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另一次重要发言
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另一次重要发言
张金才
陈云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除于11月12日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重要发言外，还在12月10日就当时经济问题作了重要发言。由于前一次关于政治问题的发言冲破原定议题，扭转会议方向，对中央工作会议取得历史性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学术界对这次发言研究得比较充分，而对后一次关于经济问题[1]的发言相比之下则关注不够，专门研究成果也较少。本文拟分析陈云经济问题发言对经济工作转变的重要影响，探讨他在这次发言中能够提出如此真知灼见的主要原因，并将这次重要发言与此前的政治问题发言试作比较。
一、陈云关于当时经济问题的五点意见，对此后中国经济工作从急躁冒进势头向调整改革方向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政治局面的初步安定和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人们普遍存在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愿望，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再度滋长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交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明显存在过高过急倾向。计划要求：1979、1980两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5%到6%，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到12%；粮食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亿斤，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300万吨，并为1985年生产8000亿斤粮食、6000万吨钢创造必要条件。1979年国家财政收入计划为1260亿元，比1978年计划增加300亿元。1979年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为457亿元，比投资规模急剧膨胀的1978年又计划增加125亿元。另一方面，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使原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不但没有缓解，有的还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第一，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1978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略高于1957年，有的地方口粮严重不足。1976年到1978年在净进口粮食265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几十亿斤库存。第二，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1978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是55.7%，而轻工业只有5.7%，还低于“一五”计划时占5.9%的水平。第三，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1978的积累率为36.5%，不但大大高于“一五”计划时24%的水平，而且成为1958年“大跃进”后20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1]
针对上述经济工作存在的急于求成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问题，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参加东北组讨论时就经济问题发表了五点意见：（一）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两千万吨，先把农民这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等经济作物就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天下就大定了。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吃进口粮不能说是修正主义。这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二）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不要光看已有三千万吨钢这个指标，我们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同日、德、英、法比，还是落后的。我们也不能同南朝鲜、台湾比，它们有美国的扶植，而且主要搞加工工业，我们是要建设现代化的工业体系。（三）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要信任各省市的领导同志，他们不致把钱乱花掉。（四）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五）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要同引进重要项目一样对待。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比外贸出口收入来得快，来得多。现在的旅游事业是行政管理，还不是业务管理。发展旅游也会有害处，如外国派特务来，意志薄弱者被收买等。这些问题只要注意，就没什么了不起。至于外国人看到我们落后情况，这也不要紧。我们本来不先进，而且外国人早就知道。[2]
陈云就经济问题所作的系统发言，实际上提出了克服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和进行调整的主张，对此后中国经济工作从急躁冒进势头向调整改革方向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随后中共中央出台的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基础。这些政策和措施，基本上就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所讲的内容，是对陈云经济问题发言的贯彻和落实。
根据陈云“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二千万吨”的意见，198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每年进口1000万吨到1500万吨粮食。1981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的通知中又明确提出：“中央、国务院决定，今后若干年要继续保持一定数量的粮食进口。各级人民政府应在粮食供求平衡的条件内，有计划地逐步把农业经济内部比例失调的状况调整过来。此项工作，方向要坚定，步子要稳妥。”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1980年和1981年各进口粮食1300万吨左右，比1979年增加200多万吨；1982年又增加到1531.6万吨。1983年和1984年国内粮食连年大丰收，国家粮食收支平衡有余，库存增加，没再扩大进口。由于增加粮食进口，农村留粮和国家返销农村的粮食增加，人均占有量提高较多。从1953年到1978这26年间国家征购粮食占产量的比重平均每年为25%，农村留粮加返销粮平均每年每人548斤。1979至1984这6年，平均年征购占产量的比重下降为22%，农村留粮加返销粮平均每人增加到765斤。[3]随着农村留粮增加，农民得以休养生息，生活有了较大改善。
根据陈云“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的意见，在此后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对引进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1978年签订的22个进口大项目，原列入基建计划的有14个，经调整，确定只上6个项目，其中上海宝钢只搞一期工程，4套30万吨乙烯兴建一套，其他8个项目推迟建设进度。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就调整问题所作的讲话中，提出要严格控制引进规模，今后“凡是比较大的引进项目，要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组织主管部门和一机部、外贸部、财政部、银行、国家科委等部门会审，把建设条件、设备分交、资金来源、外汇偿还等问题，一个一个地搞清楚，认真落实，否则不能同外商签订合同。一亿美元以上的重大引进项目，要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4]可以看出，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中所提的意见，在这些调整措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根据陈云“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的意见，1980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分灶吃饭”的办法，当年增加地方机动财力30亿元。[5]“分灶吃饭”打破了过去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局面，大大增加了地方财政权限，有利于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生产建设事业，有利于地方制定和执行长远规划，协调发展经济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有利于促进地方狠抓增产节约、增收节支，也有利于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不仅扩大了地方财权，而且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它使地方有了发展本地区生产建设事业的内在经济动力，促使他们大挖本地区生产、物资和资金潜力，合理、节约地安排和使用资金，不断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加快了地方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
