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陈出新：陈云与20世纪60年代初评弹书目传承
推陈出新：陈云与20世纪60年代初评弹书目传承
金坡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提出的一项重要方针。1952年11月，周恩来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就戏曲改革发表讲话，进一步阐释了这一方针。1956年3月，刘少奇在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1958年以后，陈云利用业余时间听评弹，研究评弹艺术，广泛接触评弹艺人、创作人员以及主管干部。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推陈出新的角度对评弹艺术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形成了自己最核心的文艺观，在一些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2］。
评弹起源于苏州，以吴语方言为特色，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合称，是江南水乡曲艺艺术的奇葩。自明末以来，评弹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南不越嘉禾，西不出兰陵，北不逾虞山，东不过松泖。盖过此以往，则吴音不甚通行矣”［3］。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练塘镇，青浦是评弹艺术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受此影响，陈云从很小就喜欢听评弹，他不仅是评弹艺术的爱好者，也是评弹艺术的研究者，更是评弹艺术发展的指导者。从1959年下半年起，陈云以书信和谈话等方式，开始对评弹的艺术规律进行研究和探索，他发表的很多意见对于评弹书目的整旧与创新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评弹书目
评弹书目是对评弹脚本或演出节目的称谓，新中国成立以前形成并曾上演过的书目习惯称之为传统书目。据统计，传统书目共有152部，其中评话67部，弹词85部。［4］1960年1月6日，陈云写信给上海评弹团的吴宗锡、李庆福，请他们列出上海、苏州、常熟的全部评弹艺人名单，并注明所说书目。［5］经吴宗锡、李庆福统计，当时仍在上演的传统书目尚有56种。传统书目产生于封建时代，数百年来在民间流传，内容不可避免的掺杂了封建、迷信、黄色等成分，“有的即纯粹是毒素，如济公传，封建文人的修改，使艺术为封建统治服务”。［6］尤其在抗战前到解放后这一时期，“评弹艺术中商业化，黄色色情的东西很泛滥”。［7］旧剧改革是中国共产党戏剧工作的既定方针，［8］1951年，部分评弹艺人倡议停止说唱传统书目，此即评弹界的“斩尾巴”[2]运动。
1951年6月25日，评弹艺人唐耿良等9人向苏州文联等6单位递交决心书，检讨了他们为眼前利益而迷恋充满封建毒素的传统书等问题，并表达了坚决不再说唱《落金扇》等4部传统书以及为搞好新评弹而斗争的决心。［9］这一倡议逐渐演变为评弹界艺人自我审查的风潮。11月13日，又有一批评弹艺人在苏州集体签名，决心改编新书，代替旧书。与此同时，部分听众发起的“与旧书绝缘”、不听旧书运动加速了评弹艺人放弃传统书的进程。［10］1951年10月8日，上海市文化局干部吴宗锡正式提交报告，请求禁演《济公传》等4部传统书目。［11］该请求虽未被批准，但对“斩尾巴”运动却影响至巨。自此，苏、沪两地评弹艺人纷纷宣布“斩尾巴”，到1952年1月5日已达113人，仅上海就有64人，尽管尚不到所有评弹艺人的1/5，可是响档[3]却已有十之八九。［12］在响档的带动下，上海评弹改进协会于1月16日呈请上海市文化局戏改处请求禁演《济公传》、《下江南》等20部传统书目。［13］虽未得到文化局停演书目的批复，该协会还是在3月15日公开宣布禁止说唱《落金扇》等5部传统书。上海评弹界的这一举动，带动了整个评弹界的“斩尾巴”进程。3月29日，苏州评弹改进协会宣布禁演《彭公案》等11部传统书目，此后“斩尾巴”运动迅速蔓延。[4]
传统书目停演后，数以千计的评弹艺人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斩尾巴”原是“斩掉一些落后残余的不好思想，和艺术上的封建糟粕”，但是“由于讲的不清楚，宣传不正确，使得这一运动起来时，难于很好的执行”，［6］很快出现了没有新书可说的现象。积极整理或移植改编其他作品是当时评弹艺人谋生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新整理的评弹书目被称作“二类书”[5]。到1966年止，改编演出的二类书共91部，其中评话10部，弹词81部。［14］二类书的编写过于仓促加之艺术上的薄弱，很多书目引不起听众的兴趣，这就导致了部分艺人如杨仁麟、李伯康等重新开始说传统书，如此一来说新书者与说传统书者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摩擦。为解决这一矛盾，上海市文化局组织评弹艺人进行了座谈，该局艺术处的刘厚生处长在会议总结中承认“斩尾巴”运动不仅“斩掉了尾巴，同时也斩掉了肉”，“斩尾巴有进步意义，但有很大的缺点……我们此后不叫斩尾巴，也不叫接尾巴，就老老实实叫做推陈出新、整理遗产吧！”［6］
