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群众观与新形势下党风建设

陈云的群众观与新形势下党风建设

刘贵军

党风问题，归根到底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这种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有丰富的群众思想，很多思想观点、举措至今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

人民英雄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云同志在长期领导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切身体会到，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智慧源泉。早在1939年11月，他在《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中指出：“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办法，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在陈云同志眼里，人民群众是开展工作的一种主体力量，只有获得他们的积极支持和拥护，革命和建设才能成功。否则，一切工作都“鲜有希望”。在总结长征经验时，他说：“要站住脚，就得有群众。没有群众，地方虽大，离敌很远，也站不住；有了群众，地方虽小，离敌很近，可以站住。长征走了很多地方，都没站住脚，到了陕北才站住了，主要是那里群众发动起来了。”

视群众为开展工作的主体力量，就要发动群众，教育引导群众。教育引导群众的主要方法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正确看待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经常向职工群众进行基本建设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职工群众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认识，自觉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这种教育，使群众认清“牺牲眼前的利益，是为了长远的利益，牺牲小的利益，是为了大的利益。”

“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

坚持把发动群众与关心改善群众生活统一起来，是陈云同志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重申，无论是钢，还是其他基本建设物资，如果妨碍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必要重新考虑建设方针。

在人民生活方面，陈云同志最关注的是吃饭问题。他说：“对粮食生产决不能放松”，“我们必须在粮食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人除了要吃饭，还要有一定的副食品。20世纪80年代初，大城市的蔬菜供应一直不容易解决好。为此，他要求各省委、市委经常开会研究蔬菜问题，至少一年四次。对于首都北京，陈云同志更是多次过问，尤其是大白菜的产销与贮藏情况。1982年10月，他针对北京、天津多次发生的烂菜问题指出：“大白菜是北京市民当家菜类，因此必须安排在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影响群众生活的新问题，比如物价、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日益引人关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我们要向陈云同志学习，把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作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作为政治任务来抓，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陈云同志认为，执政条件下党风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以权谋私问题。有鉴于党在全国执政前后的不同情况，他指出：“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而“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为此，他告诫党的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腐败滋长的现象，陈云同志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重要命题，指出对于以权谋私的歪风，“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20世纪80年代，经济领域不正之风、违法乱纪行为的突出表现是走私贩私活动。不少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参与此类违法活动，大发横财。这些情况引起了陈云同志的高度重视。1982年1月，他在批示中写道：“对于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1985年4月，他针对领导干部子女及配偶经商、办企业问题作出批示：“这件事，应由中央像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那样，作出明确的决定方能制止。不然的话，发展下去，党的肌体、党群关系必将受到损害，有所好转的党风也会受到影响。改革也难以顺利进行。”

“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坚决克服官僚主义，防止干部享乐腐化，是党风建设的现实需要。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如果党“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

能否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与领导作风问题息息相关。陈云同志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就必须克服不发动群众、命令群众的错误，就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改进领导方法，就要发扬民主作风，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他坦言，“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党内没有了民主集中制，取消了集体领导。

新形势下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领导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扰民，不搞层层陪同，不组织群众迎送；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健全信访联席会议制度，坚持领导干部定期下访、定期接访、及时阅处群众来信，注重分析网络舆情。

“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

始终如一地把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取信于民，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陈云同志群众观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

陈云同志认为，党员和干部的服务对象就是人民群众，那么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理所当然是评价党员、干部优劣的重要尺度。“人们说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

新形势下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我们要牢记陈云同志关于共产党人是为群众“当差”的教导，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同时坚持把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为整顿党风、清除腐败的客观基础，使群众的意愿通过合法的渠道进入各级公共权力机关的决策过程中，为决策机关和决策者出台政策措施提供依据，进而使公共政策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

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方面，陈云同志可谓典范。坚持群众路线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调查研究，摸准情况。对此，他深以为然，说道：“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

1961年夏天，他率领工作组到青浦县小蒸乡搞调查研究，轻车简从，布衣素食，住在简陋的农舍里，一蹲就是15天，写出了多篇调查报告。1990年春节前夕，住在杭州的陈云同志在与浙江省有关负责人谈话中，提出了搞调查研究的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个高中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后一种调查研究，有‘真、快、广’的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讲，后一种调查研究比前一种调查研究更重要一些。两种调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学习借鉴陈云同志的经验，健全联系群众制度，创新联系群众方式，基层干部要坚守一线，领导干部要定期深入基层特别是经济落后、问题较多的地方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困难。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来源：《前线》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