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后，1979年1月1日，他又在李先念批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5日，陈云又在新华社反映一些工业部门和地区对国家计委安排1979年生产计划和物资供应时还在留缺口表示不满的简报上批示：“我认为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邓小平阅后也批示：“请计委再作考虑。”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又指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此后，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着手研究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原已准备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传达《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草案）》的通知没有发出。[6]
陈云“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的意见得到中央领导层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就曾指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7]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旅游事业的发展。从1979年到1985年，国家每年投资2000万元到4000万元用于旅游基建，其中相当一部分投资用于景点建设。1979年旅游接待人数大幅度增加，全国接待外国旅游者36.24万，比1978年增长57.8%，华侨、港澳台同胞384.15万，增长143.6%，翻了一番多；旅游外汇收入达4.49亿美元，增长70.9%。1980年来华外国旅游者达52.9万，增幅为46.1%，回大陆探亲、观光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增长34.6%，共517.34万人次；旅游收汇6.17亿美元，增长31.3%。1985年全国旅游入境总人数为1783.31万人次，比1980年增长2.1倍，其中外国人137.05万，增长1.6倍；旅游外汇收入12.5亿美元，比1980年增长1倍。[8]旅游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吸收了外汇，积累了资金。
上述调整举措在贯彻实施后取得良好效果，急躁冒进的势头得到遏制，农、轻、重的比例基本趋于合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国民经济逐步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稳定而宽松的有利环境。其中，陈云的发言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二、陈云之所以能在经济问题发言中提出如此真知灼见，源自他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潜心研究
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继11月12日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作重要发言后，又在12月10日就当时经济问题提出五点重要意见绝非偶然，这是他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形成的真知灼见，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经济问题潜心研究的成果。
陈云在经济问题发言中把进口粮食摆在首位，并认为“这是大计，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与陈云对粮食问题的高度重视及当时粮食生产的严峻状况有直接关系。陈云向来把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看得很重。他认为，经济工作的基础是粮食。如果经济工作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是不稳固的。他反复强调，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陈云对人民生活深切关注。“大跃进”后，为缓解粮食紧张局面，陈云曾提出并亲自抓进口粮食的工作。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自身处境已十分困难时，陈云惦记的仍然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66年7月26日，陈云致信周恩来，提出“希望能看北方八省农业小组[9]的材料”。[10]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前，我国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状况不容乐观。据会议所发材料统计：“从1957年到1977年，人口增长了3亿，其中非农业人口4000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1亿6000万亩。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有了增长，1977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还略少于1957年，全国农村还有一亿几千万人口粮不足。197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60多元，有三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4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许多地方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11]
在粮食严重短缺、又要稳定农村这一矛盾的情况下，为给农民以休养生息机会，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陈云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及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进口粮食的主张。对进口粮食的数量和时间，陈云指出：“粮食进口多一些不要紧。农民稳住了，事情就好办了。如果感到粮食进口多了，下一年少进一点就是了。进口粮食的时间，不只是三五年，时间还可能长些，数量则可能少些。”[12]通过进口粮食，减小了粮食缺口，缓解了农民的征购压力，为此后国民经济调整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的意见，同样是他对引进问题长期关注和思考的结果。陈云对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尽可能多地吸收外国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的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制定并组织实施的“一五”计划，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以苏联援助为基础，搞156项重点建设，大大加快了我国工业化步伐。“文革”后期，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时，在极左路线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然积极支持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化肥、大化纤和一米七轧机等成套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但在长期的经济领导工作中，陈云又一贯坚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会议从近两年国民经济显著好转、“四人帮”长期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很快就可以消除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出发，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有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此，会议强调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大量利用外资来加快我国经济建设。会议结束时宣布“今后10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这显然超出了当时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和国内配套能力。
陈云很重视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务虚会。会上的重要发言和简报他都看了，察觉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为此，他在7月31日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议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陈云还说：“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它们，技术力量不如它们。”“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13]由鉴于此，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发言中，从提醒大家清醒看待内外条件出发，提出了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的正确主张。陈云从实际出发的意见，对当时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不无制动作用。
陈云一贯主张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制订经济计划必须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的综合平衡，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健康发展。由于生产建设任务安排过大，提交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物资、财政和外汇都留下相当大的缺口。其中燃料短缺1500万吨，钢材、水泥、木材的供应满足不了457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财政收入有50多亿元落实不下去，打算借用的外债高达100亿美元。[14]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在经济问题发言中指出：“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论是中央项目或地方项目，都不能安排。”这是他深刻总结建国30年来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和教训后作出的正确决断。
