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侧议近期对《沁园春·雪》的奇谈怪论

作者:    发布时间:201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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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侧议近期对《沁园春·雪》的奇谈怪论

王健虎王春明

关于毛泽东词《沁园春·雪》(以下简称“雪词”)的讨论一直延续着。有关它的精神哲学和历史意象,以及时代变迁和它的联系,而或有关毛泽东的历史功过,都希望在雪词中找到解读。大凡对毛泽东诗词的颂扬与贬损也集中于雪词。旧的误解不断复活,新解频频却难解时代的仰望。一首词,在如此深广的程度上影响了时代的历史精神,这样敏感地触动着整个社会的人文思想。这当然是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引领过世界潮流,还有就是雪词和毛泽东的特殊联系。

1936年2月,一个冰封雪冻的日子,在晋陕高原的黄河渡口,一支万余人的中国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准备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毛泽东时任这支队伍的政治委员。这是一次大的战役行动,从准备渡河到突破河防,以及渡河后的战略方针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次行动史称“东征”。

后来,时任这支队伍司令员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记下渡河前的顾虑。他认为部队长征的大疲劳还未恢复过来,且只有1.3万人。他担心渡河受挫,还担心部队渡河后,国民党军队迅速入晋,对红军包抄围逼,红军会重新陷入无根据地作战的境地。因此,基于长征中的痛苦教训,他提出渡河是必要的,但要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要保证东渡部队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去绝对保证,我绝对保证不了。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的确,东征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战役,起码不是一次千军竞发的壮阔进军。但毛泽东坚信身处陕北寒瘠之地的红军,虽然力量微薄,却承担着民族革命和国家振兴的历史使命。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只剩下几千人。但可贵的就是这几千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境遇,却始终高扬着精神凝聚和理想追求。这个过程凸现的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这样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水平,代表了民族,代表了时代,中共站在历史发展的最前列。而此时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民族命运的思考都获得了新的方位。《念奴娇·昆仑》就是这种思绪的初澜,民族精神的伟岸使他能够俯瞰世界,大中华主体文化的意识兀然傲立,欧美那些不可一世的国度都可以用昆仑这样的文化意象涵盖,同怀视之。这种气概既承接着华夏远古的文明传统,又联结着共产主义理想中的正义平等。在陕北这块华夏始祖创造文明的土地上,毛泽东透过地域的苍凉感受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巨大压力。他领悟着生命意识的孤独和自由,更广阔更深远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中国从来没有进入过像19世纪至20世纪这样一个动荡起伏、充满危机和挑战的漫长时代。过去的动荡,改朝换代都是在内陆型同一文化体系中进行的,而这一次迎来的却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整个世界堕入了一个以强凌弱,以器物技术取胜,以市场利润、商品发展、新兴工业为模式的时代。同时推进的当然还有列强们施之于己的自由民主概念,施之于人的殖民体制及思想等。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剧烈撞击下,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文明遭受了一次次的失败与耻辱,一时间失去了自己的时空坐标,淡漠了自己的历史记忆,自身的定位和文化概念被外来文明所移位。欧洲中心主义的潮流左右了人们的视线,人们开始接受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坐标。适者生存,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师胡适之的名字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但是,西方文明并不具有普适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文明体系来说,如果把西方当作单一的坐标,就会远离本民族的主体性。

世界资本体系是不会让中国人自由自在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只想把它当作产品、原料及劳动力市场,不会让其它国家沿着资本发展的老路追赶上来。口头上宣扬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有着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而事实上中国也没有了资本市场早期发展的国际生态,资本大国控制着世界经济的所有出海口,掌握着世界经贸和资本动作的流通渠道和分配途径,制定着以强凌弱、盘剥榨取最大利润的游戏规则,这些方便绝不会给予中国。