“斩尾巴”忽视了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造成了损失。陈云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斩尾巴”，“首先要说是肯定，但是有缺点”，解放前色情内容泛滥才有了解放后的“斩尾巴”，“斩尾巴”一方面促进了二类书的出现，一方面又对传统书目造成损失。［15］1952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的社论，批评了粗暴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做法。此后，传统书与新书同时上演。有鉴于20世纪50年代初评弹书目整理出现的问题，陈云主张评弹界既要重视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又要重视创新工作，应该辩证地搞好评弹书目的“创新和整旧”，［16］通过这一工作既可以满足广大听众的需要，也可以促进艺人的思想改造，并提高书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5］（p.25）
二、陈云与评弹书目的整旧
20世纪50年代后期，受“斩尾巴”运动影响，评弹界忽视了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1957年秋，陈云因病到南方休养，期间他听了当时评弹界几乎所有的名家响档以及主要书目的演唱和录音。仅1960年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陈云就听了1700多回书，且都做了笔记，包括每回书的时间、内容梗概、特点、问题等。［7］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对传统书目的整理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如陈云指出：对于传统书目，“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他希望传统书目通过整理，在“思想上，精华突出，主题明确；结构上，能长能短，前后连贯；艺术上，既要严肃，又要活泼”。［17］
对于传统书目的价值与作用，陈云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他认为：“传统书的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17］（p.2）衡量一个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来考虑，主要看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长远利益。整理传统书目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以力之所及、以积极的态度逐步进行整理。1960年1月20日，他写了8条意见，委托评弹演员徐丽仙转交吴宗锡，后来这些意见成为整理评弹传统书目的指导性文件。为了保存不同意见提高整理效率，陈云建议上海和苏州等地分工整理，提出各种不同的方案，对于疑难问题，采用争辩的方式取得一致；改得失败的，内部可以讨论，不要公开批评，以免艺人胆怯。如果对某些传统书目可否公演存有怀疑，那就“应先经内部试演、讨论后再公演。公演一时期后，应当重新检查和讨论演出效果和得失，以便取舍”。［5］（p.89）对于具体的整旧过程，陈云认为需要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相结合、老中青艺人相结合，按书目成立的整理小组里要有艺人、有专职写作人员，“也可以吸收一些社会上的思想政治和艺术水平都比较高的文化人参加”。［17］（p.3）1960年春，陈云两次到上海期间，对评弹书目的整旧工作再次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提出整旧要大胆设想，“大轮廓、主要人物的安排（政治原则问题），可以由大家发表意见，但要集中，最后应由党的领导来集中。艺术细节问题，可由艺人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可由主要说这部书的人来集中，这样，可以照顾他们演唱的要求”。［15］（p.58）
以科学的精神对待传统书目，防止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陈云多次强调的一条整理旧书的原则。传统书目《隋唐》中描述四平山有三四百万兵马，1960年5月6日，陈云在同演员吴子安谈话时指出，“要讲历史上的英雄，比如李世民的作用，更要讲人民群众的力量”；三四百万兵马要有一两千万后勤人员，这不大可能，因此他主张讲说演义书，“要懂一点军事常识，夸大不要过分”。后来，陈云在苏州同周良、颜仁翰谈话时再次指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18］传统书目的整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忠孝节义、鬼戏的处理，评弹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陈云认为要区分神话和迷信，神话是好的，但是“茅山道士斗法”可以少一些。［17］（p.13）
