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

邓小平与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

朱薇

1978年的3月，规模盛大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在开幕式上旗帜鲜明地宣布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著名论断，宛如一股清泉注入了科学工作者久已干涸的心田。86岁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其诗人般的激情欢呼着“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自此，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而与此相适应的基础科学研究也获得了又一次新生。

一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注意到基础科学研究对于科学技术长远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将其提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1956年，周恩来主持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列入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的12个重点。1962～1963年，周恩来、聂荣臻等又主持编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中仍将“加速发展基础科学”定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五大目标之一。1949～1966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包括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为之后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基础科学研究同我国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一样，受到“左”的思想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尽管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恩来等对此做了一定程度的抵制和积极的纠正，但是基础科学从理论到实验都受到了错误的否定和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基础科学和世界先进水平已经缩小的差距这时反而拉大了。

1975年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后，邓小平接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整顿。在对铁路、煤炭、钢铁等行业的整顿开始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科技界。7月，邓小平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等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并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广泛座谈的基础上，第一稿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的讨论稿）》于8月11日完成。后邓小平又委托胡乔木主持修改“汇报提纲”。在与胡乔木多次讨论、交换修改意见后，“汇报提纲”四易其稿，报送国务院审议，而题目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第六稿则直接报送毛泽东。在这个充分反映邓小平整顿与发展科技事业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文件中，“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与“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并重，一起作为科学院未来十年的基本任务。这个文件还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若干重要论述，强调科学实验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1]很可惜，“汇报提纲”最终因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的中断而没有批发下来，甚至与《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起，被“四人帮”说成是“三株大毒草”而遭到批判。

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邓小平在整顿时期还多次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1975年7月9日，他在与胡乔木、吴冷西等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整理稿时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研究，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2]9月16日，毛泽东在《化石》编辑部写给他的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情况的信上加写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的批示使邓小平很受鼓舞，立即认为“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2]（p.100）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等汇报科学院工作和讨论“汇报提纲”，再次提出对基础理论要恢复名誉。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教育部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时说：“对理论要恢复名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批‘基础’，批周培源的文章，把基础理论批臭了，基础理论搞不起来了。只搞应用科学，不搞基础科学要吃大亏。”[3]

邓小平在1975年短暂复出前后，对于基础科学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在固有体制范围内以期改变所做的微调尝试，是其在新时期重视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起点，也为“四人帮”禁锢下步履维艰的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注入了一丝活力和希望。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刚开始恢复工作，就立即“自告奋勇管科学、教育”[2]（p.339）。基础科学的重要性和发展的急迫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强调。1977年9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姆斯。当客人提到：“如果不从基础理论做起，你们只能在别人后面走路，只能仿照别人”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四人帮’不重视理论的东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重视理论才是真正的爬行主义，跟别人的脚印走，脚印都跟不上。”①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再次论述了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4]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积极地为基础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基于其“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4]（p.52）的考量，1977年6月20日至7月7日，邓小平指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召开了科学院工作会议。这在当时国家科委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一次全国的科技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不仅包括科学院所属单位负责人，还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负责人。这次会议讨论制定了并经邓小平同意的《1979～1985年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其中提出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五个重点科研项目以及高能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和大型受控热核反应实验装置三项重大科学实验工程。[5]这些规划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仅1979～1980年间，“基础研究方面，在人工合成转移核糖核酸半分子、天花粉结构、固氮酶催化活性中心结构模型、大地构造断块学说、古生物环境控制和古生物地域分异理论等方面，都获得较大进展”。[5]（p.83）

1977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分别制定了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新兴学科的规划。会议还提出了《1978～1985年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明确未来三年、五年、八年的阶段性目标，满怀欣喜地展望：“到本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6]1979年1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该规划纲要，并在批示中特别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基础科学是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不论是从当前还是从长远考虑，不搞基础科学是不行的。”[7]

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科委立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全国科技规划会议，编制了包括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两大部分共27个方面、108个项目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1978年8月20日，邓小平批准同意该规划并转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其中，被确定为八个影响全局的带头学科的高能物理和空间科学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

在邓小平的关注下，基础科学研究在新时期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中得到了通盘考虑和持久重视。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科技发展方针中，明确了“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重申要“重视基础科学的研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再次强调要重视有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要根据财力支持对“一时看不出应用前景，但对认识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确有价值的工作”，并且明确提出“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从而解决了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来源的后顾之忧。[8]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力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框架。

