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力战思想研究

朱德总力战思想研究

庹平

总力战又称总体战，是1935年德意志帝国陆军将领鲁登道夫提出的一个军事理论。他认为战争凌驾于政治之上，国家生活的所有方面平时就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并主张采取一切野蛮手段进行战争。这一理论对法西斯德国军事思想的形成和日本进行全面侵华战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朱德结合日本对中国特别是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军事、经济、文化、特务‘总力战’”（《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5页。）的实际，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和战略高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利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因素与日本打总力战的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自己的总力战思想。总力战思想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本文拟从六个方面对这一思想作初步探讨。

一、朱德总力战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朱德总力战思想是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形成的。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夕，1937年6月23日，朱德在接见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学者T?A?彼森时，初步阐述了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怎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国侵略的主张，明确指出：“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否则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美〕T?A?彼森《访问朱德》（1937年6月23日），《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朱德于1937年7月26日发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进一步从总力战的战略高度，重点阐述了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我们应该把握住抗战的胜利条件”，要“团结一切力量，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奔向全国一致对日抗战的总目标”（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1938年，朱德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军事理论专著，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总力战思想。他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高度指出，一定要善于发挥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要素的特质，要适当地运用它们，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并“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抗日游击战争只有“依据这些条件，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才能得到胜利”。（《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348、361页。）朱德还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如何利用这些要素与日本打总力战的思想观点和主张。这部军事理论专著的发表，是朱德总力战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朱德总力战思想在八路军反对日军总力战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实施总力战，即从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实行进攻的战略。在华北敌后战场，日军的总力战逐步得到全面实施。从“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一九四○年底），这是敌人‘治安肃正’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实施阶段”；从1941年到1943年1月，“这是敌人‘治安强化’阶段，也可说是其‘总力战’的强化阶段”（《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64页。）。八路军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并在朱德总力战思想及其有关战略战术的具体指导下，着重加强组织上的一元化领导，实行党政军民的团结一致，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步调一致地反对日军的总力战。1942年以后，为进一步打破日军的总力战，八路军还派出一部分小部队乃至部分主力，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跳出敌之包围圈，深入敌人心脏，建立公开的或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粉碎敌人的封锁、割裂和蚕食，卓有成效。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高度概括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军队的统一以及政治与军事的统一，而打破了敌伪的‘总力战’”（《朱德选集》，第150页。）的宝贵经验。

二、利用政治因素打“政治战争”

战争既是军事的较量，也是政治的较量。交战双方谁能够很好地把政治运用于军事，特别能够通过政治手段鼓舞人民的信心、激发军队的士气，团结凝聚一切力量服务于战争，谁就有可能扬政治之长、避军事之短，也就多一份胜算。因此，毛泽东从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40页。）。朱德总力战思想也十分注重利用政治因素打“政治战争”。

朱德深刻洞察日本在中国打“政治战争”的战略企图。他指出：“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日本也不例外。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以军事进攻为主的同时，特别注意以各种手段进行“政治战争”，“它在政治上则大肆恫吓，宣传‘皇军’的‘威力’，特务机关横行霸道”。到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政策“逐渐以至于完全转变到以政治进攻为主”。（朱德：《华北抗战的总结》，《解放》第112期（1940年8月1日）。）

它运用各种力量，宣传“日本人口过剩”的侵略理论，宣传“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口号，在中国收买汉奸挑拨离间，实行“以华制华”。事实证明，日本“丝毫不因为自己有了现代化的武备而稍稍忽略了政治要素的运用。相反地，它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个时候不在讲求如何在政治上战败中国”。（《朱德军事文选》，第349页。）

那么，中国是不是也要利用政治因素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呢？朱德根据中国是个弱国和中国反侵略战争是正义战争等实际，给予了肯定回答。他分析指出，日本企图以武力侵略中国和灭亡中华民族，必将“为世界和平人民所反对”。中国人民是“为自身的生存，为民族的解放，为世界的和平”而战。显然，“政治上的理直气壮”是“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国与日本打“政治战争”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想到我们比起日本来是个弱国，想到我们所进行的是进步的革命的战争，我们就更要注意政治战争了”，还要进一步“认识到政治战争的胜利虽然是眼睛看不见的，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朱德军事文选》，第335、349、350页。）