传统书目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一种反映，讲说传统书目需要评弹艺人熟悉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陈云非常关心艺人在这些方面的修养，他认为评弹艺人要长见识、广眼界，像山海关、潼关以及一些古今作为战场的地方都应该去看看。1961年四五月间，上海评弹团在北京演出期间，陈云特地要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处长毛崇恒等陪评弹艺人去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革命军事博物馆、卢沟桥、周口店、雍和宫、天坛等处观光。［15］（p.11）陈云认为艺人对历史与地名做点考证是有益的，不懂的话可以请教专家。1960年4月，陈云就曾委托中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考证明代时中国是否存在从苏州到朱仙镇的水路。［5］（p.31）
评弹传统书目的整理是一个去芜存菁的过程。传统书目精华与糟粕同存、鲜花与杂草共生，同时还有大量无害无益的内容。陈云认为整理应去其有害部分、保留精华部分、压缩烦琐部分，“好的东西，优秀的传统艺术，千万不能丢掉”。［17］（p.3）有些传统书目内容过于烦琐、拖沓，甚至将日常生活中的吃饭、睡觉等内容都放在书里了，例如《西厢记》的《寺惊》一回中，惠明和尚传书一段就非常烦琐。对于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将该段三言两语一带而过的做法，陈云表示很赞成。［17］（p.21）
1961年9月20日，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曲目的挖掘工作的通知》，此后评弹界开始“翻箱底”，大量传统书目纷纷“出笼”。为防止反复、减少损失，陈云认为开放传统书目应采取谨慎态度、反复考虑，许多书目和噱头应先组织内部审听；他在同吴宗锡谈话时指出：“挖掘、开放传统书目，要注意掌握，千万不可一下子都放出来，回到老路上去……演传统的书目（包括分回），也演新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18］（p.34）
传统长篇弹词《珍珠塔》的整理工作体现了陈云的文艺观。《珍珠塔》至迟在清代中叶已产生，讲述明河南秀才方卿因家贫而遭姑妈奚落，其中状元后假扮道士唱道情羞讽其姑势利，最后与表姐完婚的故事。该书是苏州评弹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书目，被称作“骨子书”、“唱不坍的《珍珠塔》”，由于流传时间长、传人多，且出过众多名家响档，因此评弹界很多人认为该书在艺术上是不可逾越的高峰。在给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凡一的信中，陈云讲了他对该书广受欢迎的感想，该书的“书情和说表，不见得比其他弹词好，但就有这么多人去听，值得我们注意一番”。［18］（p.23）该书能否整改在评弹界引起较大争论：有人认为该书思想内容上以反势利为主，具有积极意义；有人却认为该书在反势利的外罩下，宣扬封建意识、封建伦理道德和功名利禄思想；还有人认为该书“不容易改，虽不说不能改，但难改”。［19］在委托周良了解各方面意见后，陈云分析了听众喜欢该书的原因，同时否认了该书“不能碰”的说法，认为整理该书“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全国解放已经十年了，如果再过十年，还是老样的《珍珠塔》我们是不光彩的”。［18］（p.24）
1959年秋，朱雪玲、赵开生拼档弹唱《珍珠塔》，陈云听后即说“《珍珠塔》是部骨子书”，在其指导下上海成立了《珍珠塔》整理小组，成员多为弹唱该书的艺人。1960年3月1日，陈云在杭州听完薛筱卿夜场《珍珠塔》后指出，该书需要改但不要去掉其中的功名思想。［18］（p.20）5月、11月，陈云又分别听了薛小飞、邵小华以及尤惠秋、朱雪吟演唱的《珍珠塔》选回。经过反复观看并认真研究后，12月7日，陈云在上海同李太成、吴宗锡、周良以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何占春等讨论《珍珠塔》的整理问题。鉴于该书在社会上的影响，陈云认为关于整理的讨论应该保持在内部，“原封不动”、“割裂”、“全部否定”、“半肯定”（指照原本从“二次进花园”开书说到“打三不孝”）等做法都不可取。整理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陈云一方面宽慰评弹界的同志不必过分紧张，另一方面又要求评弹界慎重的整理该书，“整理本，不但要做到内容好，而且也要做到词句好”。陈云希望在整理中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同时应考虑艺人的意见及观众的反映，“东西（指意见及整理本）越出来得多，我们做结论越好做，最后定本可以把所有好的东西吸收进去”，［15］（pp.59~60）坏的东西可以做反面教材。