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留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

陈云同志留给我最为深刻的印象

朱佳木

　 陈云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的一生是坚贞不渝的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他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对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限忠诚。”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央举办的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指出：“陈云同志执着追求理想，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在陈云同志身上，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这些评价道出了陈云同志所有品格中最为突出最为鲜明的品格，也道出了陈云同志留给我所有印象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共产主义遥遥有期”

　 我担任陈云同志秘书的那几年，虽然他已步入晚年，但仍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与他的朝夕相处，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对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他在延安时代曾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据当年在延安抗大听过他讲课的同志回忆，他在解释什么叫做“奋斗到底”时说，所谓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也就是奋斗到上海人讲的“翘辫子”的时候。历史证明，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共产党人。

　 陈云同志身世很苦，幼年时父母便已故去，是舅舅、舅妈把他带大的。高小毕业后，年仅14岁的他为了不加重家中的负担，放弃继续求学的念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文具仪器柜台找了份学徒的工作。1925年，他学徒期满，转入虹口书店当店员，月薪9元。正是那一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陈云同志在同事的介绍下，开始涉足政治。他在后来写的自传中说：“以前，我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看了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因此，他加入了国民党，并成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分部的首创人之一。

　同年8月中旬，商务印书馆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卷入罢工行列。在罢工中，陈云同志肯为工友出力，深得大家信赖，所以虽然年仅20岁，却先后被推选为发行所职工会委员长和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的联合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与此同时，他经馆内早期共产党人董亦湘、恽雨棠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写道：“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此时看了《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至于《共产主义ABC》还看不懂。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他还说：“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从那时起直到1995年逝世，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在白色恐怖下做秘密工作，还是在根据地过艰苦生活；无论单独执行特殊使命，还是身居重要领导职务；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遇到逆境，他对自己当初选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不仅从无丝毫动摇，相反愈益坚定。

　 记得我到陈云同志那里工作后，有一次他和我谈到当时个别同志提出的“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的观点，他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应当说，共产主义遥遥有期，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嘛。”他还针对当时海外有的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的问题，对我说：共产党的名字表明了她的奋斗目标，改名字怎么能行！延安时期，就有人提过让共产党改名的建议，毛主席说：“什么名字好？国民党的名字最好！可惜人家已经用了。”

　“党员集训要补贴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

　 改革开放后，有些人出国转了几天，回来便鼓吹中国不如外国，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陈云同志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说：“对于这些人，我们要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他特别嘱咐我，要在为他准备的发言稿里写上这句话，并写上“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最后要高呼“社会主义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当时，陈云同志从简报上还看到，有些农村党员集训，除了给伙食补贴之外，还要发误工费，甚至有的党员不给钱就不去开会。他把这件事提到执政党党风的高度，也要求我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发言稿里强调一下。他说：“这在党执政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解放前，同样在农村，支援战争，运送弹药、伤兵，非但没有误工补贴，而且常常因此而受伤或死亡。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误工补贴能算合理吗？拿误工补贴的共产党员应该想一想，这样做是不是合乎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我看一切集训、开会要钱的人，不能成为共产党员。今后，全国不要再给集训时的误工补贴，凡属要求误工补贴的党员应开除党籍。”

　有一件事，是我不在陈云同志身边工作后发生的，同样能反映他始终不忘共产主义大目标的心境。那时，由于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相应的法规制度一时跟不上，加上党内出现了只注意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鼓吹“一切向钱看”的理论，造成一部分人钻改革开放的空子，社会风气和党风中的问题比较突出。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书面讲话中指出：“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如果我们各级党委，我们的党员特别是老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髙度的警惕，有针对性地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教育，那么资本主义思想的侵入并不可怕。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真理，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蚀。”

　“整党学习书目中要有马列的著作”

　 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陈云同志不仅自己重视和勤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而且一向提倡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读马列的著作。198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进行为期三年的整党，有关部门拟了一个整党的学习文件目录。他看后说：“这个目录中没有马列的书，应当选几篇进去。比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还有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有的同志讲，马列的书太长。他听到后说：“可以搞摘要嘛，还可以把我的文章减去几篇，只留一两篇就行了(当时书目上列了5篇陈云同志的文章)。这不是谦虚，我们的东西都是从马列那里来的。”后来，中央就此作出决定，在整党完成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着作。