西方文明的精华思想却是以副产品方式出现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借助于资本主义而创造新社会形态的科学体系。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思想先驱开始接受和学习马克思。但误区也随之产生,即以俄国模式指导中国的实践,以后发展到以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为圭臬。遇到挫折后,结论不是模式不对,而是中国的社会实际不对。比如,学习了西方哲学的则说中国社会没有哲学,学习了西方经济学的则说中国社会产生不了经济学,他们中最好的则是用西方标准来判定中国的哲学思想。“言必称希腊”。

这样的以西方坐标判读中国社会的历史时空,很容易淹没民族主义的方位,整个民族的思想很容易陷入一个思维误区和概念陷阱。中华民族的探索之路出现了救亡和怎样改造自身这个双向的难题,怎样克服直面而来的国家危机,怎样产生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与自觉意识,鲁迅有两句话表现了他的痛苦的自觉过程,一说为用偷来的火煮自己的肉;一说为倒洗澡水连孩子一块儿倒掉了。我们知道,民族精神是时代思想的基础,民族精神处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该如何崛起?国民党政府找到的路径是一方面僵硬地复古,一方面崇洋媚外。毛泽东领军东征时,国民政府正在上演一出“复古读经”的剧目,以为这就是在发扬“国粹”。“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还有鲁迅指出的“宁予外邦,不予家奴”的心理,就是国民党找回的“国粹”。

因此,在这样一个困惑的时期,长征的胜利使一直在苦斗中探索的共产党人找到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找回了民族精神的方位,并逐渐使它成为全党的奋斗方向。这就是对内部构造的革命,激活内在的创造力。这时,对民族主体性的思考定位,正在化为一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反思。毛泽东在探寻一种把握中国社会的认识论,总结一种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宏篇伟制的理论创造正酝酿于他的胸中。一个伟大时代就要来临,这就是中华民族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完成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这是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如此宏大的理性构建必然伴随着感性生命力的激越澎湃,哲学想象的空渺深远直通着诗词灵感的电闪雷鸣。但这样的交汇可谓是奇遇,两千年前,楚人屈原写下了离骚,开辟了中国文人的心灵通道。这一次,寂寞千年的诗坛期待着另一位楚人的诗笔。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蜕变更新,没有诗词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文化记录和个性喧喊似乎是一个历史的遗落。

一场大雪来了。这是我们今天难以见到的大雪,那种浑莽扑朔覆盖一切,包括你的感知。世界变了,一个洁白晶莹,遥远苍渺的给人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境界。如果沿着中国文化的想象踪迹走,会产生孤寂怅寥的禅意,或者是边塞诗歌的寒苦苍凉,或是雪落弓刀的鞍马豪情,或是雪月下的酌饮之趣,雪晴时的旷放冷清。

站在陕北高原上举目眺望的毛泽东,眼前的大雪接通了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时空隧道。雪,雪景,雪的意象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产生了横空出世般的感应,大地间深藏的潜能被激活,所有的物象因为雪而迸发出空前的美色和跳跃奔驰的生命意志。雪是北方中国之精灵,雪是民族精神之象征。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诗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创造冲动和感性活力,北国、长城、大河、山原,这些厚重恒大的物象涌集而来。这些字眼在别的诗词中可能会直露、勉强,连用会显得失重、空泛,气势不接。而在毛泽东手中这些物象多多宜善,组接排列得那样好,发自于山河本原的野性和谐,起链接作用的就是雪的精神、雪的生命。犹嫌不足,诗人又请来“天公”、“晴日”,境界大转,从周天旋转的飞动到静美如初的恬和,从凛冽刚劲的冰雪世界到妖娆多姿的红装素裹。多大的跌宕,只在顷刻间就完成了。

