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
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
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接收回国，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手稿从21页开始至28页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没有署名，没有成文时间，标题上冠有“（乙）”字。
1984年11月，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央档案馆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一书，收入了这份手稿的全文。编者删除“（乙）”字，加“传达提纲”四字，将标题改变成《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判明成文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或三月”，还作出题解：“这是一九三五年陈云同志传达遵义会议情况提纲的手稿。手稿形成于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时间在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具体时间尚难确定。”[1]1986年，此文收入《陈云文选》，仍袭用了这个标题和题解。经考查，我们认为，上述标题、时间判断和题解，都是不正确的。
一、手稿题目上标明“（乙）”，即是说前面还有“（甲）”。查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无“（甲）”的部分。但1936年初《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载有“施平”（陈云在莫斯科用名）的一篇文章：《英勇的西征》。又查，《陈云年谱》上卷有一段相关的重要记述：
“10月22日[2]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报告说明了长征的目的并列举了达到目的的三点根据，即保全了红军有生力量，和红四方面军胜利汇合，建立了新的实力更强资源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报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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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34页。
[2]《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刊登施平《英勇的西征》一文时的按语中说：陈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的时间是“1935年10月15日至22日间”。《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发表的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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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长征前期失利的原因，指出：（一）出发前，在党内、红军内以及群众中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解释工作，使准备工作感受很大困难。（二）所带行装和粗重机器装载太多，妨害行军，阻碍军事行动，使后卫部队往往比先锋队迟到十天，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减弱了红军战斗力。（三）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而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常常因此陷于绝境，不得不折回重走。在黎平，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争论，对靠‘铅笔指挥’的领导人表示不信任，反对继续直线前进的做法。原来的领导人竟要把反对他们意见的人送上军事法庭。我们回答说：应该交付法庭审判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这场争论以决定改变原来的方针而告结束，终于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占领遵义后，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全体军事领导人、各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进军四川，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最后阶段与西征第一阶段中军事领导人的错误，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使党加强了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从此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报告还分析了长征所以成功的原因，指出：（一）红军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战士。（二）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特别是领导都成长起来了，培养出了如毛泽东、朱德这样的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三）到处都得到群众的拥护。报告最后指出：过去我们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否则西征时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第一个报告。此后有人将这个报告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它是在世界革命阵营内，最早宣传红军长征和中共与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文献。”
我们认为，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情况的内容，就是“（甲）”《英勇的西征》和“（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的内容。由此可知，手稿的成文时间不是1935年2月或3月，而是1935年10月。这里附带说一下，《英勇的西征》约有一万五六千字，大致与手稿前缺20页容量相近。
二、遵义会议明确规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即李德）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的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1]手稿不仅点了李德、博古的名字，还点出了周恩来同志的名字，[2]还写出了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等[3]这样一些不宜下达的内容。身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同志，怎能不顾中央决定，而要随意向下传布不宜下达的内容呢？可见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三、手稿中写道：“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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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遵义会议文献》，第42、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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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1]在传达之前，怎么能把传达后群众反映也写进“传达”提纲里呢？亦可说明手稿不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四、遵义会议决议最后四段是激励广大指战员认清形势、鼓舞斗志、增强信心的话，而手稿对此却只字未提，也可说明它并非是向下“传达”的提纲。
五、手稿中写道：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2]
陈云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又对会议的决定提出批评，这是不可思议的。“今天来观察”的这个“今天”，也不可能是会议刚刚结束，正在传达会议精神之时。我们推断陈云在1935年2月或3月还不可能有这种认识。《英勇的西征》一文中，提到西征已经历了八个月、胜利渡过了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等情况，表明陈云在泸定桥会议后离开红军时已知中央有酝酿改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决定，这时才可能有批评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是错误的认识。这又说明手稿只能在1935年2月或3月之后形成，而决不会写于2月或3月。
六、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陈云秘书电话的问题。下面是中央档案馆的一个业务电话记录：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十八点，陈云同志的秘书朱佳木自杭州来电话，记录如下：
四月二十三日送来的《遵义会议经过》一文，昨天拿给陈云同志审阅。他仔细地看了那件复印的手稿后说：‘这份东西是我的笔记（迹）。是我在遵义会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达提纲，时间大约在由威信到泸定桥的路上。因为过了泸定桥中央决定我去上海恢复白区组织，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长征的队伍。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一开始留下的被其他同志带到了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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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义会议文献》，第42-43页。其中“毛张陈”毛指毛泽东，张指张闻天，陈指陈云。
[2]《遵义会议文献》，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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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陈云同志认为这份手稿是从延安来到北京的，而不知是从莫斯科来到北京的；而又时隔四十六、七年，以致作出不准确的回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陈云同志这份珍贵手稿，是他在1935年9月下旬到达莫斯科以后为向共产国际汇报而写，不是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为向下传达而写。写成时间当在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前，而不是1935年2月或3月。
对《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份珍贵手稿的考证，不仅可以确切判定它的成文时间和地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它对共产国际了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及其坚持的正确路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