三

邓小平选择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研制工作作为突破口，同时在重大科研基础工程、研究队伍、经费保障、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为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贡献卓著。

第一，邓小平积极推动和促成了包括高能加速器、串列静电加速器、遥感卫星地面站等一批重大基础科学研究设施的建立。其中，最主要的是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1977年，刚开始主管科技工作的邓小平，就把注意力放在了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的研制工作上。他频频会见海内外物理学家、高能加速器专家，广泛征求意见，权衡利弊，坚定了及早动手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决心。“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可以通过加速器的研究带动其他方面的研究和工业生产。”[9]他还表示自愿充当工程项目的“吹鼓手”，帮助解决后勤问题。当有关部门因对加速器缺乏了解，担心工程建设对城市有污染而迟迟不予批准时，邓小平果断地说：“前年我到法国去，参观了他们的原子能发电站，干净得很，不存在什么污染问题。这件事现在不要再拖了。我们下命令，立即开工，限期完成。”[9]（p.32）

1980年，以400亿电子伏特质子加速器为代表的加速器工程刚刚准备动工，正赶上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而面临着下马的困境。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地认为“此事影响太大，不能下马，应坚决按原计划进行”。[9]（pp.154，155）然而，1981年初科技界又传来了不同的声音。以聂华桐为代表的14位美籍华人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对中国决定建造高能加速器持保留意见，希望中国领导人在科技政策的轻重取舍上有所调整，并建议国内科技界对建造高能加速器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这封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在信上批示：“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我过去是积极分子，看来需要重新考虑，请方毅同志召集一个专家会议进行论证。”[9]（p.163）随即，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就此问题组织专家学者广泛讨论，充分论证。1981年12月5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李昌、钱三强等在科学界论证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我国的财力和工业技术能力，在给邓小平的《关于调整高能物理实验设备——高能加速器建设的请示报告》中提出：放弃本来打算在1987年前建成我国第一台5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加速器的方案；建造花钱较少但同样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等领域有广阔应用价值的2×22亿电子伏特的正负电子对撞机。邓小平22日作出批示：“这项工程已进行到这个程度，不宜中断，他们所提方针，比较切实可行。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9]（p.167）正是邓小平的这一果断决策，结束了我国重要基础科学研究之一的高能物理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

之后，邓小平亲自为对撞机工程建设点将，派曾参与“两弹”研制组织领导工作的谷羽具体负责；他拨冗参加工程奠基仪式，并为奠基石亲笔题词：“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他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工程建设“不要各自为战，要协调起来打歼灭战”的组织原则；他积极关注工程的质量问题，强调“要一个关一个关去攻破”；他十分关心工程的进展，仔细阅读每一期《情况简报》；他始终确保工程建设的每一笔开销，多次表示“经费不用担心”，“这钱得花”。每当工程进展遇到困难，邓小平都给予明确而坚定的指示，帮助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难题，确保工程优质、高效、顺利进行。[10]他还委托华人物理学家丁肇中代为培养了近百名高能对撞机研究骨干，为工程建成后的运行实验提前准备了必要的人才。

1988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为我国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应用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标志着我国已在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4日，邓小平兴高采烈地来到对撞机实验室，与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见面，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第二，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巩固和发展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队伍。他积极关怀和支持博士后制度的创立和发展。1984年，CUSPEA学生（即由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组织的，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中国赴美留学的研究生）经过几年学习后，陆续回国。为保证科研流动性，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李政道向邓小平提出了在国内培养博士后和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在详细了解了“博士后”、“流动站”这些在国内来说还是新鲜的名词后，指出：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他还表示在今后“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主要是先定点，定了点后拨款，盖房子，买些必要的设备。看准了要行动”。[11]1985年，集中于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开始设立。邓小平责成有关部门拨专款2000万元，建造了一批博士后公寓和建立博士后基金，同时还确定了为博士后提供日常经费的制度，从而为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研究培养了强大的后备军。1990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欣然为基金会题写会名。

邓小平还从学术和生活上关心以陈景润、杨乐、张广厚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的基础科学研究人员。他为被“四人帮”诬为“白专道路典型”的青年数学家陈景润平反，认为“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9]（p.14）因在函数领域取得世界领先水平的成果，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实习员杨乐、张广厚也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他多次谈到：“张广厚、杨乐、陈景润都可以当教授，一方面搞科研，一方面做实际工作。”[9]（p.95）1977年11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党组报送的关于“提陈景润为研究员，提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每月各津贴50元”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拟同意，对他们还可以在住房等问题加以帮助。”①正是这些细致入微的关怀，解决了基础科学研究者的后顾之忧。