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既来自他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也来自他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潜心研究。
“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陈云受到冲击，在党内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只保留一个中央委员名义。1969年被下放江西南昌一个工厂蹲点，长达3年之久。1972年后曾一度受周恩来委托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1975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作范围不再限于协助指导对外贸易工作，但仍被排除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外。在此期间，陈云潜心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思考发展工农业、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具体路子，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发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作了准备。
在理论方面，陈云利用下放江西的3年时间，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段时间，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计划，重新阅读了《马恩选集》、《资本论》、《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到逝世前写的《列宁全集》各卷。”[15]从江西回到北京后，他又给自己订了一个读书计划：“想用两年时间，再精读一遍毛主席若干著作、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若干著作。”[16]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系统阅读马列主义理论书籍的计划只好暂时告一段落。在读书过程中，陈云联系中国实际，研究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为后来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质，进而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真知灼见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陈云在协助周恩来主抓外贸工作中，组织对外贸易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对当代资本主义，包括世界市场价格、国际金融与货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等内容很好地进行了理论研究，提出“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17]等战略性观点，对当时和以后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都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发言中提出“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旅游收入实际是‘风景出口’”。这个问题在当时封闭半封闭的中国被陈云如此着重地提出，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这和他在1972年后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所形成的超前意识不无关系。
在实践方面，陈云蹲点期间及回京之后，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1969年5月下旬至10月上旬，陈云按照毛泽东关于让一些老同志去工矿企业蹲点调查的指示，在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他参观了厂里各大车间，并同在该厂蹲点的叶剑英等一起召开了十多次工人调查座谈会，了解该厂历史与现状、工厂设备及生产能力等情况。[18]同年10月下旬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后，陈云除到各车间考察外，还召开各种座谈会，参加生产调度会和车间班组工人政治学习会、评比会等，总计近200次。他分别找厂级、中层、一般干部、新老工人、退伍兵、现役军人、技术员、教师、医务人员、炊事员等个别交谈，约100余人次。[19]
陈云在江西期间，不仅关心他蹲点的化工石油机械厂的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而且关心江西省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及全省人民的民生情况，先后考察了南昌及附近的工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学校及百货公司，了解江西的工农业生产及市场供应情况。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期间，到广州考察并指导1973年秋季广交会，就出口商品的价格及如何打开和扩大中国出口商品市场等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从1975年初以后一年多时间内，陈云的主要活动仍然是调查。调查的重点是考察工农业生产情况，思考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考察工农业生产方面，陈云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活动是，1975年6月至8月先后到江苏、上海、山东、黑龙江等地视察。怎样把农业搞上去，一直在陈云的思想上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他这几个月的考察有不少活动是围绕这项内容展开的。[20]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陈云深入到社会基层，体察了社情和民意，了解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摸清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基本现状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基本国情做到了心中有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思考。这是他后来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发言中能够一语中的，切中要害，所提意见赢得广泛赞同并在实施中产生显著成效的重要原因和实践基础。
三、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此前的政治问题发言有很多类似之处，最根本的就是都贯穿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陈云经济问题发言与此前的政治问题发言虽然在内容上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且各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二者存在很多类似之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两次发言都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准备。如前所述，陈云在经济问题发言中提出的5点建议，是“他早已考虑成熟”的意见，是他对中国经济长期观察和思考的成果。同样，由于陈云在政治问题发言中提出的6个问题，都是牵涉面广、影响很大的事件，都是当时大家最关心也最敏感的问题，且当时的政治环境仍比较紧张，因此对这次重要发言，陈云“经过认真思考”，“并事先准备了发言提纲”。[21]据知情人士透露，“陈云同志在这次发言前，专门去叶帅（指叶剑英——引者注）家里面谈过一次”，[22]反映了陈云对这次发言的重视和一贯的谨慎作风。
二是两次发言都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时机。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是大家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没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问题，也没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而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为此，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冲破原定议题，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次性列举了6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促使会议转向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对天安门事件，对所谓“二月逆流”，对薄一波等61人案件，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等应予平反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宣布这几项重大决定后，陈云感到历史遗留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下一步应重点转入经济问题的讨论，而当时经济过热、比例失调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鉴于与会者的注意力仍集中在政治问题上，陈云准确把握时机，于12月10日在东北组发言，回到原定议题，就当时经济问题提出5点重要意见，推动会议转向既定日程，并取得实质成果，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再次作出重要贡献。