中国应该怎样利用政治因素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呢？朱德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要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朱德指出：中国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以“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不给敌人“有可以分裂我们的机会”，“这是致胜的要诀”，还要把“政治工作与民众密切结合”。通过政治工作，使所有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在“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半壁河山已经丧失，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的关键时刻，大家“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对于国民党来说，则更应深刻认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要懂得“今天的问题是亡国不亡国的问题，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合则同存，分则俱亡”，绝不可“以一己的私利，惧怕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惧怕群众的发动”。(《朱德军事文选》，第349、302、327、380、350、351、267页。)

（二）要提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士气。朱德指出，中国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就是要采取政治工作等有力措施使中国军队达到“同一政治目标”，使每个官兵都能够“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军队“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才能号令如山，上下一致”。(《朱德军事文选》，第350页。)只要中国军队“本身钢铁一般的团结”，它就不会瓦解，而且“任何的风浪都能经得住，吃得起”，才会保持很强的战斗力。同时，只有通过政治工作，才能提升中国军队的士气，才会“不畏难，不惧险，进攻在前，退却在后，视死如归”。朱德还特别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之所以会有如此旺盛的士气，乃是依靠政治上的优势”。(朱德：《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解放日报》1943年8月18日。)

（三）用各种方法瓦解敌军。朱德指出，中国与日本打“政治战争”，必须注重用政治宣传的办法瓦解敌军，如通过散发传单到敌军之中、通过喊话（用他们所懂得的言论）、通过联络伪军里亲戚朋友等办法，“揭破敌人欺骗的政治宣传，指明侵略中国是于他们无益而有害，使他们知道自己是帮助敌人——日本军阀来打自己的朋友，使他们明了我们抗日自卫战争的政治意义，说明我们与他们之间并无仇恨，说明即使他们战胜了，他们也是一样的受苦，说明他们只有用革命的败北主义——掉过枪口来杀日本军阀和汉奸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用这种种方法，使他们不反对以至同情我们的抗日自卫战争，使他们厌恶以至反对丑恶残暴的进行侵略战争的日本军阀和汉奸”(《朱德军事文选》，第351页。)。

（四）要帮助敌国内部的工农运动和反战运动。朱德指出，由于日本的侵略战争愈持久消耗愈大，而本国的工商业亦必因战争影响而萧条，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日益恶化。同时，由于中国持久的顽强抗战，敌军的大量伤亡，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意志日趋疲困与削弱，人民反战情绪增高，广大劳动群众、士兵与中产阶层的不满，必将形成伟大的力量，反对战争，反对军阀和财阀们的统治。因此，中国应该利用这些政治因素，“对于敌人国内及其殖民地的工农运动、反战运动要与之取得联系，取得互相的帮助”《(朱德军事文选》，第351页。)。

（五）抗日游击队要学会打“政治战争”。朱德指出，抗日游击队“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来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连自己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可能”，而“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则是“自己的第一件最宝贵的武器”。他要求“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而应是善于运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等五个要素的领导者”，“要有最高度的政治认识，经常留心国内国外情形的变化”，“要领导政治工作，时时刻刻昼夜不停地在自己部队、敌军和民众中进行政治工作”，“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朱德军事文选》，第351、350、363、351—352页。)

三、利用经济因素打“经济战争”

战争胜负与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战争必须有经济作支撑，没有基本经济支撑的战争，一般很难取胜或者打不长久。交战双方谁能够很好地把经济运用于军事，特别是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提供有力的军事后勤保障，谁就有可能扬经济之长、避军事之短，也就多一份胜算。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朱德在认真分析中日两国经济情况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为什么要利用经济因素和怎样利用经济因素打“经济战争”的主张。

朱德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着“夺取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无限宝藏”等重要的经济目的。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个省以及华北五省的主要部分和江、浙、皖的富饶区域，“一来是要竭力榨取这些地区我国同胞的膏血，来挽救它的经济危机；二来是要利用那里的资源作为侵占整个中国的军费；三来是为的削弱我国的经济力量，使我国经济上不能持久作战以致向它屈服”。同时，“在作战中，日本强盗更利用夺取我们的粮食、武器、军用品（尤其重要的如汽油）来加强他们自己和削弱我们”。显然，日本是在利用掠夺中国的资源当作其“继续侵略的经济武器”(《朱德军事文选》，第352页。)，这也是日本利用中国的经济因素打“经济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

