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陈云是从严治党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在“陈云与全面从严治党”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父亲陈云是从严治党的倡导者与践行者

——在“陈云与全面从严治党”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6年6月29日）

陈 元

各位专家、各位同志：

在纪念建党95周年前夕，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举办“陈云与全面从严治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缅怀陈云同志对党风廉政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学习他管党治党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这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推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从严治党，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党风政风的根本好转，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代表陈云同志的家人，向出席研讨会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致以诚挚的谢意，向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父亲陈云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他担任过7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又担任了9年的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是具有丰富治党经验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贯倡导并践行从严治党，形成了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独具特色的党建思想，为党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的一些著名论断，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等等，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对于指导今天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仍具有重要意义。这里，我想通过几件事例，谈谈父亲这从严治党的思想和风范。

一是父亲始终把党群关系作为检验党风的试金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父亲切身体会到，人民群众是水，共产党是鱼，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人心向背决定党的生死存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上党课时就鲜明地提出，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核心；党风不好，就会使党丧失民心。他说：“党脱离了群众，就成了光杆子的党，这样的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共产党员要领导群众，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开始主抓财经工作。他提出重要民生工作“必须安排在前”的方针，老百姓的吃穿用度，哪一样短缺了他都睡不好觉。他常说的两句话就是：“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老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时父亲有个爱好，喜欢周末带着我们在公园里散步。他不光是看风景，主要是看群众都在干什么，看到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他就感到高兴。记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突然不去了，我们都感觉很奇怪。有一天，我问父亲为什么最近不去公园了，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尔后神色凝重地说：“现在老百姓吃不上饭，我怕见了群众不好说。我对不起老百姓。”常说自己是“搞穿衣吃饭”的他，对群众满怀着愧疚和歉意。他这种强烈的责任感，源于他对群众真挚而深厚的感情。

二是父亲始终把严于用权作为从严治党的中心环节。父亲认为，权力是把“双刃剑”，既可给掌权者提供为群众服务的方便，也可以诱使掌权者以权谋私。所以，早在延安时期，他就不断提醒党员干部：“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全国解放后，他就提出，执政条件下加强党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以权谋私问题，指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父亲更是高度重视党内腐败和以权谋私问题。他不顾年迈多病，亲自上阵领导开展反腐败斗争。他指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对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经商、办企业的问题作出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针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乘坐进口轿车和提高车的档次的不良风气，他又作出批示要求“一律退回，坐原来配备的车”。他说：“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父亲常说，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要用于人民，要为人民谋福利。

三是父亲一再强调，从严治党，领导干部要作出表率，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堪称楷模。父亲长期主持财经工作，一生经手的钱财无数，但自己却始终两袖清风，在日常生活中和工作中，他反复跟我们强调要公私分明。1959年，母亲去杭州陪父亲休养，父亲嘱咐母亲这期间不能拿工资。于是母亲回到北京后，将自己2200多元的工资如数退还给了单位。1971年我的姐姐伟力去江西照顾父亲，父亲对姐姐说：“国家发给你工资是让你给国家做事，你来的这段时间没给国家做事，就不应该拿工资。”当姐姐1972年回去的时候，也把这一段时间的工资退还给了单位。新的历史时期，父亲提出抓党风、抓反腐败，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抓起。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要求别人做的，总是自己首先做到，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１９８５年６月１３日，是他老人家８０寿辰。这之前，母亲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由于知道父亲除外事活动外，从来不参加也不设什么宴会，所以曾提议召集一些老同志在一起吃顿便饭，共同为他简单地庆祝一下。但即便是这个提议，父亲知道后也坚决不同意。经过协商，最后决定全家照张像，留个纪念。就这样，以再简单不过的形式，为父亲过了８０岁生日。父亲说：“这些事情都是上行下效的，领导干部带头守法，下面就不敢乱来，领导要是自己开了口子，那下面就乱套了。”

四是父亲一贯认为，从严治党，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纪检监察队伍，纪检干部一定要党性强、有正气、敢斗争。中央纪委恢复成立之初，父亲就提出，调入中央纪委的干部要精选，“严格审查，宁缺毋滥”，要从同林彪、“四人帮”作斗争的勇士中挑选一些年轻的干部从事纪检工作。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纪委。在第一次全会上，父亲指出：“做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应当是有坚强的党性，有一股正气的人；应当是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同党内各种不正之风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而不应当是在原则问题上‘和稀泥’，做和事佬、老好人的人。” 他要求中央纪委坚决不当“老太婆纪委”，要当就当“铁纪委”，要狠抓整顿党风，严打经济犯罪。不怕得罪领导，不怕腐败分子报复。1983年，父亲曾特意让秘书提醒我们，现在全国严打，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你们要注意安全，回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在后头有人可能会拿车撞你们，或者拿刀子捅你们。我们感觉得到，父亲当时心里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他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制止恶劣经济犯罪行为的蔓延，得罪多少人也在所不惜，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是准备人家打黑枪，准备折子折孙的！”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时的那股凛然之气依然让我们感到深深的震撼，无私方能无畏，为了党的事业，他豁出去了。

五是父亲一贯主张严肃党规党纪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任何时候，党的纪律和党性原则绝不能“松绑”。他多次说过：“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严肃党的纪律，必须把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放在首位。”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严以律己，自身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从来不会把国家机密向家人透露，或者作为聊天的谈资给我们讲。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1962年，为了回笼货币，市场上开始销售一些高级点心、糖果和其他高价商品，这是在父亲主导下制定的经济政策。那年夏天，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床高价毛巾被，可第二天报纸就登消息说，国家经济已经恢复到一定水平，高价产品就此取消，所有产品降为平价产品。我母亲就有点抱怨父亲，怪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害她花了冤枉钱。父亲说：“我是主管经济的，这是国家的经济机密，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头随便讲？我要带头遵守党的纪律。”还有一件事，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10月份以后，这件事开始从中央到地方逐级传达。当时我姐姐伟力正在江西照顾父亲。有一天，父亲得到通知到省里听传达文件。父亲走后，姐姐就一直担心，怕他回不来。结果，父亲很晚才回来，姐姐就着急问，都说了些什么？父亲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会传达，但是要等到文件规定传达到你这一级的时候，我才能讲。”这之后，姐姐又催问了几次，父亲说还不可以，因为没到时间。一直到文件规定可以传达的时候，父亲才正式地很严肃地给她讲了关于林彪叛逃的事情。

从严治党是个大题目，这件事，父亲倡导了一生，实践了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的思想和风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今天，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党心军心民心，坚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力度打响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三年多的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已经蔚然成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效振奋党心、深得民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评价。我相信，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党的建设的新局面，父亲也应该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祝这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