在整理方法上，陈云认为应当定期召开上海、苏州联席会议，交流整改经验，苏州、上海按档期分头试验，边演边改；整理本可以多些，各人唱各人的《珍珠塔》，“上海可以有上海改的，苏州有苏州改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有几种改法”。［18］（p.25）另外，不能仅限于上海、苏州，还应到小码头、小乡镇演出，同时亦应到不同的阶层中试演以便广泛听取意见。不听书没有发言权，陈云希望各级分管干部都要听一下各种整理本以期比较研究，“凡属改过的脚本的演出，都要设法把它录音”，“不听书没有发言权”，“行政干部没有很多时间去书场听书，听录音是很好的办法”。［15］（p.61）
不仅提供方法上的指导，陈云亦以极大的热情从书情的角度指导《珍珠塔》的整改工作。1961年1月底，陈云听完了朱雪玲、卞迎芳演出的整改过的第26回《珍珠塔》后，又两次与周扬从书情的角度交流整改意见。2月12日，陈云写信给吴宗锡，在肯定整改工作的必要后从书情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云认为修改后的第26回书，从二进花园起，书路没有什么大改，但方卿、陈廉两个人物大变了，改得有些突然。对于方卿假中状元羞辱姑母，陈云觉得很勉强，“很难设想一个落难的书生，到陈府去寻母，以后竟发展到假装中状元来羞姑母”。他认为这样的书路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表露出方卿是“滑头”、不老实，因此陈云建议方卿不做官这一点还要再考虑。把陈廉设置为反面人物，假道学、想懒婚，在陈云看来“在陈廉口中（对方卿母）始终未表面化，表里不一，不痛不痒”；因此，把陈廉改为反面人物也不容易。［18］（p.71）
整改《珍珠塔》人物定位是关键，当时一些人认为方卿做官后羞辱姑母不妥当，官是皇帝的走狗，是否定的对象；还有人提议，方卿假装做官羞辱姑母而后去投奔李闯王闹革命、推翻明王朝统治去了，并称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20］陈云认为当时读书就是为了做官，300多个进士才出一个状元，做官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在同苏州市委书记王人三以及凡一、周良等谈话时，他提出：“方卿不能代表农民，不要希望他革命。因为社会上有势力，所以才有《珍珠塔》”。［18］（p.33）在此思想指导下，艺人朱雪玲在弹唱《珍珠塔》时，“采用多种方法，尽量做到剔除宣扬封建迷信的糟粕，修改不合理的情节，突出批判人情势利这个主题”。［19］（p.274）
陈云对于《珍珠塔》的整改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这样说：“当代任何一个《珍珠塔》名家或评弹研究工作者，都不一定能听全那么多回书，调查研究得那么细致深入”。［19］（p.154）也正是因为在整改中吸收了陈云诸多宝贵意见，才“使得《珍珠塔》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大有提高”［21］。
三、陈云与评弹书目的创新
陈云在强调保存和整理传统书目的同时，从时代的需要和推陈出新出发，要求继续把新书搞好。他指出：“一方面挖掘传统书目，一方面还是要继续搞好新书目，而且这是主要的工作”，［17］（p.62）“斩尾巴”运动以后出现的二类书在数量、题材范围、唱篇比重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评弹书目。1959年11月，陈云在杭州同浙江省文化局副局长李碧岩等谈话时强调评弹艺术要研究改革，要有创造，“假如老的七分好，新的只有三分好，我们鼓掌倒是要先鼓这三分好的，让它经过反复锤炼变得更好”。［18］（p.17）在同上海市文化部门领导谈话时，他再次强调要发动评弹艺人创作新书目。此后，在同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郑山尊等座谈时，陈云又一次提到评弹新书目的创作问题，“要努力搞好新书目的创作……新书开始时不要怕短，有了短的就会有长的。新书开始时粗糙一些是难免的，好比拉面条就是由粗到细……要扶植新书，对创作新书的人，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18］（p.19）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对评弹新书目的迫切期待之情。
在1960年2月的一次谈话中，陈云表达了对新编长篇书目的期望，“应在新改编的长篇书目中，选一、两部（不是才子佳人题材的）书目，争取在二、三年内提高到传统水平，以打破传统书目大部以才子佳人，爱情故事为内容的情况”。对于新长篇卖座率差的问题，陈云积极鼓励演员，“不怕初期的缺点和卖座率差，坚持努力改进，必须能把新长篇的演出提高到传统书的艺术水平”。［15］（pp.57,22）