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院校应该成为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除中国科学院之外的又一支生力军。“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的科研和教学几近瘫痪。邓小平在1977年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就急切地指出：“我们不是讲科学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的，但着重于应用；科学院和大学重点放在基础方面，也要有应用，特别是工科院校”，“高等学校，特别是重点的高等学校，刚才说了应该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这点应该定下来”。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历经30余载，高等学校现已发展成为集中全国1/3的基础研究经费和大部分基础研究人力资源的比较完整的多学科的基础科学研究体系。

第三，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邓小平推动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我国运用科学基金资助基础研究的成功实践。1981年5月13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邓小平认真听取了89位学部委员关于设立自然科学基金的建议。1982年，面向全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设立，开始了科学基金制的探索。1985年，李政道从重视和加强基础科学人才的角度，再次向邓小平建议中国应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上，且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9]（p.202）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国家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关键时期，然而正是在邓小平的赞许和积极推动下，国务院经过慎之又慎的考虑，最终于1986年2月14日正式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而保证了新时期基础科学研究稳定均衡可持续地发展，使得一批从事基础研究的中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第四，新时期我国基础科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起步早、成效好，这也是与邓小平的努力分不开的。1979年邓小平访美，开启了中美政府间包括高能物理等基础科学在内的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为我国基础科学从封闭走向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根据该协议，邓小平还批准了在中美两国各自成立“高能物理、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科学技术交流委员会”，负责两国在上述基础科学领域合作的人员交流，协助解决在设备研制、仪器及元器件购买等方面的问题。1979年6月11日，邓小平会见了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美方成员，听取他们介绍美国高能物理发展情况和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的建议，邓小平表示：“我们科技发展耽误了十一二年，现在才进行了两年。我们自己觉得还是有希望的，但要建立在善于学习的基础上”，“可能在一个相当的时间内，主要是向你们学习”。[9]（p.131）

在如何学习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是要派人出去学习，二是要请人来讲学”[10]（p.32）的指导思想。1977～1978年，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等海外著名科学家，一方面诚挚地邀请他们回国访问、讲学、考察，另一方面希望他们支持帮助开辟最初的留学渠道。之后，丁肇中所在的德国汉堡电子同步加速器中心、杨振宁所在的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陆续资助和接受我国物理学方面的研究生和科研人员，李政道则组织美国60多所一流学校联合在我国招考物理博士研究生（即CUSPEA），10年间培养了包括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在内的915名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视察清华大学时提出了当年向国外派出3000人、次年派出1万人的建议，他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12]国家随即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策。在邓小平的努力下，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整个科技事业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从此，国际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向着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方向纵深发展。

四

1883年3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曾发表讲话：“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13]。新时期邓小平重视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思想，显然是对马克思这一“衷心喜悦”的继承和发扬，又与毛泽东重视科学实验、关注国内外基本粒子、天体演化以及生命起源三大基础理论并从哲学高度精辟论述，与周恩来“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14]的明确指示一脉相承。

邓小平在新时期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推动是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技术不仅包括“必须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高科技”，包括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讲究直接经济效益的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还包括关系着国家长远利益、关系着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科学。正是这一全面深刻的认识，使得我国基础科学研究较早走出了“文化大革命”阴影，并在新时期迎头追赶，为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诚然，新时期中国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相比，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着国家投入少、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但这需要客观分析。邓小平处在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历史赋予他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使科学技术尽快物化为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势必造成他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视是在更加重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技术科学情况下的一种兼顾。另一方面，从客观上说，在邓小平所处的改革开放初创阶段，国力有限，基础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要求有太大的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只能有重点地给予支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如何通过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则成为摆在邓小平之后的国家领导人面前的首要任务。而邓小平时代不断积累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也为此时大规模地开展基础科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胡乔木传》编写组：《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1975.1～1976.1）》，《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2期；刘仓：《改革以前的中国共产党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

[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1975年8月9日周荣鑫在钢铁学院汇报时的讲话》，转引自张化《1975年教育界的斗争》，《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2期。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5]路甬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6]《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8日。

[7]《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大事记（之一）》，《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3期。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科学技术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页。

[9]科学技术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科技思想年谱（1975～1994）》，中央文献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

[10]柳怀祖：《小平同志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春天长在，丰碑永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1～303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31页；路甬祥：《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第16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

[1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49页。

（作者简介：朱薇，助理研究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00017）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