日本要利用经济因素与中国打“经济战争”，中国是不是害怕了呢？朱德根据中日两国经济情况的分析，明确回答说：“日本并不是那样可怕的”。只要从“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形观察”，就会知道日本的经济基础“是那么脆弱”，特别是“它的天然资源的贫乏真是惊人，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当然更是供不应求”， 这“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同时，“日本的农业经济更是日本整个经济生活中最弱的一环”，“以这样脆弱的农业来维持长久的战争，那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当然，不可否认，日本近些年来军事工业比较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只是“给日本经济生活打了一针吗啡针”，“它不但不能持久下去，甚而这种大量消耗而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军事工业的发展破坏了国民经济”。因此，日本以这样的经济情形来进行侵华战争，“究能支持多久，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疑问呵”！(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与日本相比较，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但也有一些日本所不及的优势。朱德分析说：“我们中国军队是以吃苦耐劳见称，一个弟兄，每天一元钱的消费就够了，而敌兵一人一日约需四十元。同时，中国是农业国家，每十人生产可供一人打仗；我们的农业、工业、手工业，在敌兵未到的地方或在敌人的后方，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生产，随时随地地力求发展与改良，以供应我们的费用。我国虽穷，却有穷的打法，敌人是暴发的工业国家，情形可就大谬不然了”(《朱德军事文选》，第335页。)。因此，从经济情况的比较来看，如果中国能够很好地利用经济因素，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抵抗日本的经济掠夺，是能够与日本打“经济战争”的。

中国应该怎样利用经济因素与日本打“经济战争”呢？朱德阐述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一）要实行正确的战时经济政策，不断发展生产。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原料最丰富的国家，政府在抗战中要及时地施行正确的战时经济政策，整理与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农产品的自给，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及投机操纵，提倡国货，改良土产，使土产的小企业能在政府的帮助与奖励之下，得到相当发展，进而使“国民经济自能自给而有余”。同时，还以“有钱出钱及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作为抗日经费”的原则，来解决支持长期抗战的财政经济问题。还要在敌人的后方，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抵制日货工作和破坏敌人直接抽收捐税的工作”，而敌后抗日根据地则要“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以求自力更生，以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朱德军事文选》，第303、354、456页。)

（二）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直接进行经济作战。朱德指出：中国军队在广泛的游击战中，必须从“经济的作战方面”，不断“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既要“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以求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这样消耗敌人的人马资材，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还要“没收日本在游击区域的财产及夺取日军辎重、粮秣及其他资材”和“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总之，通过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国军队就能够“在破坏敌人的经济中使自己得有充分的给养和储备”。(《朱德军事文选》，第354—355页。)

（三）要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出钱出力。在全国性抗战一开始，朱德就主张要动员和组织全国民众从经济等各方面支持抗战，如发动群众参加大规模的募捐运动，发动群众组织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输送队等，“以一切的力量与一切的方式”支持抗战(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后来，朱德进一步把“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看成是与日本打“经济战争”的一个重要办法。事实已经证明，广大民众能够积极主动地支援抗战，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广大民众在上海抗战中慰劳前线的英勇将士，踊跃捐助，后方的慰劳物品“堆积如山”；前线抗日军队奉命调动时，沿途群众烧开水、煮稀饭和送鸡蛋慰劳军队。许多贫苦的人民，他们宁愿自己吃不饱、穿不暖，也积极主动地援助游击队的给养，即便在东北“被迫做了伪官的人，暗地里资助游击队的也很多”。(《朱德军事文选》，第266、355页。)显然，取得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帮助，这是中国与日本打经济战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四、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员战争”

人类的一切战争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一切军事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发挥作用。人的因素好坏，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交战双方谁能够很好地把人员的因素发挥到极致，特别是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把人员团结好、组织好，并且使每个人都有不怕牺牲的精神，谁就有可能扬人员之长、避军事之短，也就多一份胜算。毛泽东曾特别强调人力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战争双方“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9页。)。朱德总力战思想十分重视人员因素的作用，主张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员战争”。

