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历史贡献
陈云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历史贡献
陈群
[摘要]陈云在长期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过程中，提出和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概括起来，这些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综合平衡是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提出的这些指导思想，不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重要意义，而且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中不断地发挥出借鉴、启示和激励作用。
[关键词]陈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综合平衡；经济体制改革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也是他逝世20周年。伟人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荣业绩，他高尚的思想、品格、风范和治党治国的丰富经验，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陈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他亲自审定的三卷《陈云文选》之中。其中，经济工作方面的文稿占了很大部分，内容非常广泛。陈云从陕甘宁边区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他不仅积累了经济建设实践中的丰富经验，而且展现出了在经济理论认识上的真知灼见，成为党内公认的深具战略眼光、善于解决经济难题的“能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期领导新中国经济工作过程中，陈云提出和总结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不仅为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杰出的历史贡献，也为今天制定国家经济决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指导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
陈云说：我们搞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这个“实事”搞清楚。我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口多，耕地少，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这个现实情况，是我们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现代化应以最先进的工业为标志，这毫无疑问是可以完成的。
这段论述的中心意思，就是制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必须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那么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口多、耕地少，农民又占绝大多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解决就业的难度都很大。这个基本“事实”、“实际”，就决定了中国经济技术的现代化，不可能同中国人民生活的现代化齐头并进、同步实现；也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具体步骤、标准，不能也不应同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简单攀比，更不能离开中国现实的实际去照搬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步骤、标准。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蓝图这一根本点上，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1979年3月21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调整国民经济时，对2000年的远景规划作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建设丧失了几乎二十年的时间。到二〇〇〇年能达到八千万吨钢，就不错了。”“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这段论述讲了两个重要意思：一是发展经济和搞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城市现代化建设，如果不注意，就会造成污染，因此一定要事先预防，不要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样会多花钱；二是在实现中国人民富裕的问题上，一定要认识到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各地区和城乡发展很不平衡，因此各地区各阶层的社会成员不可能同步实现富裕，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多数人的生活也必须加快摆脱贫困而逐步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先富的少数人与后富的多数人在先后富裕的时间上不能相距太远，富裕的程度可以有差别，但差别不能大。这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必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基本原则，又体现了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
陈云认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实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为发展我国经济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同时他认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过头脑要清醒。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在买设备的同时，也要买制造技术，买专利。现在离列宁所说的将来“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04页。）的时间还很远很远。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这一段论述，主要讲了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与坚持我国的独立自主方针，借外债与用外债、还外债，从国外购买设备与购买技术、专利，建设社会主义与研究资本主义等的相互关系。所谓辩证，就是要全面而不能片面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这样才会合乎实际，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总之，以上几段论述，虽然说的都是经济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关系、具体方针政策，但都体现了陈云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的思想，都体现了陈云想问题、办事情、参与决策，无不紧紧立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际这个基点之上，无不一以贯之地践行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和根本原则。可以说，陈云为我们做领导工作树立了在理论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如何坚持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榜样。
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
陈云认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1958年以后，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一度发生过急躁冒进的“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今后前进的步子一定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我们应该探索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经济形势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不稳定。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陈云说：我们的工作部署，要反复考虑，看得很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稳扎稳打。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当一点，可以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稳当一点的损失大。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毛主席说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上世纪50年代，陈云主持编制和组织实施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既借鉴苏联的经验，又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实际，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安排得比较协调，因而使得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全国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对于推动新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逐步走向先进的工业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1988年10月8日，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这样说过：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三年恢复国民经济，赶上蒋介石22年。有计划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以来，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而美国的发展，“从华盛顿时代算起，到现在近二百年”。（《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页。）
经济发展速度的快与慢是相比较而言的，要让经济发展得快一些，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客观实际条件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根据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的要求，一时快不了，但只要把工作做得扎实，各方面都相互协调平衡，就可为以后的加快发展打好基础和准备好推动力。反之，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和违反经济规律蛮干冒进，即使一时快、上去了，最后也会掉下来、慢下来，欲速则不达。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规律。如果不按比例发展，各个产业之间、经济种类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就会被打乱，就会造成经济的困局与危机，哪里还谈得上加快经济的发展呢？这是许多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搞计划经济要按比例发展，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要按比例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计划仍然是国家重要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手段。市场由于自身存在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不可能解决经济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仍然要通过制定科学的经济计划、规划来安排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这就是陈云反复强调“国民经济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的原因所在。
三、综合平衡是实现按比例发展的基本方法