　能否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与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前，有人宣传新的科技革命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了。这种观点引起陈云同志的注意。政治风波过后，他在1989年9月8日同一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并没有过时，认为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和非常有害的。他在历数了从1917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事件后说：“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几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也讲了类似的看法。他在1989年9月16日同李政道先生的谈话中说：“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他还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以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无论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始终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他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这种清醒认识是分不开的。

　“越是开放，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

　 一个人上了年纪，尤其到了晚年，锐气往往会越来越少，但这个规律在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身上不发生作用。在我做陈云同志秘书期间，他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那时，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他还兼任着中纪委第一书记。有一件涉及领导干部在出国招商引资中违反外事纪律、变相索贿受贿的案子，中纪委办理起来阻力很大。于是，他亲自出面找有关领导同志谈话，做工作。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还给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打电话，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办，否则党风搞不好，无法向几百万烈士和几千万牺牲的战士交待。他要我转告中纪委领导同志，对这件事一定要顶住，处分决定通不过，就拿到政治局会上，政治局通不过，就拿到中央委员会的会上。他说：“开放政策是对的，但越是在开放的地方，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越是要‘金刚钻’的。”后来，这个处分决定经过折中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上虽然通过了，但党内反响很强烈，认为处理太轻。中央只好又重新处理，并在报上公布了进一步处理的决定。

　那时，有的领导同志的子女以“自费”为名出国留学，实际是外商资助。有关反映送到陈云同志这里，他也是亲自出面，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说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让孩子回来。他这样要求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1983年，他在报上看到师范学校因为教师待遇低而招人难的反映后，便对我说：“南南(陈云同志二女儿的小名——笔者注)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她今后也要归队。”我把这个话转达给他的女儿，她当即表示要辞去在中央国家机关的工作，回到自己的母校做老师。后来，她果然去一所中学当了历史教员，直到退休。

　 20世纪80年代初，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活动，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意见很大。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时任中纪委副书记)，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还特别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六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并就此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一场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由此开展起来。

　过了一段时间，中纪委在一份材料上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陈云同志在上面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他针对一些同志担心大张旗鼓地开展打击经济犯罪会妨碍改革开放的顾虑说：“怕这怕那，就是不怕亡党亡国。”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他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我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后来，他又把一份香港报纸上的有关评论批转给黄克诚、王鹤寿同志(二人当时分别担任中纪委第二书记和常务书记)，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

　党的十二大之后，陈云同志对我说：十二大上有人提意见，认为中纪委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很果断，但在处理现实的案子时软弱。要告诉黄克诚、王鹤寿同志，对涉及领导干部的案子要大胆地搞，搞不动就由他提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总之，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领导和督促下，这场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遏制了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势头，保证了改革开放继续健康地进行。

　“原则问题，该顶必顶”

　 共产主义事业具有空前的艰巨性、复杂性，看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不仅要看他能否把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同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联系在一起，还要看他有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出牺牲的勇气。这种牺牲可能是流血、掉脑袋，也可能是因为坚持原则而遭受冤枉和打击。陈云同志历来提倡共产党员要敢讲真话，敢于顶不正确的意见，哪怕这种意见来自上边或者一时占据上风。他常讲的一句话叫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最欣赏的干部是在原则问题上“能顶”的人，称赞他们“头皮硬”；最瞧不起的则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把这种人称之为“风派”。

　 党的十二大之前，陈云同志一边审阅十二大报告稿，一边不时让我把他对稿子的意见转告给起草组的负责同志。有一次，他说：“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我认为还不够，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后来，十二大报告吸收了他的这个意见。

　陈云同志倡导干部要勇于坚持原则，他自己首先做到了。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以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所说的陈云同志“犯错误勇敢”，是指他1956年反冒进的所谓错误而说的，历史已经证明，把那说成错误并不符合实际；但说他“坚持真理勇敢”，则是确实的。

　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的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这里说到的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现在知道的人很多了。但此前还有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陈云同志也是顶“两个凡是”的。那是1977年3月，开会前，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打“招呼”，要求会上不要提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工作的问题。陈云同志不顾压力，在发言中照样说了“四人帮”粉碎后全党全国人民最为关心的这两件大事。事后，简报组提出他的发言删去这方面内容才能登简报，那位负责人也亲自登门做他的工作，但都被他拒绝了。后来，他的这份发言果然没在简报上刊出，但其内容还是不胫而走了。