朱德认为，人的因素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人员的量是指人员的数量，人员的质“应从政治素质和肉体素质两方面加以考察”。所谓“政治素质，关系于战斗力和战争方法”，所谓“肉体素质，直接关系于战斗力”(《朱德军事文选》，第355、356页。)。利用人的因素打“人员战争”是朱德总力战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朱德从质的方面考察中日两国军队，认为中国军队在政治素质方面占优势。日本进行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中国进行的战争是民族自卫战争。中国军队战士不愿意当亡国奴，具有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因此，中国军队战士的政治素质高，“能够人自为战”。朱德还指出：“政治素质，又与肉体素质相关连。虽然在肉体素质方面，包括战士和指挥者的文化技术水准方面，我们不如日本，但因为我们有着高度的政治素质，也就能求得必要的军事技术的素养和文化水准的提高”。(《朱德军事文选》，第356页。)

在人员的量的方面，朱德把中日两国作了比较，认为中国的人员数量多，具有“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这“是我们优越的条件”。他具体分析指出，日本人口七千万，壮丁不过六七百万，“日本人口少，壮丁更少，能动员到战场上来的充其量不过有四百万。其他老的、小的、弱的、女的均不能来中国帮助作战。人员少，是日寇最大的弱点”。而中国则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壮丁有四五千万。由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领土内进行，“每个人都是使用得上的”，“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条件”。因此，朱德进一步指出，中国一定要充分利用人员数量的优势，要“有一定能战胜敌人的信心，并且补足我们别的要素上的缺陷”。(《朱德军事文选》，第344、362、334、358、356、358页。)

怎样利用人的因素与日本打“人员战争”呢？朱德指出，“人员战争的中心一环”，就“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朱德军事文选》，第356页。)。朱德主要是从如何充分发挥民众作用的角度，阐述如何团结和运用“这庞大无比的人力”打“人员战争”的，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要把全国民众团结好，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朱德认为，为了打败日本的侵略，每个中国人都必须团结。无论什么人，即使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要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十六个字”；就是对于落后的人员，也要善于争取他们，使之不致被迫走到敌人方面去，“只要他们不是汉奸，都应把他们争取到抗日的方面来”。总之，“要去广泛地组织民众，把各党、各派、各阶级、各宗教的同胞，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大义下团结和组织起来，为祖国而战”，使“全国人民心心相印，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而人自为战”，“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朱德军事文选》，第350、351、358、512页。)

（二）要把全国民众组织好，使其能够各尽所长地参加和支持抗战。朱德认为：“民为邦本，民众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与民众更密切地联合起来”(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具体地说，就是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把全国民众“组织得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尽他的能力做实际的工作”，“要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有自己的事情做，学生、工人、农民、商人、教职员等等各人尽其所长来做工作”(《朱德军事文选》，第358页。)。朱德在总结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经验时指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坚持和扩大抗日根据地，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人民为基础，依靠发动华北千千万万广大人民的人力、物力，团结一致，自力更生，来对付敌人”朱德：《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新中华报》1949年9月26日。。他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认识到“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并能够采取“最有效的抗战方策”，“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与此同时，还要“吸纳一切抗日的优秀人才到中央政府与各地方政府中”。(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三）要使全国民众都有一种为祖国而战、不怕牺牲的精神。朱德指出：“在人员的方面，我们的原则应当是：要舍得为祖国而牺牲”，“只有这样的不怕牺牲，我们才能死里求生”。他高度赞扬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上下一致，军民一心，咬紧牙关，忍苦耐劳，牺牲一切，只求胜利”，涌现出许多不怕牺牲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抗日根据地军民极端英勇地抵抗，“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同时，朱德还特别指出：“当然，我们对于无代价的牺牲应当避免，无谓地损失一个同胞，也是我们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我们也不能好勇而无谋”。(《朱德军事文选》，第358、456、473、511、358页。)

五、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战争”