触发诗人灵感的是民族精神主体性的时代命题。古典诗词因为负载了这样大的命题而张开了从未有过的格局和潜质。时空的风云,在那场大雪中强劲地拢聚在晋陕大峡谷的上空,凝重的朝代风色,深邃的思想累积,漫长的人物流云,沉重的历史,同飞雪江山一同飞舞起来,冷冽的感性想象从烽燧津渡、山河关防中攫取着对历史的透视与鸟瞰,在雪野江山中徘徊的幽灵被诗人捕捉到了。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这样恢宏的国度,这样雄壮伟武的气派,有过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杰出人物出现过和没有出现过是大不一样的。这样的气派和国度的生命力全在于文明的继承和振兴,因之开创了朝代延续的辉煌历史。但文明的性质却没有改变。皇权的一统天下,以儒家为主的统治思想,一个两千多年不变的文明。这样点出历史上五位杰出的帝王,关键在于极精辟的评点,以“稍逊风骚”、“略输文采”,这样典雅、蕴藉的词句轻轻摇曳而去,不见惊风密雨,没有繁证琐引,大气磅礴的史论波澜就过去了。在这里,风骚、文采,是一种特定语序,旧的辞章中注入的是新的内涵。读者感到的是现代思想的蓬勃生机,对照后文,就可感到“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决不是指文章道德,词赋经济之类的旧文化意象,具体指向就是更新和创造文明的能力。

显然,这样的抒怀,温厚深情地托举出中国历史的亮点,与苏维埃运动的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乾坤的提法已有了不同,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维有密切的关系。

1935年,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中首次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这是由共产国际和当时在苏联的王明提出的。为此国内有些文章一再为王明正名,好像王明同志吃了大亏。实际上统一战线执行起来会有颇多复杂及涉险之处,按党内一些人的做法把共产党交给国民党去领导就叫统一战线了,“服从政令”嘛。统一战线到了毛泽东手里才真正地成为一大法宝,这就是壮大自己,制止分裂,增强团结,打击敌人。毛泽东的历史悟性就在于他不仅把统一战线当作一个政治策略,而且看作民族使命,看作哲学命题,是民族性的改造,也是民族内部生命激情的唤醒和凝聚。这是诗人的情感基础、审美渊薮和自觉意识,这种特殊的含量和特殊的组合,使雪词字面下涵容的国人内心深处掩映着的民族自尊感、历史感、归属意识,古今之概、江山情结、图腾符号,这些古老的精神元素一下就跨入了现代的大门,而不带一点方巾气、腐儒气、道学气。这样堂皇,这样洒脱,这样利落,中国的历史方位一下就进入了现代精神的正统坐标。这等的眼界,这等的生命冲动,它要跨越中国文化的多少玄学秘门,诗词意象中的多少西风故道,朝野史学中的多少警策暗寓。

就诗词而言,江山之思、咏史怀古之作,因为题目阔大、思绪苍茫,最易落入感伤哀怨,故而形成虚空落寞的情感陷阱。这当然也是美丽的,也是对人性精神奥秘的探求。而一旦成为思维定势,再强烈的生命意识一到结尾也必然归于各种各样的叹息,无愁不成词,无病不成诗,历史上许多豪放旷达之人,也不易走出这一迷局,区别仅在于谁的慨叹更新奇更别致幽怆。

雪词的最后三句最见功夫,对上面所说的诗词套路是最快意的颠覆。“俱往矣”,轻松下面有多大的力量,整个历史都揽在手中,随意评点,又轻轻一拂,都过去了。这又岂是羽扇纶巾、登临送目的姿态可比。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点睛之笔,是一个崭新的文化意象,也是一个恒久的历史悬念。“还看”就是一个生机无限的悬念过程。这样险峭的语势高擎起的实际就是时代的主题。人民的时代,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到了,这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所在,表现了诗人掌握着先进世界观的自信,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社会变革。这是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在外来文明冲击下产生的文化自觉,是沧海横流中独立自主的大中华意识。在中国革命的每个重要关头,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砥柱中流的作用。1958年,诗人自注:风流人物是指无产阶级。即指中国共产党及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这是过去时态的主流话语,这套话语曾系统准确地解释过那天翻地覆的转型期。