　当年，财经战线的干部中流行陈云同志的四句话，叫作“原则问题，该顶必顶，现在不顶，今后检讨”。他这四句话是说给自己的，也是说给综合部门的。过去计划经济时期，一些地方和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往往倾向于把自己那个地区那个部门的项目、投资尽可能搞多一点，产值、利润尽可能搞高一点，发展速度尽可能搞快一点。但资金、原材料、动力、运力就那么多，不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因此，计划、财政、物资、商业、粮食、银行等综合部门，往往成为矛盾的焦点，压力特别大。在这种情况下，是屈从于压力，勉强答应那些做不到或一时虽然能做到，但从全局看长远看并不利的要求呢？还是顶住压力，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情况办事呢？这对于综合部门的干部和领导综合部门的陈云同志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陈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过两次较大的国民经济调整，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前期，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两次调整开始时，阻力都相当大。如果不是陈云同志顶住压力，一抓到底，根本调整不动。就拿第二次调整来说，许多干部想不通，这也舍不得，那也不愿丢，甚至认为经济情况没问题，调整是多此一举，会因此耽误时间；基建经费不够可以借外债，即使搞一点通货膨胀也不可怕。结果，1979年和1980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不仅没有降下来，相反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财政赤字，造成物价大幅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在中央工作会议、省市委第一书记会议等各种场合，反复给大家讲道理。他说：“要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原因是财贸方面的同志不熟悉工业，工业方面的同志不了解财贸；中央不完全了解地方，地方不一定了解中央的困难。”他指出：经济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调整不是耽误时间，如果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对外债要分析，买方信贷的使用取决于国内为它配套所需的投资数量。用发票子的办法弥补基建投资赤字，无以为继，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通货膨胀数量不大不可怕，但数量很大就很害怕。对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邓小平同志完全赞成，全力支持。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他明确指出：“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在党中央和陈云同志的竭力推动下，调整方针终于得以贯彻，很快理顺了严重失调的各种重大比例关系，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环境。

　 但是，情况稍有好转，一些同志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们以实现党中央关于工农业总产值在20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为由，提出要“提前翻两番”，要“翻三番、翻四番”。陈云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个苗头，要我转告党的十二大报告起草组负责同志，在报告稿中要提出把20世纪的最后20年分成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为后10年的振兴创造条件。起草组采纳了这个意见，并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十二大之后，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负责同志汇报时，针对一些地区和部门要求突破计划上项目的情况指出：要分清前10年和后10年，要抓住这两个10年的区别。今后各地要求开口子，计委要顶住。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又出现过热现象。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提醒大家，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发展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髙速度的需要。他说：“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

　陈云同志在事关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从不退缩，在党和国家的危难关头更是无所畏惧，挺身而出。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发生时，他正在外地养病，但当党中央发出两种声音后，他毅然提前返回北京，召集中顾委常务委员开会，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由于他当时任中顾委主任，又在党内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的这一表态对于促进全党团结在邓小平同志周围、齐心协力平息那场政治风波，起到了其他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我究竟是右了还是‘左’了”

　对于陈云同志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性，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者不理解，或者予以责难。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陈云同志曾一直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几度遭受冷遇。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是乘机鼓噪。这些议论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他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那时，社会上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并把陈云同志划入“保守派”中。陈云同志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过去苏联的做法；即使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的有别于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又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写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专论，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对我们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于对外开放政策，他同样是始终真诚拥护、积极支持的，而且提出过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例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等等，就是他最先提出的。

　 陈云同志对于改革开放一贯持积极态度，但同时也反复提醒全党必须注意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抓住执政党的党风问题不放松，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能“松绑”。他强调：“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如果这就叫做“左”的话，哪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左”呢？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是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对于这一点，忘记或抛弃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人，当然理解不了；用资产阶级价值观观察问题的人，更是永远也不会弄明白的。

　 早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我们应当学习陈云同志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无限忠诚的精神，一方面为党在现阶段的具体奋斗目标扎实工作；另一方面始终牢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懈奋斗。(编辑姚建萍)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