中日之间的战争较量，是落后的农业国同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较量。中国因缺乏工业基础，只能生产少量迫击炮、步枪和子弹，多数武器需要从国外进口。由于财力不足，外购数量有限、配套性差，武器装备的系列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日本由于军事工业发展迅速，已经拥有飞机、大炮、坦克车、军舰等“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因此，朱德明确指出，一定要知道“日本的武器，确比我强”。(《朱德军事文选》，第258、335页。)

既然日本在武器因素方面比中国强，那么，中国还能不能和日本打“武器战争”呢？答案是肯定的。朱德指出，总力战是利用各种因素作战，武器因素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指挥战争绝不能由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只看见武器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犯了“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一定要知道“武器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以被制服的方法。举例来说，新式武器，如飞机、大炮、坦克等，在夜间就丧失或大大减低了作用；如果夜间被袭击时，其作用反而不及短兵器，不但无法使用而且反成累赘。再例如，大炮如果来不及进入阵地、放列与开火，或者没有弹药，就等于废物；飞机找不到目标，坦克到了山地或油用完了时，也成了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朱德军事文选》，第348、359页。)因此，虽然日本的武器比中国强，中国还是能够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战争”的。

在自身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又怎样利用武器因素打“武器战争”呢？朱德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以打人民战争来弥补武器的缺陷。他指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弱国若想战胜强国，就必须发动广大的人民战争。中国作为一个弱国，要与日本打“武器战争”，就一定要把全国民众组织起来。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有人民群众“作为坚强的堡垒，使敌人机械化的武器完全失效”。只有人民群众“打仗的打仗，种地的种地，生产的生产”，既有“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也有“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我们的队伍就会越打越多、越打越强。(《朱德军事文选》，第514、336页。)

（二）以最好的战术弥补武器的缺陷。他指出：“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地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利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最优势的兵力与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群众》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朱德还阐述了很多重要的战术，如指挥要有“机动性”，“各级指挥官依据指挥的机动性，详察上级指挥官的意旨与企图，随机应变，因时制宜”；如战役行动要“迅速”，部队“飘忽无定，使敌不知我之主力所在”；如突击战斗要“进攻为守”，“处处争取主动，在敌人未展开以前，实行突然袭击”；如防御战斗要实行“运动防御”，“处处断敌交通，用各种方法佯攻”；如进击战斗“不要顺敌退路直追”，要“随时顾到自己的实力，抽调少数精锐部队进击，而以主力部队绕袭敌之侧背”；如退却不是“朝向敌人的对方退”，也不是“沿着大道退”，而是“要走小路、爬山，绕到敌人的后方，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打敌人的后尾”(《朱德军事文选》，第337、338页。)。朱德还全面概括提出了“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的48字游击战战术原则(朱德：《八路军抗战二周年》，《前线》1939年第11、12期合刊。)。

（三）要充分发挥武器的威力。朱德指出，中国的“武器虽则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如果使用这武器的人善于使用它，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配合起来，必能发挥其威力”。第29军在长城喜峰口以大刀为武器与日军作战就是范例。朱德还认为，抗日游击队在武器的质远不及敌人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以量取胜，要尽可能多地利用中国的土武器如大刀、弩箭、挨丝炮、桧树炮，以及用迫击炮弹埋在地下当地雷，用硝药炸毁桥梁等等。“如果抗日游击队自己相信自己的武器，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那末，游击战争可以战胜优良武器的敌人就不是幻想的事情”。当然，朱德坚决反对“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如像红枪会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抗日游击队万万不要拿自己肉体与敌人的武器去硬拼，那是自己找死”。(《朱德军事文选》，第359—360页。)

（四）要发展军事工业。朱德指出：“西班牙的经验告诉我们，在战争中进行国防建设，非但必要而且可能。西班牙的经济情形并不比我国好得多少，然而它现在已建立起自己的国防工业，能制造飞机、大炮、坦克等新式武器，足够与德、意和佛朗哥叛军作战之用。中华民族为了顺利地战胜日本强盗起见，亦需要采取西班牙建设军事工业的经验”。因此，要广泛发动游击战争，极大地迟滞日军，以“便能争取时机，使我国的国防工业得以建立起来”。(《朱德军事文选》，第354页。)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要利用各种办法发展军事工业，争取基本解决武器弹药困难问题。除了夺取敌人武装来武装自己外，还要就地取材，自己制造武器，如从敌人手中夺取部分机械，“拼凑起来，建设小型的轻便军事工业”。(《朱德选集》，第172页。)