雪词之后开始的抗日战争,它的精神基础就是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气概,它的每一步胜利都表现了高度的自主性。八年抗战中统领战略先机的政治军事问题都由中共方面提出,八路军、新四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内最大的敌后战场,在敌占区建立了大片的人民政权。在延安发育成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模式显示出强大生命力,表现出民族复兴的方向和楷模,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在延安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延安创造了廉洁、务实、公正、民主、高效的政府作风,社会呈现和谐兴盛的政治结构和经济秩序。这个模式将会推向全国。中共在延安时期弥合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后与东方思想的巨大差距,度过了磨合期。中国社会的诸种难题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方法得以解决,中国社会将借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态来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跨越。历史的进步是双向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也着力于党的思想核心的打造,洗刷各种与党担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不相符的思想观念和组织行为。

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力,就是对“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注释,他在解答自己设立的这道历史悬念。这就是用人民自己的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民族复兴大业的根本问题。历史的真实是对雪词最本质的应答。

雪词的面世,更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奇观异景真是让人目不暇接。国共两党刀光剑影、唇枪舌箭的斗争有了这样一段充满文化魅力、撼及每个中国人诗词情结的交锋。在人类历史上也鲜有这样具有文化特质的政治交锋。当然,这一剧目的帷幕是毛泽东拉开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重大的选择。早在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仅听书名,便可知他是在抢夺这个问题的发言权。但他在书中没有回答战后面临的社会转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即政治改革问题。国民党在抗战的历史大潮流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处处显示出对现代进程的不适应。它虽然领导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但它却不能顺应历史因之而生的进步要求,它不能限制家族集团及上层权贵对国家利益的侵吞与损害,不能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做出相应的改革,不能对落后的国家体制及执政理念进行革新,而被动地承受着时代进步对其政权的挑战与冲击。蒋书没有回答这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没有理解所处时代正在发展的本质变化。他也讲民族的自主性,但他所引证的孔孟庄老和朱程王黄的学说不能全然解释中国打破旧格局后所产生的新问题、新思想。

毛泽东回答蒋介石关于中国命运问题的著作是《论联合政府》。这是毛泽东指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雏形的扛鼎之作。回答的是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迫切问题,即两个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是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一个是分裂的、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两种前途、两种命运就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毛泽东向全国人民阐明中共的纲领、政策,回答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可以说,中共以自己的革命实践形成的现代国家形态的理论思路已经成熟,它代表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思考的最高水平,即回答了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共整体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质量。

它同时表明,中国革命不仅要走自己的路,而且要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作为长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在这套精密深邃的理论系统面前显出了膈膜和疏漏;当时中国政治家及民主主义者面临的思想困惑,西方观察家们不能透视和理解的中国问题,都被毛泽东及一代共产党人看到了,抓住了。

重庆谈判是两个中国在桌面上的交锋。这之前中共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组成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顺应历史的最新要求,得到众多应和。中国知识界和“第三种势力”也正在把希望的目光投向陕北。延安的地理剪影即和中华民族最古老的黄河文明紧贴在一起,它昭示的正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雏形,它解构着中华民族面临着的空前困惑。

毛泽东在重庆43天,10月11日离开。10月7日,在酬答柳亚子索诗时即席抄录了写于10年前的雪词。随后报刊上爆发了一场诗词大战,焦点在于“帝王思想”,其影响绝不亚于一场政治地震。柳亚子不愧是一位有着透彻解悟力的民主主义者,既有渊博的国学,又有新时代的精神。他关于雪词的几个观点可谓金石之言。他的跋文不可不录:“毛润之《沁园春·雪》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天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璧欤?瘦石其永宝之。”

这对于雪词是不可或缺的一篇文字,知雪词者莫为柳亚子先生。毛泽东把雪词首先抄给柳亚子,可谓识人矣!柳文写出了他人所不能知,而非柳亚子不能语的大实话。70年过去,犹如新文。而当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一齐涌来时,柳亚子针对国民党高层的一位旧友妄说雪词“帝王思想”的言论,写了一篇《答客难》,其中有一段极精妙的答辩:毛泽东“是一个政党的领袖,人民的领袖,自然的领袖。口气阔大,不同于勾章揪句的小儒,这是无可凝疑的,人家看见他引了‘秦皇汉武’、和‘唐宗宋祖’,还有‘成吉思汗’,便以为他有帝王思想,这完全是狗屁不通的话……20世纪是人民的世纪,只有人民的领袖,没有反动的皇帝。非唐薄宋,不正是毛润之伟大的表现吗?《沁园春·雪》说得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不是正告一般独夫民贼所专制的寿数已终、人民的世纪开始吗?”