三是两次发言都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高度重视，并对此后形势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陈云11月12日的政治问题发言刚一讲完，小组里便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天大会简报印发陈云发言后，在与会者中产生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从陈云发言这天起，会上的发言始终紧紧围绕陈云提出的那些话题展开，而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萧克在东北组发言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陈云同志12日在会议上提出的几件事是有关安定团结的问题，也是落实政策的问题，有必要重提一下。”王任重在西北组发言说：“陈云同志的发言，我完全同意。要搞好安定团结，就要进一步解决好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问题。”万里在华东组发言说：“陈云同志提出的6个问题要解决。不然人们心里不舒畅。”康克清在华北组发言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11月12日在东北组会上提出的6点意见。”[23]
陈云政治问题发言受到大会的高度重视，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几项重大决定，许多都是陈云提出来的，并得到与会人员的充分肯定。这次发言及代表们的强烈反映，最终促使人事调整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为陈云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创造了契机。而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上取得的实质性突破，则为此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与复查和平反冤假错案开辟了道路。
陈云12月10日的经济问题发言同样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并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在书面发言中表示拥护陈云这5点意见，并说：“我认为这些意见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将对我国经济战线的形势产生直接的重大的影响。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的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
陈云的发言全文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其他各组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表示完全赞同。有人说：“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当前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我赞成在今后几年内，每年进口粮食1800万吨到2000万吨，缓和与农民的关系，使农民喘一口气。逐步改善全国粮食紧张的状况，才能逐步改善棉、油、猪、糖的紧张状况。以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逐步减少粮、棉、油、糖的进口数量。这是大局，这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个大局不稳住，会拖建设的后腿，也可能出点乱子。”[24]
陈云的发言全文登上简报后，立即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其他各组的高度重视。许多人表示完全赞同。有人说：“陈云同志在东北组的发言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当前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我赞成在今后几年内，每年进口粮食万吨到万吨，缓和与农民的关系，使农民喘一口气。逐步改善全国粮食紧张的状况，才能逐步改善棉、油、猪、糖的紧张状况。以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逐步减少粮、棉、油、糖的进口数量。这是大局，这是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这个大局不稳住，会拖建设的后腿，也可能出点乱子。”
由于陈云在经济工作中的历史影响和崇高威望，他的意见受到会议的高度重视。更重要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重新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并再次主持中央财经工作，得以将这些意见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经济领域中“左”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并取得实质性成效。
四是两次发言都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陈云是这条思想路线自觉、模范的实践者。11月12日政治问题发言，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有错必纠”的方针，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12月10日经济问题发言，更是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于求成的倾向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立足中国经济实际，提出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办法。事实上，陈云经济问题发言首先是从谈实事求是及观察、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开始的。他讲述了1942年在延安养病时仔细研究毛泽东著作和文电的情况，认为“贯穿在里面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根据现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首先弄清事实，这是关键问题。”他还说：“弄清‘实事’并不容易。为了弄清‘实事’，我把它概括为6个字，就是：交换，比较，反复。”接着，他具体解释说：“所谓交换，就是通过交换意见，使认识比较全面。交换意见，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所谓比较，一是左右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论持久战，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情况，既反对速胜论，又反对亡国论，正确的结论是持久战；二是前后的比较，例如毛主席讲统一战线，就比较了陈独秀和王明，或者是只团结不斗争，或者是只斗争不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所谓反复，就是事情初步定了以后还要摆一摆，想一想，听一听不同意见。即使没有不同意见，还要自己设想出可能有的反对意见。我们反复进行研究，目的是弄清情况，把事情办好。”[25]都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指导，这是陈云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两次重要发言存在类似之处的最根本的原因。
[1]转引自《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6、1555页。
[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
[3]《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177、179页。
[4]《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3页。
[5]《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0页。
[6]《陈云传》（下），第1500—1501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页。
[8]《当代中国的旅游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5、53页。
[9]北方八省农业小组于1966年3月7日成立，周恩来任组长，任务是协助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辽宁、北京地区农业的发展，逐步改变这些地区农业的面貌。
[10]《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39页。
[11]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98页。
[12]《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13]《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52页。
[14]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96页。
[15]《人民日报》1997年4月22日。
[16]《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09页。
[17]《陈云文选》第3卷，第218、219、222、224页。
[18]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51—152页。
[19]《陈云传》（下），第1379页。
[20]参见《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198—199页。
[21]《陈云传》（下），第1494、1476页。
[22]转引自朱佳木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23]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484页。
[24]转引自《陈云传》（下），第1501—1502页。
[25]《陈云文选》第3卷，第235、236页。
（来源：上海陈云研究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