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重要论述

坚决反对分散主义

——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重要论述

韩晓青 沈传亮

党的事业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分散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地位是完全背离的，是破坏党的集中统一、损害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因素，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危害极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

革命年代产生的分散主义，在建设和改革年代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分散主义的主要表现是违反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违反“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对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示和决定，各行其是，各自为政，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甚至进行抵制。鉴于分散主义在革命、建设时期产生过较大危害，至今还没有得到根除，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若干论述，对于牢牢坚持“四个服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意义。

分散主义的产生及其危害

分散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存在了。那个年代，根据地建设相对比较分散，各自为政独自发展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有利于分散主义的产生。对于分散主义，我们党内早有觉察，并力图通过加强民主集中制、强调党的纪律加以克服。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分散主义不仅危害党的团结，降低党的战斗力、纯洁性，而且对党的事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革命年代，分散主义曾对革命事业造成过严重危害。如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形势，主张继续北上，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张国焘还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在中央对其多次批评和劝阻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南下。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给党和红军带来巨大损失。张国焘的这种行径是典型的分散主义。长征后期包括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都对分散主义进行了批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便于管理地方事务，中央采取了大区制，地方权力自然相对较大，后来这一管理体制得以调整。在领导国家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发现分散主义倾向突出。因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指出：“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他们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邓小平还梳理过我们党反对分散主义的制度建设情况，指出：“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地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着眼于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

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在毛泽东领导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央领导层对于反对分散主义十分看重。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并采取了有效措施，分散主义的偏向，“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邓小平反对分散主义的主要思想

邓小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长期处于中央领导层，对管党治党有很深入的系统性思考，对于分散主义的危害也有切身体会。他曾多次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指出党内生活中还存在分散主义偏向，认为“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但“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一种偏向，就是分散主义的偏向”。不过这种分散主义的偏向在当时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因为1954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

党的八大之后，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出现了暂时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1962年中央召开了扩大了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出席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时指出：“反分散主义是向全党提问题，一定要这样抓。下面只看到小天地，这不怪他们。我们要用正确的思想去引导他们。要在群众中树立全局观点、整体观点，要让他们看到长远目标、光明前途，这些很重要。”同年2月6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党内生活中存在的分散主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严肃的批评。他针对当时党的政治生活指出：“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同志们可以仔细想一想，在集中正确的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究竟怎样呢？究竟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更集中，胜利以后前几年更集中，还是这几年更集中呢？应该指出，这几年，形式上比过去集中得多，但在五个统一方面，却不如过去了！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针对存在的这种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这些论述，针对性很强，就是要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认识上来，以便于党中央更好地实现集中统一领导。

在1975年整顿期间，邓小平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针对当时存在的一些分散主义的现象，指出：“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针对这种不良现象，他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实际上也是在同分散主义作斗争。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反对分散主义。如他在1988年9月就曾明确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重要思想，他说：“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1989年6月16日，他在同当时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邓小平的这些讲话，对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防止和反对分散主义，维护党和国家的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明确提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全党要严守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规定：“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重温邓小平关于反对分散主义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克服分散主义倾向，更加自觉地遵守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相关规定，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不过应该指出，分散主义滋生的客观因素还存在，反对分散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

（来源：《学习时报》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