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的稳定观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

李正华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营造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顺利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是陈云集中思考的重要问题。陈云晚年站在战略高度形成的关于稳定的基本观点，源于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特点，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定，天下定

经济稳定是经济系统的一种相对协调、可控的状态。陈云晚年对于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经济稳定的核心、粮食在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判断经济稳定的标准、如何实现经济稳定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反映了他对经济稳定的真知灼见。

陈云总是把经济稳定提到关乎全局稳定的高度加以强调。他反复说过：“经济稳定极为重要。”[1]52经济定，天下定。经济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绝非仅仅是经济问题，“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1]278 。

陈云认为经济稳定的实现是经济运行中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影响经济稳定的诸多要素中，“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2]246。经济稳定的核心是市场物价的稳定。物价不稳定不仅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影响人心稳定和社会安定。因此，他始终把市场物价稳定作为关注和处置的重点。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创造一个低通胀率，较高速度的经济发展形势，是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同时，他又认为，市场物价的稳定并不意味着物价绝对不涨；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一定幅度的物价上涨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陈云曾说：“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2]119但是，如果出现全面的、持续的、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则必然是经济发展不稳定的表征。如果“许多商品都在涨价，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这种涨价的形势如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1]277。也就是说，在物价普涨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扭转通货膨胀恶化的趋势，则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不稳就将导致社会不稳。

对于物价上涨，早在50年代陈云就要求管理部门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能“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1]10。冻结物价虽然是抑制通货膨胀的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但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二是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物价因非正常因素上涨时，特别是乱涨价、哄抬物价以及一些垄断性行业任意提价时，政府部门就必须切实履行职责，加强宏观管理，规范市场行为，整顿市场秩序，平抑市场物价。

陈云将粮食局势和粮食价格的稳定作为市场稳定的主要表现。他说：“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1]350 “粮食紧，市场紧”。1978年12月10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人口多，耕地不足，农业生产率不高，有效地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问题，始终是稳定市场物价的基础性问题。他明确提出要进口粮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1]236。

如何判断经济是否稳定？早在1957年，陈云就提出了判断经济稳定的标准是看建设规模与国力是否相适应这一重要观点。他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1]52改革开放以后，陈云通过对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经验教训的深刻分析，多次强调经济发展速度要从国力出发，基建规模要适度。他在《经济建设要脚踏实地》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基建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就是在财政平衡的基础上，看能够拨出多少钱用于基本建设投资，以这个数字来制定基本建设计划。”[1]264他特别强调，现代化建设要脚踏实地，从国情出发。“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1]251这个现实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

陈云认定：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才能活而不乱。他指出：在我国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的情况下，投资决策没有计划，就会乱上许多有缺口的建设项目，发生物资紧张；发票子的权力不集中，无人把关，就会多发票子，造成通货膨胀。凡此种种，最终都会表现为物价上涨。为此，他多次呼吁要重视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是一种好现象，同时国家干预也是必要的。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没有集中是不行的，只有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微观搞活，做到活而不乱。否则，就会乱套，也不利于改革。1988年10月8日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特别强调以一定的合理的计划处理好各种平衡关系，包括计划与市场，农、轻、重，财政支出和收入，进口与出口，中央与地方，货币与市场，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长线（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与短线（指年度计划）之间的平衡等。

在陈云看来，经济稳定不是被动、保守、缓慢发展的同义语，而是发展的、动态的。经济稳定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关键，是实现加快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是经济稳定的目的，也是实现经济稳定的最根本因素。缺乏发展势头的经济稳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也不可能是持久的可靠的经济稳定。所以，要实现经济稳定特别是物价稳定，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也就是说，发展才是根本。稳定离不开发展，离不开改革。他指出：“不建设，经济搞不上去，日子就这样过去了，那就会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在台上的人都要下台。”[3]他主张，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1]351。

二、中国“动乱不得”

陈云晚年对政治稳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系统论述了政治稳定的主要表现、实现途径、重要保证以及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重要问题，阐明了对政治稳定的基本看法。

政治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顺利推进的先决条件。政治稳定主要表现为政局安定。“八九风波”发生后，1989年5月26日，陈云亲自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坚定地表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中国现在是十一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动乱不得。”[4]425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人心涣散，改革开放就难以顺利进行。