根据小说或其他戏曲节目尤其是解放区作品整理改编新书目是推陈出新的捷径。如同整理传统书目一样，陈云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评弹新书目的创作中。1960年5月，在听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以及《苦菜花》三部新编长篇评弹书目以后，陈云提出用戏剧（电影）、小说改编的长篇书目，必须对原稿有所增减，对故事情节在前后次序上可以有所调换，演出时不能平铺直叙，应抓住关子深刻描写，演员要尊重评弹艺术的特点，不必为新书角色不突出而发愁，应该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说表上。［15］（p.21）
《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是当时反响比较好的新编现代书目，为了提高新书质量，陈云多次与演员、创作人员以及主管干部交流探讨，帮助他们总结经验。1959年秋，听完了陆耀良的《林海雪原》后，陈云对陆耀良说：“说新书不容易，要不断磨砺。给你十年时间，你能将《林海雪原》说得像《三国》里周瑜吐血那样，一个细节能说上一个小时，那就成功了”。［19］（p.262）在谈话中，他还鼓励陆耀良到东北地区实地考察一下。1960年5月15日，陈云在杭州同周良以及陆耀良、郁树春等演员谈话，认为像《林海雪原》这种从小说改编的新书，要有更生动的描写和必要的扩充，要有抒情，不仅是形容，而且要夸张。情节可以去掉一些，该突出的要突出，要有增删和借鉴。他鼓励演员去熟悉历史知识，“应该知道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地形如何，敌我形势如何，座山雕是什么样的人。这样才能说得清楚”。［5］（p.32）在陈云的鞭策下，陆耀良不断在“细”字上下功夫，增加了《三试杨子荣》、《真假胡彪》等小说中没有的内容。经过努力，《林海雪原》能够说到20回，每回两个小时。
弹词《青春之歌》是评弹艺人赵开生、石文磊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在该书改编过程中，由于赵开生对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外形特点及党的方针政策等不熟悉，导致编演均比较平淡，甚至出现了基本史实的错误。［22］1960年6月3日，何占春将弹词版《青春之歌》的录音带送给陈云，听完录音上集后，陈云于第二天给吴宗锡、何占春等写信，指出该书不合史实的两个错误。第1回中余永泽给佃户魏老三一元钱，并说“这一元钱只能买两个大饼”；第2回中卢嘉川讲到“日本占了我们地方，卖国政府签了合约，北京人民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开会反抗，蒋介石部队开枪杀死人民”。陈云在信中讲到，“一九三七年抗战以前，虽然物价也在微涨，但币值基本上稳定的，那时一元，其购买力约等于目前人民币的二元五角或三元”。第2回中的枪杀事件其实是大沽口事件，“开枪杀人的是段祺瑞（当时叫段执政，等于临时总统），北伐军还没有到北京，不是蒋军开枪”。［18］（p.57）为此，陈云在信中还专门摘抄了一段《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关于“三一八”惨案的叙述。为了方便评弹演员在编写书目时考查核对历史、地理等信息，陈云又送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册《简明中国通史》、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一部《辞源》，其中后两本书是他用过的旧本子。6月10日，陈云再次给吴宗锡写信，指出了赵开生、石文磊在表演技巧上存在的问题，“听来还感觉太单调、太戏剧化、太像小说（指对白），评弹中固有的那种夸张的说表、轻松的说表还不够”。如第8回（北大操场三一八纪念会）、第12回叛徒戴瑜与林道静的谈话等。为鼓励青年演员、鼓励创作新书，陈云对该书还是持肯定意见，“应该说总的说来这十三回书是好的，初说有这样成绩是很好的。继续改进必有更好成绩”。［18］（pp.64,65）
12月7日，陈云在上海与李太成、吴宗锡等再次谈了对《青春之歌》的看法，该书穿插、噱头太少，13回书中只有两处用到噱头，评弹中没有穿插和噱头是寂寞的、不生动的。“赵开生、石文磊两个青年艺人，我很喜欢。但是他们说的书除了两回之外，其他都使人觉得太重，九十九斤半。我要不是为了研究这部书，实在是不想听的”。［15］（p.62）
虽然说不想听，但为了提高新书的编说质量，陈云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听。1961年4月7日到6月6日期间，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一行十余人赴北京、天津、安徽等地巡回演出。同年2月，石文磊等改编《青春之歌》时曾希望去拜访小说作者杨沫。［15］（p.52）在北京演出期间，陈云委托工作人员送他们到杨沫处请教，同时还安排他们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红楼”、“民主广场”等旧迹。［23］4月21日，陈云从南京回到北京，第二天晚上他即到北京剧场来听书。演出完毕后，陈云到后台看望演员，与演员们交流感想。4月23日，陈云又来听书，休息时他同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齐燕铭、夏衍等与赵开生、石文磊等讨论《青春之歌》。