重庆谈判结束,一场以雪词格调为基准的竞赛拉开,一时潮流所向,政治谈判顷刻间成为一场文化较量,这不是风骚、文采又是什么?国民党自恃有旧学耆宿,酸丁鲁人轮番上阵。但雪词中大时代的玄妙又岂是这样的人能够解得?国民党中的文章才俊,在这场竞赛中个个显出刀笔吏的本色。其现代知识水准大概还低于国民党内的行政官员,其言辞气质与几百年前封建官吏谩骂“贱民”犯上作乱的奏章如出一辙。但这些“沁园春”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使唱反调也在雪词的笼罩之下,完全被雪词的巨大气势压抑了,打懵了,横直就在雪词划定的一个圈子里“鸦鸣蝉噪”。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有了这样直观而富于戏剧场面的一次对质,观看这场演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是国统区人民内心深处的文化判读。

这一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看到了。重庆谈判后,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与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胡健中说,我们要领导这个时代,领导潮流,领导不了潮流是危险的。陈立夫说,我们有那么多地盘,那么多的军队,领导那么多的人,共产党有什么?政治斗争靠的是实力。胡健中说,我们只是领导了一大群人,可是没有领导这个时代。

谈判和诗词大战都可以说是表层,实质的问题就是潮流是谁掀动的,是谁在领导。雪词的发表等于又一次大手笔的创作,它掀起的潮流就是一篇领导时代的宣言,是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中国知识界,第三种势力的精神选择和意识归属从这时就开始了。一种更深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心理的从属跟随也开始了。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们,找到了对共同山河共同历史的寄托和相属,找回了漫漶在现代时空中的记忆坐标。由于一位大手笔的创作,中国诗词产生了这样大的力量,古典美学的存在价值灿烂地和现代性联结起来,成为认同当今、认同和参与当今民族主体性创造的桥梁。

但误读也是非常之强烈,一种是有意的,落入政治斗争攻讦对方的招术;一种却是认真的,譬如王芸生,具有代表性。王抗战后期开始主政《大公报》,雪词在重庆流传时,他写信给傅斯年:“孟真先生: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雪词在报刊发表后,王在《大公报》发表了《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章回顾了两千年的专制史后说道:“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说来,一者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见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窦建德。若使失败者反为胜利者,他们也一样高居高位。凌驾万民,发号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王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写作旨趣:“这篇文章,早已写好,旋以抗战胜利到来,国内外大事纷纷,遂将此文置于箱底……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王芸生的政治意识属于自由主义者,他的论点反映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的片面看法,但却有学术商榷的余地。

实际有关帝王和中国政治,有关朝代更替,在当时的高层知识分子间是一个敏感而熟悉的话题,时代亟盼杰出人物的出现。1945年7月国民参政会7人访延应当是毛泽东拿出雪词的外因条件之一。其中黄炎培离延前向毛泽东提出朝代更迭“周期率”的问题,中共诸君能否跳出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当时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有名的“窑洞对”,两人的问答其声铮铮,至今如雷贯耳。五四人物,历史学家傅斯年,见到毛泽东说,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临别时书赠唐朝章碣的七绝:“竹帛笑尽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手迹近年在台湾刊印,书法酷似雪词风格,显然属同一时期。毛泽东在谈判结束后回到延安时说重庆之行:“蒋委员长认为天无二日,我偏要出一个太阳给他看看。”这一点,还是柳亚子洞烛明见:“实际小节出入,无伤日月之明。”这就是当时的世情人心,郭沫若在反驳王芸生的文章里说:“毛泽东是不是在提倡‘复古’,奖励‘迷信’,鼓吹‘帝王思想’?这些问题要拿出来讨论都觉得有点无聊。王芸生也会明白,不会有头脑正常的人来和他纠缠这些问题的;所以他才,阔步文坛,单枪独往。威风是很威风,戳穿了毕竟还是有点像唐吉珂德。”