陈云认为，搞经济不讲综合平衡，就寸步难移。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而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从全局观点看，主要是做好财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和外汇收支这四大平衡。其中，最基本的是财政收支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收支平衡。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要同工农业生产、流通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适应；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和供应，要同社会购买力的需要相适应，这是物资供需方面两个最重要的平衡。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但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
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这是陈云总结“一五”计划经验提出的、搞好综合平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他说，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在财力物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生产和建设的关系，也十分重要。这就要排队使用，即要先生活，后生产；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改造，后新建。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引进新技术，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以便脚踏实地地前进。建设要有重点，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而重点只能由中央根据全局的长远的利益，经过综合平衡来确定。
陈云还强调指出，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即水资源问题和工业污染问题。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以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
四、无农不稳，无粮则乱
陈云认为，农业问题是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建设和发展是不稳固的，必然还要回头补课。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而农业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粮食是稳定市场最重要的物资。这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
他说：我国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要省吃俭用。粮食种植面积不能再缩小了。增产经济作物，只能靠提高单产和利用不种粮食的土地。种田必须养地。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10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业生产发展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生活得到了改善。现在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宣传“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是1953年12月开始实行的一大经济政策，也是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中最艰难的一次决策。为什么要实行这个政策？他指出：根本原因是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而直接原因是，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不急于出卖
自己的余粮。他认为，在粮食问题上，要处理好四种关系。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而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处理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他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城市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而这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为此，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八种方案，逐一分析比较，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下很大决心，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随后他又根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进一步完善了统购统销的工作。
1954年9月23日，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回答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政策将来是否会改变的问题时说：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因为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同时也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而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我国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了30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经过多年的逐步改革，到1993年统购统销体制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代之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购销体制。历史说明，在农产品很不丰富的情况下，统购统销政策对于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市场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五、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
在如何处理国家建设规模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关系问题上，陈云历来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高积累，重建设、轻消费；另一种是片面强调高消费，重生活、轻建设。他认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比较困难。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
陈云说：商品供应紧张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如果年年如此，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城市主副食品供应不足、人民体质下降的问题，他提出，要使大中城市6000多万人在每人每天供应一两大豆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增加半斤鱼和半斤肉。这样，鱼肉两项，五口之家一个月就有五斤。他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活的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为了农业、市场，其他方面“牺牲”一点，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材料的分配，要先把农业、市场这一头定下来，然后再看有多少材料搞工业，使人民生活一年一年好起来。他还深情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页。）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呼声很高。陈云认为，人民生活水平需要改善，也可以改善，但改善的幅度要很好研究。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落后而正在进行建设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提高。这里就包含着一个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必须做到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陈云认为，现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障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大涨价，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经济上也会乱套。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
在我们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全面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陈云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是处理生活与建设、消费与积累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无论我国现在处于发展中阶段还是将来进入发达阶段，都应坚持贯彻这一原则。改善人民生活，是搞好经济建设的前提和目的，而搞好经济建设，又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源泉和基础。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既不能偏废，也不能顾此失彼，必须兼顾好。如果只顾加快建设，一味提高积累，而不顾人民的生活保障，就会挫伤人民的积极性，失去人民的支持，即便经济建设一时搞上去了也要垮下来；同样，只顾改善人民生活，搞高消费、铺张浪费，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都会失去源泉和基础而没有希望。总之，片面强调高积累或高消费，都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都行不通，最终都要出大问题，这条历史经验确实是应该牢牢记住的。
六、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陈云指出：“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对我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应兴应革等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陈云认为，我们国家是在过去遗留下来的落后贫困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集中统一，维护中央的权威。在这个前提下，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防止过分集中和过分分散这两种倾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全国财经工作，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都要求集中。他说：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如果分散给全国各级地方政府，其后果必然是使这微小的机动力量丧失无余。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都要兼顾。1957年在对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陈云说：扩大地方的职权是完全必要的，一般说来，当地的事情，地方比中央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职权下放以后，地方也可能发生不顾全局的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有适当的分权，同时又要加强综合平衡。
当中央大政方针确定以后，陈云十分注意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不少地方都想开口子搞经济特区，外贸竞相降价，盲目地重复建设，过多修建楼堂馆所，特别是中央财政出现较多赤字等情况，他指出：现在是“四十四路诸侯，千百万藩王”，太分散了。这种局面只能是“皆大小欢喜”、既小又暂时的。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