[6]在这次谈话中，陈云提出，并不是每部长篇小说都能改编为评弹，把小说改编为评弹必须要有所取舍，要变，要拆卸改造。改编的具体方法则为：串线（即拽直书路）、排回（把回目排定）、找噱头等；在演出中演员应尝试利用哑喉咙、齆鼻子等。［15］（p.12）“说新书要严肃，但也要活泼。要学习传统书的一些艺术技巧，加进穿插和笑料。光有骨头不行，还要有血肉。听众白天工作，已经累了，晚上买票再来上‘政治课’，就更加吃力了。”［19］（pp.147~148）除了从方法上对青年艺人进行指导，对于新书书情的设计陈云亦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交谈中演员赵开生提出要在编说中把余永泽作为主要对立面来写，但党的骨干（如学生运动领导人卢嘉川等）写不好。陈云认为以余永泽作为对立面不妥，他不是当时反动势力的典型代表人物，对立面应考虑放在胡景安、蒋孝先等人身上；编写中不要把党的领导人神秘化。［7］（p.8）陈云鼓励演员们，对于改编新书“不要怕失败，不要怕犯错误。能打胜仗的将军，一定是打过败仗的”。［18］（p.29）
《青春之歌》陈云反复听了多遍，他曾希望三年改好一部书，后来表示该书要“追加预算”，每年只求改好一两回，希望10年内将其编好。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断了《青春之歌》的编说工作。
“好人倒霉”、苦戏太多是新编革命题材长篇书目的普遍现象，长篇弹词《苦菜花》尤其突出。郁树春、曹织云档《苦菜花》共13回，其中6回“好人倒霉”，听众感觉过于沉重，很难坚持听下去。谢汉庭、丁雪君档《苦菜花》基本都是“好人倒霉”，好人胜利只在最后半个钟头说到，使人接受不了。陈云认为，我们需要革命题材的书来教育青年，使他们不致忘记历史，懂得人民政权来之不易，但是长篇书目不能连续七八天尽是“好人倒霉”，“不能只写流血牺牲这一面，还要写胜利这一面，以鼓舞人民”。［18］（p.28）
《苦菜花》如果照原小说演述，势必好人倒霉的比重太大，因此陈云提出了说这类书的原则：即在全书中贯彻一条革命胜利的主线，“有时某个革命者在小说中牺牲了，但在评弹中可以不死，因为他的不死象征革命胜利。传统书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是有它一面道理的，因为这正合乎历史事实和人民要求的”。［15］（p.24）1960年12月7日，陈云再次提出新编长篇中苦戏的比重问题，指出艺术演出和革命传统教育是两回事。革命时期艰苦奋斗是要宣传的，但这样的内容不一定适宜长篇评弹这种艺术形式，长篇评弹应该有别于电影、戏剧乃至中篇、短篇评弹。他赞扬了评弹版《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不死这样的艺术处理。［15］（p.61）
陈云关于评弹书目整旧与创新的很多意见，对评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曾自称是“搞穿衣吃饭的”，对于评弹只是以“老听客”的身份随便谈谈。然而他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据评弹艺术的发展规律，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同评弹实际相结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形成了独特的文艺思想。即使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中也极少有像陈云那样，对一门艺术做如此全面深入地研究、发表如此系统精辟的指导性意见的。［24］在陈云的积极推动与热情参与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相当数量的评弹传统书目被保存与传承下来，大量评弹新书目不断推出，不仅促进了评弹艺术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其他艺术门类的整旧与创新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正是由于陈云的关爱与推动才使得评弹书目得到很好的保存与传承，诚如老艺人姚荫梅所讲：陈云对评弹事业的关心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更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这门传统艺术，这是评弹界的一大幸事。［19］（p.248）
［ 参 引 文 献 ］
［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2］《陈云研究述评》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59页。
［3］徐珂：《清稗类钞》第10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43页。
［4］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5］《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6］《上海市文化局评弹界座谈会记录》，上海市档案馆：B172-4-171-14。