雪词和雪词的发表,留下一个历史的悬念。这个悬念太大,联结着历史,也折射着当今,当然还要从整个时代不断展开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解读。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20世纪民族复兴大业的精神主干,这样的解读就在于历史的烟云已经散去,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轮廓、脉络,显然要比以往的认识深刻很多,丰富很多。

距雪词写作的时间70多年了,这之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至今,可以说,雪词的精神之所以能穿越各个阶段,就是因为民族主体性的确立,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找回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自强自立。这种精神不仅照亮了中国革命过去走过的道路,在今天,仍然解构着我们面临的诸多困惑。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幽灵并没有散去,新一轮的概念陷阱和思维误区仍然缠绕着我们。

全球化与民族性,外资的大量涌入和民族的主体经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招商引资的特殊政策和本国企业的式微,商业化覆盖和人类原生态,消费主义与节制节约,平民权利与金钱万能,保守主义和与时俱进,个人主义的宣传与极端利己主义的生长,科技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对立,西方化浪潮和民族主义的消解,战争与和平,恐怖主义与大国政治,文明冲突与强权霸权……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但它攫取最大利润为终极目的的行为准则也给世界带来祸端和无穷的麻烦。极端利己主义消解腐蚀着各种文明的道德体系,科技化浪潮给世界整体环境带来破坏,由西方制定的先进与落后及其它一系列标准一再扼杀着其他族群该尊重该保护的文明因素,而一再助长着人性中贪欲和恶行的膨胀。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和一部分人穷奢极欲享乐主义的发展,法制的确立与法之外的灰色地带及潜规则的恶性运行。体育的金牌主义和体育精神的失落,医药改革与医疗公平的大倒退,收入改革和按劳分配公平原则的颠覆,教育改革与教育是产业的出台。以上这些矛盾和问题都亟须我们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标准,自己的道德评判和价值方式来解决。不要一古脑儿掀翻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教训,以为是落后,以别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脚步,我们也许该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独立自主,自立自强”。

仅以发展中国家企盼已久的外资引入和市场化而言,西方经济体大力鼓动发展中国家的彻底市场化,同时关起自己的市场大门,或是处处设防。看一下我们的贸易比差,就可知一些人鼓吹的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时代远远没有到来,而我们却比谁都“市场化”了。外资的引入也是一把双刃剑,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问题,但带来的隐患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土地水源空气的污染成为今后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治理问题,资源的过渡消耗,获取的利润却很低。国外投资者能够享用较低的地价、资源,尤其是奇低的劳动力,利润的空间却成倍地增长,但外资在一些国家却可以享有技术永远不转让这样的特殊条件。这样,一些看起来引入了大量外资的国家,仍然会长期处于提供廉价劳力和资源的落后行列。

这让我们想到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也许他们真正理清了这个问题,建国初始就全力搞主体公有经济,几代人勒紧裤带苦干几十年,为进入世界竞强行列打下必不可少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个高积累过程,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政治基础,中国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十多年前,德国经济学派在20世纪经济史研究中发现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异军突起的现象。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不管你的经济制度,去除一切道德伦理的因素,只看生产因素,看你各项指标的增长变化,看你建立工业配套体系的速度,看你建立的科研系统,国民福利指数上升到的标准。其结果表明,中国完成这一过程的速度大大超过同列的所有国家。向上追溯甚至超过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走过这一过程的美国、日本。即是说中国28年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七八十年完成的过程。且不说中国这28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封锁打压下顽强拼搏出来的,甚至有了与世界尖端科学相比匹的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并具有了与之相应的基础科研能力和人才储备。