政治稳定还表现在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和党内团结统一。陈云说：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处于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流砥柱”[1]243。这样的党必须要有中央权威，“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4]449。中央的权威又表现在党的领袖的权威，因此，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十分重要。陈云特别注意维护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的崇高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政治权威。改革开放后，他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关于科学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9年在动乱继续升级、政局面临动荡、党的高层出现分裂的关键时刻，他坚定地维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明确表示：“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4]425“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提法都是这时首先由他提出的，对政治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94年，陈云又发表谈话指出：“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4]449明确支持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维护中央权威的重要性。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证。实现政治稳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冲击，陈云对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党的领导给予了更多的强调。他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1]347“我们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我们实行的经济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347中国的改革绝不是取消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只能改掉错误的地方和不完善的地方，而不能把社会主义根本的原则的东西丢掉。他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改革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和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解决好各种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投身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来，不断取得胜利。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陈云十分重视党的建设。20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说：“我们党是执政党，目前又处在新的发展时期，如何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事关重大。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352“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1]352在党的建设中，保证党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是一个核心问题。陈云非常重视做好党的领导干部交接班的工作。他说：“我们党的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很严重，这个问题现在不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就有可能出现曲折。”[1]314他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提出“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要建立第一、第二、第三梯队；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提拔干部的标准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提拔干部要注意五湖四海”，反对私人拉拢，搞个人派系；要注意大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等等。他认为，党保有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干部队伍，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对于党的作风建设，陈云尤其重视。他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用事实说明，只有搞好党风，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党内生活的正常。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273在改革开放中，“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一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蜂拥经商，其中相当一部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相互勾结，相互利用，钻改革的空子，出现了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恶事件，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形象，群众十分痛恨。对此，陈云严肃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1]358他要求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素质，创造良好的思想氛围，从根本上杜绝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党内的蔓延。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陈云深刻地认识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于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重要性。他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等优良作风，认为“这是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于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党内安定团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39。他强调指出：“这件事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只有这样做，安定团结、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如果鸦雀无声，一点意见也没有，事情就不妙。”[1]240他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空气，应该允许提出和保留不同意见，“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1]353。他深切感到要发扬民主，仅仅强调让大家讲话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定的制度保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他说：“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的问题。”他还说：“一个人说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没有民主不好，没有集中也办不了事。”[1]270

民主的实现要靠法制保障。陈云在论述民主与法制两者的关系时指出：“请愿，冲办公室，不行。要有民主，还要守法。民主是必须的，守法也是必须的，没有这两条，我们一事无成”。[1]257针对一些党员干部与违法分子互相勾结的行为，他主张必须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无论是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1]356。只有在加强民主的同时，又加强法制，才能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才能做到既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保证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民主遭到破坏，人民失去了基本的自由和权利，就不可能制定体现自己意志的法律制度，更不能保障自身的权益。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直接关系到政治稳定，陈云将坚守住意识形态阵地与他一贯重视的经济工作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1980年7月，波兰爆发全国范围的工人罢工事件，陈云借此强调：“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对此要充分警惕。如果我们经济工作处理得不好，宣传工作处理得不好，有可能发生波兰事件。”[4]262　“宣传上要有人把关”。他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不论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政治优势都不能丢。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他号召全党理直气壮地宣传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排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干扰。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努力使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一是必须培养能写文章的人，党内没有能写文章的人不行；二是必须培养既能写，又有德，德才兼备的人”[1]302。

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确保社会稳定

“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5]如果中国只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6]。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越性，也是实现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条件。社会主义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民富裕起来，共享改革成果。如果社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就不会有国家的长治久安。陈云主要从民生的角度，阐述他对社会稳定的基本观点。陈云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280。他将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看成“是大计，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他强调指出：吃饭的问题如果老是不解决，“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就会带队进城要饭”[1]236。1979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设想：要用20年的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1]254。

为了社会稳定，陈云描绘了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和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在陈云看来，共同富裕不是绝对平均，而是“实现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实现的，是少数人先富起来，最后实现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

