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泽东的评价看陈云的思想方法和品格风范

从毛泽东的评价看陈云的思想方法和品格风范

李庆刚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陈云被提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会上，毛泽东曾这样评价陈云：“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毛泽东是以政治家、战略家的眼光来评价陈云的，其中蕴含着毛泽东对陈云思想方法和品格风范的肯定与赞赏。

一、陈云“比较公道、能干”

在党内，陈云之所以被毛泽东称为“好人”，在于他的“公道”和“能干”。“公道”与“能干”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能干”是基础，“公道”是保障，如此作为党的领导者才能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

陈云在党内素以“能干”著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到抗战初期只剩下3万名党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37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发现，当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壮大队伍，保证战斗力。在这种背景下，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问题的第一次通知》，指出为了巩固党的组织，保障党的纪律，凡已被恢复党籍及重新入党之党员的党籍，或正在要求恢复党籍者，均需经中央党务委员会依据党的原则、党的章程重新审查和决定。1938年3月15日，在党中央领导下，陈云负责组织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同日，发出《关于征收党费的通知》，指出：“经常交纳党费及物质上帮助党是布尔塞维克党员应绝对遵守的义务，也是构成布尔塞维克党员资格的条件之一。”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指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指出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应设立组织部，管理组织发展、党员登记、干部考察、征调和分配及征收党费等。这一系列决议和规定，对于重建党的组织结构和原则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12月陈云又组织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经过大力发展之后，党的力量得到加强。在这种形势下，陈云又及时提出要巩固党，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的论断，并采取诸多措施达到这一目标。无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党员队伍及组织制度建设，陈云都能立足实际，着眼于全局。他的“能干”，为党的力量壮大和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在稳定物价、统一财经过程中更是显示出杰出才干。据薄一波回忆：“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

陈云的“能干”是建立在“公道”基础之上的。1941年2月，中组部根据中央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对女大学生的调动办法是其中的一半归中组部随时调动到各项工作上去。王明给陈云写信，要求将这个比例降为25%。陈云表示不同意，他指出，我们党已经不完全是秘密党，而是领导着政权和军队的党，必须根据需要分配大量干部到各方面去工作。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全盘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我们彼此仍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他还告诉王明：“据我所知，中央并无各校女同志归妇委分配的决定。如果中央有此决定，我个人当然绝对遵守党纪，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他进一步指出：“女大是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在中央总的意图之下，由中组部分配工作。但估计到女大等各个专门性的学校有某些特殊的意义，因此留了一半学生将来做妇运工作。我认为这已充分估计了妇女工作的特殊性。”最后陈云说：“我向你声明，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陈云的“公道”，还表现在勇于承担责任上。1957年9月，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历史上有一些事情，决定得太快了。比如说，决定大量种橡胶树，这件事情我有很大责任。那时斯大林来电报说要赶快搞，至少要20万吨。苏联专家派来了，要机器也有，好，就种吧。种了以后，有许多种不活。……而我们一下就要求‘多快好省’，那是太急了。这是一个教训。”1979年3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指出：“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这种勇于自我剖析、不推诿责任的做法，正是陈云“公道”作风的最好体现。

二、陈云“比较稳当”

长期以来，陈云“比较稳当”的特点，给党内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大跃进”运动时期，陈云就表现得“比较稳当”。当时，陈云是党内少有的几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领导同志，他对高指标和浮夸风以“不唯上”的态度给予指正。1959年春，他受毛泽东委托落实当年钢铁指标。他多方调查，听取冶金部六次汇报，对钢铁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认真分析计算和综合平衡，又主持中央财经小组进行集中讨论。1959年5月15日，陈云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泽东写信说，冶金部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对此，我看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会上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信中还指出：从小高炉里炼出的900多万吨铁，含硫量超过了2‰的标准。它们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是“劳民伤财”。如不改进，就搞不到1300万吨钢和900万吨钢材。最后，陈云向中央建议将钢的生产指标由1650—1800 万吨降为1300万吨，实际执行结果是1387万吨。陈云落实下来的钢铁指标对于减少当时盲目扩大生产造成的损失起了一定作用，在党内外传为佳话。1959年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时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陈云的“比较稳当”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对于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短缺和技术落后的问题都极为重要；但也要看到，我们在利用外国的同时，也有被外国利用的可能性。陈云对此一直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世界上没有一个愿意做低于平均利润率买卖的资本家。”他强调：“我所以一再说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对这件事还很天真。”所以，陈云一再告诫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但“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渐进”。他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对外开放的立足点是自力更生，要始终保持这样一个清醒头脑。除估计到资本主义国家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制造不利于我们的后果外，陈云还清醒地认识到在政治方面的不利因素。他在《对港澳贸易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对外开放的目的上，陈云指出：“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一切都反映出陈云未雨绸缪、“比较稳当”的战略思维。

三、陈云“看问题有眼光”，

“尖锐，能抓住要点”陈云是政治家，也是战略家，他看问题一向有战略眼光。他说：“做经济工作要有战略眼光，要算大账。同时，也要算小账。”他要求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拿出一定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他经常讲：“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1944年初，陈云开始主持领导西北的财经工作。当时，边区经济异常困难，边币发行量增加13倍，物价猛涨20倍。陈云走马上任后，针对货币贬值、物价上涨问题没有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而是将其纳入边区经济工作未来发展的战略大局中去通盘考虑。首先，陈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细致观察，深入研究边区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些财经问题的对策。其次，陈云将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作为首先解决的难题。在财政方面，他提出要以生产为本，既要节流，更要开源；在金融方面，他灵活地开展边币和法币的斗争，妥善解决恶劣货币发行问题，维持金融平衡和稳定；在贸易方面，他加强对外管理，突破敌人封锁，实现外贸出超，对内自由，活跃边区市场。那么，在这些政策中，哪项是带战略性、需要采取得力措施加以根本解决的问题呢？在陈云看来，归根到底，生产才是第一位的，发展生产对解决财政赤字、金融波动、贸易入超等问题起着决定作用。就此，陈云提出生产第一，外贸第二，财政开支第三，并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机关部队还要生产”。正是在陈云的主持下，1944年边区完成了10万担细粮，部队、机关、学校有些部分自给，有些完全自给。著名的359旅不但能够自给，还交了公粮，这使边区公粮就减少了2万担，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除了在他擅长的经济建设方面外，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干部建设方面，陈云的眼光也是超前的。1948年10月陈云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领导接收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城市。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陈云初步总结了接收沈阳的工作经验，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在经验总结的最后部分，陈云特别强调指出：“此次接收沈阳，使我们有一感触，即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随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将这一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称“此报告甚好，可供你处接收城市时参考”。

陈云看问题还十分尖锐，无论情况多么复杂，他都能从全面调查研究入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陈云主张市场要网开一面。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指出，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陈云因此指出：“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他说：“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回收一点钞票。用这个办法回笼货币，实在是打了一个大主意。”这也反映出陈云看问题既尖锐、又能抓住要点的领导能力和思想水平。

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陈云的思想方法与品格风范，不仅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而且具有鲜明的党性，是党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李庆刚，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10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