以上说这么多,就是试图用雪词精神观照当前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为雪词的悬念提供了最直接的诠释和佐证。尤其是历史走到今天,毛泽东的人民意识、群众观点,艰苦朴素的自律精神,一心为公,不谋私利,严格要求子女及亲属;平等待人,尊师爱友,谦虚谨慎,勤奋好学等等,这些伟大的人格和风范是我们的一面镜子。这哪一点能与“帝王思想”挂上钩?前几年有人引经据典地撰文说毛泽东解放后亏待了柳亚子,在职务安排上较同列的民主人士低得多,意思指向毛泽东“过河拆桥”,实际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毛岸英上前线的事,有人也认为是镀金,是为了接班云云。实际上当时出兵朝鲜是很大的一个危局,苏联的很多承诺都不兑现。美军长驱直入,势不可挡。这是中国人没有打过的现代化立体战争,有些新军事思维和武器听都没有听说过,而我们没有防空武器,没有任何机械化保障,只有一些最普通的常规武器。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就是不能让敌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因此他同意儿子报名参军。当时,无论前线部队还是司令部都作了最坏的打算,仗打起来前沿阵地和司令部没多大区别,这样的初战结果胜负难测,哪一点能和“镀金”挂上边?江泽民曾经专门抄录毛岸英给湖南亲戚的信,并问在场的领导干部:“我们能做到吗?”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份答卷,就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出及其终生的履行,这是大智慧,是人类思想的高峰。他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思想起点提得很高。他紧抓不放的都是关乎群众的事,教育和卫生,收入分配与福利共享,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三大差别,勤政爱民,廉洁公平,节约俭朴,这在经济并不宽裕的年代里都办到了。直到今天,历史还在证明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大命题。

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清洗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欺辱、压迫和一些人骨子里崇洋媚外的奴才相,都是为了打破强国和强权对新中国的封锁、控制、垄断、侵略。他表现出的高贵气节和磅礴气势就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形象,这样的精神力量对曾经饱受屈辱的民族心里是一个根本的改变,是从精神上“站进来”。这种心路历程使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民族魂”,什么才是泱泱大国气派,什么才是今朝风流。

雪词就是毛泽东代表一代共产党人抒发的时代壮歌,是在沧海横流中寻找回来的民族精神的主体性和自觉意识,这样的精神主体性和文化自觉解开了民族和国家的困局,是留给今天的十分珍贵的精神遗产。它让整个时代受益。直到今天,毛泽东和他的理想追求仍然是一座精神的高峰,一个坚实而基础深厚的时空坐标。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偏离民族精神的主航道,不要失去自主性。

历史的发展为雪词不断增添新的解读和注解,新一轮的误读也会拢聚。去年,《粤海风》第三期刊载一篇《毛泽东诗词:谀评之后的重评》,署名李建军,洋洋数万言。众贤名家,只要赞过毛诗的,一律扫入“谀评”之列,“揭地掀天”,绝不姑息。文章开篇即直扑《沁园春·雪》,笔法生猛,却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雪词的创作时间,毛泽东署明1936年2月,这有众多史料可以证明。李都不用,而独采罗伯特·佩恩之说,佩恩说是在赴重庆谈判的飞机上所写,这不是不可以采用,而是在于采用之后作者发现,“对于这首词的鉴赏就有了一个新的解读语境和阐释空间”,那么《沁园春·雪》就是“意欲向重庆国民政府释放善念和表达‘很大希望’的特殊文本”。因此,这位作者断言:所谓“今朝”的“风流人物”是指蒋介石。

