更大的胜利奠定重要的组织基础。

就任弼时个人来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也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党群关系的状况事关革命成败。早在1921年，经过长途跋涉刚刚到达莫斯科的任弼时，就在克里姆林宫听取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接受了一场生动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列宁强调：革命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争取群众，把发动群众开展日常的经济斗争和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提出了“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自此，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在任弼时的一生中扎下了根。比如，大革命时期他在领导共青团工作时，就提出了“深入群众”的口号，要求团组织“在宣传上、组织上、实际斗争中去深入群众”。在苏区，他深入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更加重视群众的力量。1938年，他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写道：“抗日战争是一种自卫的革命战争，是要动员全民族力量去奋斗，才能持久与胜利。艰苦地去把人民动员和组织起来，使之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是持久抗战中军事、财政和其他种种力量产生的源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0页。】依靠群众，成为任弼时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

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对于群众路线的认识，重要的是要贯彻于实际行动中。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任弼时撰写《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目的也不只是从理论上阐明共产党员为什么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的问题，重要的是要解决实际中的问题。所以，在阐发这个问题时，任弼时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来讲的。

比如，针对“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的“不切实际的空论”，他强调“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比如，针对“有些同志在讲哲学时，都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统一起来”的问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必须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经验，找出其教训与规律”。

比如，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缺乏群众观念，在处理问题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这种“必然脱离群众，必然发展官僚主义，必然不能做好工作”的做法，他强调要“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才能与群众融成一片。

特别是对于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模糊认识，任弼时着意强调要向毛泽东同志学习，扫除自己“三风”不正的残余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强烈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他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同时使群众的斗争脱离盲目性、自发性，成为自觉的运动。”所以，“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都要努力学会掌握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一切缺点，使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加统一与团结，使我们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这样，我们便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任弼时的这篇文章，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更重要的是在思想加深了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在行动上促进了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为改善党群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什么以及如何善于向群众学习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当然，当今社会环境和实践与70年前的延安时期已有天壤之别，但任弼时思考这一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则仍有现实借鉴和启发意义。重温这篇文章，对于我们党开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必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作者樊宪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来源：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任弼时研究中心编《纪念任弼时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