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的大国里，搞建设、谋发展，怎样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好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涉及的几个主要关系就是集中与分散、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中央权威与地方分权的问题。在处理这些关系时，都应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办理，也就是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中央与地方构成了一个上下结合的国家统一体，中央是这个统一体的主要方面，是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因此，分散要服从集中的要求，因地制宜要促进集中统一，地方分权
要维护中央权威。而陈云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反复阐明的就是这些原则要求。
第二，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避免发生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陈云在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主要应该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同时应该重视市场调节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业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
同时并存。如何加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把私营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又使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协作，是陈云当时经常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他指出：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换句话说，在经济成分上要掌握恰当的比重。这种比重，要足以保证国营经济领导，又能团结其他经济成分。至于具体的数目字，还要摸索一些时间才可能找出来。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陈云冷静地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政策，是根据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而来的，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缺乏市场竞争，造成产品品种减少和质量普遍下降，而这种情况在公私合营以后可能会进一步发展。因此，他指出：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政策，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办法。今后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这是一件新的事情。他深有感触地说：“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子，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好的出路来。”（《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但由于当时可供应的商品较少，“选购”这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在所有制结构和生产经营问题上，陈云较为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它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
生产是它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它的补充。他的这个“大计划、小自由”的观点，写进了党的八大决议。但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实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他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率先批评过去的经济计划工作，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的有计划按比例的思想加以发展，导致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他说：“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第247页。）关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之后被党的十二大采纳，写进了政治报告。
陈云还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但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调控，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这就像鸟一样，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每年都要进行修改。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初，当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时候，陈云就已认识到搞计划经济，不能没有市场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应该把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同发挥市场应有的调节作用结合起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有这种清醒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后来，在总结“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集体学习政治经济学时，也深切感受到，不能否定市场和价值法则的作用，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应该运用价值规律来调控国民经济，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些认识，为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无疑提供了认识上和经验上的启示。
第三，关于“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改革开放以后，陈云和邓小平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一原则和方法。陈云认为，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我们的改革遇到的问题十分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稳步地推进改革，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对陈云主持全国经济工作，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而且对于他的领导才能都有很高的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财政经济遇到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对陈云在稳定金融物价、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称之曰“能”（这里，毛泽东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来赞扬陈云的理财能力），说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1956年9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全会提名陈云为副主席时，对陈云作了这样的评价，说：“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谈工作方法问题，当谈到陈云不赞成在武昌召开的六中全会公报中公布粮、棉、钢、煤四大指标问题时说：“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6月24日，毛泽东在去长沙的火车上同王任重谈话，又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10、78页。）
由陈云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西柏坡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的。1949年3月下旬，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到达北平后，周恩来于4月10日、30日，5月5日、7日连发四封电报，催陈云离开沈阳赴北平就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谈过，在财经问题上，我们是依靠陈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调整国民经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周恩来不仅支持陈云的意见，而且还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当陈云说道：“我看今年的年度计划要做相当大的调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要痛痛快快地下来，不要拒绝‘伤筋动骨’。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周恩来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陈云文选》第3卷，第210页。）
刘少奇对陈云的经济才干也给予了很高评价，对陈云在领导经济工作实践中形成的思想观点和提出的具体办法予以高度关注。1962年，刘少奇就曾提议说：陈云同志的许多讲话对调整国民经济很有指导意义，可以编一本集子，供中央领导同志研阅。根据这一建议，编了一本题为《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意见》的文集，分为15个问题，约5万多字。这本文集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开了个头。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党的八大推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少壮派”。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时期，在经济工作方面十分注意倾听并尊重陈云的意见。例如，1962年6月，陈云对在农村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问题，提出了包括允许农民搞包产到户以渡过难关在内的一些重要意见，得到邓小平的赞同。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关于恢复农业的问题，“陈云同志做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的提出是好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6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这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陈云就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发表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讲话，而这篇讲话是邓小平建议陈云作的。陈云说：“念不动了。”邓小平说：“你写，在大会上念头、尾。要带有纲领性的、总结经验性的东西。”（《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0页。）12月25日，邓小平在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页。）陈云和邓小平都认为，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越性，对任何削弱中央权威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反对。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总之，陈云在领导全国经济工作实践中，提出和总结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遵循的若干指导思想，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重要经验之一。这些指导思想不仅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重要意义，而且必将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中不断地发挥出借鉴、启示和激励作用。
〔作者陈群，原陈云同志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编审，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