这也应当是一个新解,与一些误解中的“风流人物”即指毛泽东自己不同。作者在文中引述众多方家典籍,上下求索,爬罗剔抉,只为了说明“谀评”的不可信,却没有查阅一下普通的有关毛诗史料。在当今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书法书籍中,多收有一幅1937年在延安赠丁玲的《沁园春·雪》,这是最早的雪词书法,属三十年代的毛体风格,这个史料披露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1945年重庆书写的一幅不同在37年的为“绝代姿容”,45年书写的为“一代天骄”,“原驰蜡象”为“原驱蜡象”。《毛泽东诗词研究》2013年第二期刊有《毛泽东在延安书赠丁玲诗词手迹考述》,作者黄玉杰,黄文经多年累积,对1937年书赠丁玲的八首诗词有详尽的考辩,史料依据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丁玲回忆到2003年前的其亲属及知情者的文章和访谈。这些史料大体都可读到,这里就不赘述。只是觉得作者对这些史料都不看见,只照适于“重评”的标准来裁取,这篇长文的下面还有“重评”无数,像这样对史料裁取无当的还有多少?读下去的耐心小多了。

还有一篇专门谈雪词的,登在一家刊物上,叫做《《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以旧做新,罗列旧文旧观点,王芸生吴组湘的旧文、易君左的旧词、国民党和平日报的文章观点,说雪词“帝王思想”。说聂绀弩、郭沫若撰文驳斥辩解,但随即否定两人文章,取柳亚子荐雪词跋文片意,然后踩点式取几个指向雪词是“帝王思想”的支撑,一篇不长的文章几次申明“抛开政治因素”,不要“纳入意识形态、偏离文学本身”,但“公允”只为作者的倾向性服务,“不介入政治”,专讲政治,这个政治就是雪词横竖都是“帝王思想”。这一点立住之后,作者觉得“真正地将这首词回归于一个普通作家创作的一首普通的词”了。于是这首词原来“不合格律”、“诗味平淡”、“缺乏独立诗性功能”、“缺乏时代气息”、“存在章法之病,字声之误和论史之失”。对一篇有影响的作品,作者进行否定的路数对头,先政治后艺术,然后全盘推倒。

只是担心作者立场的虚拟性,因为大家都不是1945年的读者和论者了。词争之后,历史变迁很快对词争是非作出了判定。国民党败退台湾,王芸生先生到了解放区,在天安门参加了开国大典,长期任政协常委,服膺阶级斗争学说,留下了许多思想进步的文字,这一立场即使到他逝世前的70年代末也没有退步。国民党到台湾后,反思过失,整顿党风,依靠从大陆带走的黄金奠定了经济基础,现今新一代国民党人年幼时“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经历了败亡到振作的过程,悲情陈诉走向了另外一路,怨只怨大陆人民抛弃了。能记得雪词之争的国民党老人,提起此事都脸上无光,词比不过仗也打不过,说起来都没有底气。攻击雪词的几十首“沁园春”堆在那儿,成为一块灰头土脸的历史化石。蒋营中本来不乏诗词的行家里手,之所以雪崩似的败阵,就在于那些旧的词章无法与雪词中新的精神气象,新的历史精神,新的话语系统相比拼。倒是这位作者不管东南西北,上来就捞起其中一首的党国遗老易君左的词作来说“帝王思想”,是时空倒错了?实在是古旧的可以。所以说他的立场是虚拟的。

注意到这篇文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自报山门:中国人民公安学校,这让我想到作者的解读或是作文方式有着反客观或有悖科学的方法,如果作者是该校执教者,那是该反思一下。学生应当有正确的世界观,还要有科学缜密的思维,才能担当未来的社会重担,应当教给他们科学的思维方法。

雪词是历史天空中的一颗恒星,它观照着时代的整个过程,它留下的历史悬念,随着不断展开的历史,检验着毛泽东和他代表的群体。它或许会成为一道美学风景,或许还会困惑将来的人们。它产生出的精神力量叩问着当今,叩问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它不断引发历史的思索,紧随着现实中国的脚步,在思想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还是像郭沫若先生指出的,是否“头脑正常”。我们还有勇气回到作者仰天抒怀的时代么?我们还能切肤地感受那种冰雪的悲壮感性么?我们还能够接过历史悬念,试着解答一二么?关于评论,关于研究,我们也许做了一些,但却好像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