六、利用交通因素打“交通战争”

近现代战争与交通因素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大型武器装备的转移离不开交通，粮食、弹药以及军车和军队的转移更离不开交通。从一定意义上讲，交通是军事后勤保障的基础，它也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因此，朱德非常重视交通在战争中的作用，主张利用交通因素打“交通战争”。

朱德所指的交通因素“包括运输和通讯联络两个方面”。运输包括马路的汽车运输、铁路的火车运输、水道的轮船运输以及空中的飞机运输，通讯联络则包括有线电、无线电、空中和陆地的通讯工具等。朱德认为，现代化的军队之作战，前后方是同等的重要，这是由于粮食、武器、弹药、汽车和一切机械兵种各种需要之极度增大而带来的。现代化的军队，在作战时如果前后方被隔断，那么这个军队的作战力量就要大为减弱而不能持久，甚至有全军覆没之可能，“所以交通对于现代化的军队，是一个决定胜负的要素”(《朱德军事文选》，第360页。)。

朱德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并总结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主要从交通运输方面阐述了利用交通因素与日本打“交通战争”的两个最基本主张：

（一）军队要在战场前线随时破坏敌人的交通。朱德分析指出：日军侵略中国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补给来自本国，路线冗长”，其“机械化兵团，要有很好的交通，要能善于利用其交通，要能有把握地保持其交通，然后才能发挥它的威力”。然而，中国的“交通并非不可变的，可以修理，亦可以破坏和阻塞”。中国军队要经常“利用局部战术，使其交通断绝”，或者“使敌人的交通由最便利的变为不便利的”。(《朱德军事文选》，第361、335、364页。)在作战中，不仅要注意破坏敌人的空中运输，还要在敌人后方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和多数游击队，尽可能地破坏敌人的陆上和水上交通，“特别是在其主要联络线上，积极动作起来，断其交通，绝其供给”。(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群众》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日军为了维持其交通线，“不得不分出一部兵力，除掉经常驻扎在交通线的要点上，更要派出巡逻的部队往来巡视。因此，敌人就不能把兵力集中前线，时时都要顾虑着自己的尾巴”，这样就起到了分散敌人兵力的重要作用。(《朱德军事文选》，第372页。)

（二）要在敌人后方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朱德认为，由于日军的交通“都受着不断的袭击，那末，敌人的财力、人力有限，将渐次难于支持，陷于进退维谷的困难中。得不到后方的接济，不得兵员、弹药、汽油的补充，即使有新式武器和强大部队，就统归无用”。因此，不仅“我正面抗战部队，即可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敌人持久作战，而以逐渐消耗、削弱等手段，达到最后消灭敌人。这是弱国对强国军队阵地战的良好办法”。同时，还要派出部队深入敌人的后方，配合当地民众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凡是“敌人新占的地区，必须有强大的游击队留在那里活动，深入敌人的远后方，恢复政权，组织民众，袭扰敌人的后方，破坏交通”。(朱德：《八路军半年来抗战的经验与教训》，《群众》第10期（1938年2月12日）。)朱德还特别强调，要“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中组织大众的游击队，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第12期（1937年7月26日）。)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朱德的总力战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朱德坚持“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强调绝不能孤立地利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因素，而“要为整个着想”，“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采取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地误解”，而要“依据这些条件，善于把它们密切联系，配合运用”，“这样才能得到胜利”(《朱德军事文选》，第150、326—327、361页。)。

综上所述，朱德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中最早明确提出总力战，并对其作比较全面和系统阐述的杰出代表。朱德总力战思想在具体指导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理论宝库。这一思想科学地把战争制胜的一般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地阐述了如何充分利用政治、经济、人员、武器和交通等因素与敌军作战的观点和主张。这一思想对于今天在信息化条件下，如何从整体的高度利用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等因素，如何加强党政军民的密切结合和团结一致，并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进而打赢任何一场局部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