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陈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宋月红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接受、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回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前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终其一生,追求真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并形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充满唯物辩证法,贯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哲学,掌握唯物辩证法

在近代中国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社会大潮中,正值青少年的陈云由相信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由国民党转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发生“人生观改革”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是由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陈云1925年入党。他在自传中谈到入党动机问题时说:“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1]这里所说的罢工斗争是指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发生的五卅运动和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活动。罢工斗争是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参与罢工斗争,成为陈云之所以入党的重要实践基础。他所指的两本书是《马克思主义浅说》和《资本制度浅说》,而且他在看了之后认为“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从当时的思想实际来说,陈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只是初步的,还看不懂《共产主义ABC》,但这并没有影响他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冲突时而产生的思想矛盾问题。陈云说:“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从入党时起,陈云逐步树立了“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把“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作为人生信条和不懈追求。[2]这时的陈云既学习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又找到了“改造社会”的人生目标,促使他终其一生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并用以指导社会实践。

陈云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十分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哲学。这是陈云学习观的核心内涵。在这一问题上,现有陈云研究已做了多方面的史料整理与挖掘,并进行了一定阐释,充分表明陈云把学习马克思主义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并影响和引导他人。陈云终生学

习并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典型时期主要是延安整风时期、“文化大革命”中在江西蹲点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学习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

延安整风时期,陈云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社会实践特别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需要,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力与源泉。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3]整风期间,毛泽东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哲学,推动全党大兴学习马克思主义之风,促进了全党的思想提高和认识统一。据陈云回忆:“毛主席先后三次当面同我谈过,要学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我们学习。”[4]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陈云在其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成立了由李富春、陶铸、王鹤寿、陈正人、王德组成的6人学习小组,“还有几位旁听的‘后排议员’”。这一学习小组从1938年开始到1942年,坚持了5年,还被评为中央机关的模范学习小组。陈云回忆当时的学习情形时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那时我们读的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外,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也读点别人的著作。”[5]据《陈云年谱》记载,1940年间,陈云多次听和培元、艾思奇、王学文、王思华讲解唯物论与唯心论问题、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问题、剩余价值法则、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等,并做了笔记。从1941年3月14日起,陈云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4月4日起读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做读书笔记。他总结这一段学习时说:那几年的学习,受益匪浅。在延安学习前,讲话、文章缺少辩证法;学习后,讲话写文章就不一样了,就有辩证法了。通过延安整风学习,特别是学习哲学,陈云在思想方法上有了很大进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保持先进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学习,理论联系实践。陈云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重要标准,把学习作为共产党员的责任。1939年5月30日,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指出:“我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的党,首先,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的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6]1939年底,他撰写《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认为对于学习的意义认识得够不够,是决定我们能否下决心学习的关键。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这一时期,陈云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掌握了唯物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促进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然而,探索和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在曲折中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被“战略疏散”到江西“蹲点”。当时,他携带了三箱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陈云的子女回忆说:“在他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我们去看他,他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要我们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著作,学好哲学。”[7]据1970年12月14日陈云复陈伟华的信记载,他关于学习问题向女儿提出建议,认为“哲学是马列主义根本中的根本。这门科学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唯物论)和观察解决问题的办法(辩证法),随时随处都用得到。四卷毛选的文章,都贯彻着唯物论辩证法。”具体到学习内容,他认为“《共产党宣言》是必须看的”,然后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传》《恩格斯传》和《列宁传》等。[8]1971年4月,陈云又对到南昌看望他的陈伟华说,学好理论是政治上进步的基础,学好哲学尤其重要。掌握了唯物辩证法,就有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不仅谈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的重要性,而且根据自身学习心得,谈到了学习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这既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和认识,也是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中国的历史发生转折,逐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学习的重要性在党内外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陈云十分重视并要求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1987年7月17日,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专门谈到身负重任和要学习哲学的问题,并把这两个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谈,认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指出:“现在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

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9]据时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1983年7月的一天,陈云与他谈学哲学时说:哲学是最核心的东西。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尔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就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经过改造,结合到了一起。有了这个东西,才有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培养和教育干部的基本内容,不仅要改造思想方法,更为根本的是要改造世界观。又据朱佳木回忆,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整党,为此有关部门拟了一份整党学习文件目录。陈云看后说,这个目录应当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选进去,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整党,既要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又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和武装。陈云把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装和精神动力,越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处于重要阶段和转折关头,越加重视和加强学习马克思主义。

陈云倡导学习马克思主义,强调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于提高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关于学习的思想认识不仅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来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党对自身历史的科学总结。陈云参与指导了这一决议的起草工作。其中,关于学习哲学,他曾向决议起草组讲到,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他针对当时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的情况,认为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陈云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遵循实事求是的一条重要途径。综观陈云一生的思想与实践,鲜明地贯穿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与精神,并形成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为基本内涵的“唯实论”哲学思想和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哲学为核心的学习观。

二、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将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同时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陈云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实现了从“人生观改造”到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的思想发展。