［7］《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关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结》，上海市档案馆：B172-5-404-99。
［8］《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人民日报》1948年11月13日。
［9］《苏州文联致函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唐耿良等九人为坚持搞好评弹而斗争的决心书》，上海市档案馆：B172-4-85-1。
［10］正华：《响应“不听旧书”运动》，《上海书坛》1951年12月26日。
［11］《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关于报请批准停止演唱〈济公传〉等四评弹的函》，上海市档案馆：B172-4-75-26。
［12］《上海市文化局陈灵犀关于评弹界推行说新书会上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172-4-171-1。
［13］《上海市文化局关于考虑禁演几部有严重毒素之旧评弹的函》，上海市档案馆：B172-4-75-36。
［14］周良：《再论苏州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5页。
［15］《陈云同志对评弹的意见》，第13页。上海市档案馆：A22-1-519。
［16］廖奔：《陈云同志与评弹》，《光明日报》2005年6月3日。
［17］《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0页。
［18］《陈云与评弹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1、37页。
［19］《陈云同志和评弹艺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版，第190页。
［20］唐耿良、唐力行：《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7页。
［21］曹汉昌：《关怀与鞭策》，《曲艺》1995年第6期。
［22］《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第二队赵开生关于在改编和演出“青春之歌”过程中感到读书重要性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B172-5-491-19。
［23］《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关于接待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B172-5-404-112。
［24］吴宗锡：《评弹知音陈云》，《上海滩》1994年第7期。
[1]［收稿日期］2014-04-14
［作者简介］金坡，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12级中国近代史专业，200234。
*本文为2012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2012DLS001）的阶段性成果。
[2]“斩尾巴”即“割掉封建主义尾巴”之意。
[3]“响档”指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在听众中具有较大名声及影响的演员（档子）。响，并非指嗓音响亮，而是指名气响亮。参见吴宗锡主编：《评弹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4]钱瑛：《记建国初期的评弹书目建设》，《评弹艺术》第27集，苏州大学印刷厂，2000年。
[5]1959年11月25~27日，陈云在杭州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太成以及吴宗锡、李庆福、何占春等谈话时，将评弹书目分为三类：一类书即传统书，也称老书；二类书即解放初期评弹界“斩尾巴”运动以后产生的书目；三类书指现代题材的新书。这种划分方法后来成为评弹界约定俗成的用法。详见《陈云与评弹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6]《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记述的陈云听书时间为4月25日。笔者根据上海市档案馆所藏《陈云同志对评弹的意见》（A22-1-519）第11页以及《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关于赴京、津及安徽各地演出的小结》（B172-5-404-99）第5页记载，“我们初到北京时，陈副总理正因公外出，不在北京。4月21日他回到北京，4月22日晚上即到北京剧场来听书……第二天因有‘礼拜天’节目演出，又来听书”。可知，陈云在北京听评弹应在4月23日而非4月25日。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