陈云说的“少数可以先富起来”，是指劳动者个人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以及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只能逐步提高，只能首先解决贫困问题，然后解决温饱问题，再后才能走向富裕。也就是说，在实现共同富裕之前，还必须允许少数人的收入提高得快一点。只有在保证人民衣食有着的基础上，掌握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幅度，逐渐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最终实现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因此，改革开放后，党采取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重大方针政策，以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方式，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对这一政策，陈云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大锅饭”作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实质上是“不干活的人占有干活的人的劳动成果”[1]337，因而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这个改革的意义，不下于五十年代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336-337 20世纪50年代，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就是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又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成功典范。

陈云的“让少数人先富”，目的是为了较快地（用20年时间）使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大体上差别不大”，而不是出现社会严重的贫富分化。陈云的共同富裕是“大体上差别不大”，而不是收入绝对平均、没有任何差别。他特别强调：“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1]313

为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创造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陈云认为应该采取如下办法：

第一，采取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陈云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着眼，指出在低工资制的情况下，为了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的安稳，国家有必要搞一些补贴。他说：粮食收购价格高，销售价格低，国家就要补贴。他分析指出：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如果“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从最后的经济结果看来，现在的办法，小的方面不合理，但是大的方面还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1]278。后来他还指出，不合理的补贴可以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来逐步减少，如对某些企业亏损的补贴，要从根本上取消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经济要注意解决就业问题。他将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看成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1]376。

第二，鼓励企业间展开竞争，但竞争的出发点，不应当是让好企业搞垮落后企业。陈云从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的实际出发，明确指出：“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1]253

第三，处理好吃饭与建设的关系。在陈云的心目中，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为邦本。关于改革，他提出：“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1]337同时，他也强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还是那两句老话，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他说：“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1]306为此，他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不赞成积累比重过大，即建设挤生活，也不赞成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将正确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作为经济工作的“大方针”。

第四，鼓励劳动者靠诚实劳动多得一点收入，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鼓励企业靠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多得一些利润，坚决反对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改革开放以后，一度出现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对此，陈云主张实行严厉地打击，他说：“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273。他认为：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依法杀一些。“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4]390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不仅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还有着鲜明的特点。

首先，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联系的、相对的。陈云晚年的稳定观主要是由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等有机结合而成。他认为，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了，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在各种稳定中，经济稳定又是更重要的稳定，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他又强调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决不能把各种稳定孤立化、绝对化。他反对为了稳定，过分强调整齐划一，步调高度一致，只能有一个声音，不允许有一点差异，不能有另类的声音。他强调稳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以改革发展求稳定。他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作过精辟概括，指出：“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1]269他坚持量力而行是保持经济快速而又稳定发展的正确原则，认为量力而行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并不矛盾。能快则快正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结果，不量力而行，盲目追求高速度，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加快发展。

其次，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积极的、发展的。在陈云的稳定观中，稳定不是僵化固定，而是灵活变化，不是停止，而是发展，是与时俱进。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史无前例的一次伟大进军，必须既积极又稳重。”[1]23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只要这样做了，这次改革就一定能够成功。”[1]338他在1992年7月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1]379为了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1982年12月，他以“鸟笼比喻”①阐述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曾有人认为“鸟笼比喻”反映了陈云僵化保守的思想，殊不知，陈云的“鸟笼比喻”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他的“鸟笼”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随着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

再次，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是理性的。陈云多次强调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前提下，试验要大胆，推广要谨慎，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他说：“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1]279他还说：“有人批评说‘摸着石头过河’不对，但没有讲出道理来。‘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下河去试一试。”陈云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意在强调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实践的观点，强调稳妥的观点，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能够避免在改革中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是理性的。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源于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责任意识。陈云对中国的国情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性、曲折性和规律性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特别注意深入思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善于发现潜在的危机。他认为：我国改革发展必须把落后的农业和庞大的农村人口这个现实考虑进去，“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要从这个国情出发，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他提醒人们：新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片面重视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忽视甚至无视经济稳定，导致经济发展受挫、出现经济负增长，“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1]282。他告诫人们：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1]347。清醒的危机意识，正是陈云稳定观的认识基础。

陈云晚年的稳定观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稳定观，是他留给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治国兴邦的宝贵财富。

注 释：

①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云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参考文献：

[1]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陈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489.

[4]陈云年谱（一九0五～一九九五）》：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2.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29 .

（来源：《武陵学刊》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