陈云把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作为共产党员的首要标准,并以此要求自己和教育党员,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他的这一思想认识集中表现在他写于1939年5月30日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陈云在文中指出:“共产党员不仅要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这是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具体化。他在阐述党的性质和宗旨时进一步指出:“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对于如何确定这样的人生观,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其阶级觉悟、实际革命锻炼和马克思主义修养中,深切了解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从而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他指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确立“革命的人生观”的首要条件和坚定这样的人生观的思想理论基础。不仅如此,陈云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这是检验一个共产党员“革命的人生观”是否坚定的实践标准,是知行合一的。这一标准是由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彻底性所决定的。陈云指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10]因此,他把“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共产党员的第二个标准,指出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是一致的。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革命、本阶级和党,表示无限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当在革命工作、党的工作中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的不一致时,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他还指出,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一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原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72期上,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党中央列为学习文件,成为指导党的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陈云在文中从共产党员的标准问题阐述了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的纯洁性,既集中体现了他对党的性质与宗旨的认识,又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

新中国成立以来,陈云担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责任,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建立了不朽历史功绩。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失误、遭遇挫折,还是陈云身处逆境,变化的是社会历史条件和工作方式,不变的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在发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被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无可改变的法则。现在世界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铁证。我们可以充满信心,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同时,他还针对当时一些人中存在的“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的种种言论,指出对于这些人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11]陈云在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面前,毫不动摇地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充满必胜信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不是一改革开放,就一切矛盾都解决了。改革开放始终存在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根本性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曾一度被忽视,另一方面西方一些不良的和错误的思想观念渗透进来,中国社会中残留的一些腐朽的传统观念也有所泛起,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等。这些不仅与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相容,而且严重影响社会主义方向,侵蚀人们的思想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如果不予以抵制,最终误导的将是改革开放。陈云对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带来的消极腐朽现象,保持着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1985年9月24日,他在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了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对党风、社会风气的危害性,强调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他说:“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他从正反两方面辩证地分析改革开放面临的复杂形势,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他指出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他坚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建设社会主义,既要建设物质文明,又要建设精神文明,二者相辅相成,是不能分离的。陈云强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指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信仰马克思主义,才能自觉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发展方向,经受社会历史变革的考验,始终保持思想信念的坚定。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将当代世界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这个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但战争的危险还存在,其根源于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和平问题。发展问题则是指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也即是南北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从中国的对外政策阐述了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随着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社会上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言论也甚嚣尘上。在这一问题上,陈云思考1989年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在1989年9月8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点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他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矛盾斗争的重要方式与特征。陈云透过“和平演变”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渗透方式发生改变,而且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这暴露的正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一个都没有解决,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危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经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历史的检验,依然是认识和判断当代世界的科学理论指导。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因此必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遥遥无期”。据时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陈云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

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12]然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不懈奋斗。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保证共产主义事业的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培养接班人问题始终是一个历史性的课题。面对改革开放之初严重存在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陈云在1981年7月2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座谈会上提出,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982年9月6日,他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发言中指出,不解决或解决不好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老化问题、青黄不接的问题,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解决好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只要把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解决好,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后继有人。

信仰马克思主义,是陈云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科学依据。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是他终生不渝的人生追求。

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

陈云坚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习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13]他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完整提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这是陈云对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体会。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是唯物论。他指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过去犯过不少错误,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问题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实际当成了全面的实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注意同别人交换意见,尤其是多倾听反面的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所有正确的结论,都是经过比较的。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如果没有不同的意见,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并且在实践过程中还要继续修正。“交换、比较、反复”是辩证法。“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陈云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应用,形成陈云哲学思想的鲜明内涵与特征。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不仅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且指导新中国的成立、建设和发展,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陈云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并在工作实践中坚持贯彻和创造性地运用。他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主要负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推动了“和平赎买”政策的实施。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赎买设想变成了现实。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思想认识来源。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来之于马克思”。“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破坏。改革开放之初,1979年3月8日,陈云写出了《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应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14]计划经济是主要,市场调节是必要,二者相互结合,这是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的思想发展,在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起到了思想先导作用。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理论贡献的。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涉及到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是否坚持毛泽东思想,不仅关系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且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1977年9月28日,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阐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他说: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离开了实事求是,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是

否坚持实事求是,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陈云将坚持实事求是贯彻到对党的历史的总结。他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强调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于成绩与错误,他指出:“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为使决议达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目的,陈云认为,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60年中间毛泽东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全面而准确地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党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态度,也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参与制定并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然而,在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容易强调前者而忽视甚至否定后者,而把两者对立起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完整地提出来的。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陈云不仅辩证地对待改革开放,而且坚定地贯彻四项基本原则。1985年6月29日,陈云在全国端正党风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15]他从党的最高纲领和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现阶段具体工作,都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中,针对一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情况,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这种宣传教育不能有丝毫减弱,还要大大加强。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邓小平还从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发生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指出:“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他强调说:“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16]陈云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定性也在鲜明地反对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引发的动乱中体现出来。1989年5月26日,他在中顾委常委会会议上指出:“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17]历史发展表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越深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越要加强。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可能失败的危险。

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结合,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陈云学习、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其所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之与不断变化的党情、国情和世情相结合,必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陈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接受、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从理论与实践上不断探索和回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基础与前提,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陈云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终其一生,追求真理,学习、信仰马克思主义,直接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为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懈奋斗,并形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原则,充满唯物辩证法,贯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陈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1][2]《陈云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5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4][5][9][11][14][15][17]《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361、362、332、245、347、368页。

[6][10][13]《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138、189页。

[7]陈伟力、陈元、陈伟华、陈伟兰、陈方:《永远像您那样学习和生活——怀念我们的父亲陈云》,《人民日报》1997年4月22日。

[8]陈云给陈伟华的信,手稿,1970年12月14日,转引自《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7—1389页。

[12]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来源：《北京党史》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