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的经济思想
深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的经济思想
陈雪薇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始，陈云重新回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继续主持中央经济工作。面对经历十年浩劫的我国经济混乱和困难的现实，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创造精神，和富于改革作为的魄力，为扭转经济局面，实现经济战线的拨乱反正，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云文选》第三卷，收入陈云论著56篇。其中从1973年到1994年间，收入陈云经济工作论著有24篇，反映了陈云的经济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发展，内容丰富。这包括重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唯物辩证法；国情的科学论断；陈云对经济工作拨乱反正的贡献；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思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关于对外开放思想；关于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思想；关于“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思想；关于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思想；关于对外贸易的新思路；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思想，等等。然而，近年来对陈云同志的思想研究的状况，建国以来到三中全会这个阶段研究比较全面并取得不少成果，而三中全会以来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也较分散，很有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必要。我认为深入学习和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下面着重谈谈几个研究重点问题：
一、陈云关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理论和实践贡献的研究
1977年，陈云在尚未完全恢复领导工作的情况下，同邓小平等同志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他以敏锐的眼光，首先注意到当时以引进外资加速发展为主要内容的“新跃进”这一新出现的经济过热倾向，敢于力排众议，及时向有关同志提出在1977年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上应听取反对意见。这对于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他的正确意见，当时没有被接受，致使国民经济规划指标一再加码，特别表现在1978年引进项目过多过急，超过国内的配套能力和财政支付能力，造成“洋冒进”。这是1958年以来党内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此，陈云围绕着纠正经济过热的“洋冒进”，着力在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工作。
第一，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首先，重申他一贯坚持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实事求是原则，必须先要弄清“实事”。这个“实事”就是中国基本国情。他进一步准确地表述了我国基本国情就是一句话：“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他尖锐指出：“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多。”这是我们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也是统一全党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基础。其次，深刻地揭示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1957年前比较好，1958年后就严重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这就十分中肯地揭示了2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屡次冒进的症结所在。犯“左”的错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脱离中国国情，超越国力，必然导致急于求成，其结果是经济建设大起大落，欲速不达，损失重大。这是建国以来一条极其深刻的教训。这个问题对于当今的改革发展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任何经济过热的现象，形态各异，但就其主要根源来说就是脱离国情，超越国力。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次出现的经济过热现象，其根源还带有更新的复杂因素，最突出的一点是个人或地方或小团体的利益驱动，这一点是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要切实解决好，仍然需要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教育，并采取同制度建设相并重的办法，才能够加以防范和解决。
第二，主持和维护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使这次调整成为“清醒的、健康的调整”，使我们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80年代调整之所以是清醒的调整，因为是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抓住了当前面临经济困难的主要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处理好调整与改革的关系，使调整达到预期的效果。80年代的调整之所以是健康的调整，因为这次调整涉及面广，包括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情况复杂，积压问题多而年深日久，尽管物质条件比60年代调整时好，但工作难度比60年代调整大得多。由于中央领导得力，工作细致，因而这五年调整进展正常、稳定，效果好。值得研究的是，在这次调整中，深刻地认识到要彻底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必须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的历史经验教训，彻底摒弃长期以来走的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靠勒紧人民的裤腰带搞建设的旧路子，而要努力走出一条速度适当、效益良好，使人民生活得实惠的新路子。这是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确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先声。联系到今天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二、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
三中全会以来，陈云经济体制改革思想，同他1956年提出的建立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要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路相比，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当年他认为这个思路“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市场”。【《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3页。】
经过20年的曲折，从1979年3月陈云写《计划与市场问题》一文反映了他新的构思；相继在1982年12月提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好像是鸟与笼子的关系；1984年10月评价了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1985年9月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和目的，“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他还特别提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1988年10月对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八条意见，首次提出承包责任制的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问题，再次强调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以上这些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并为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总目的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这里，我们且不必去评论陈云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肯定马克思有计划按比例理论是正确的，提出苏联、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后的落后国家经济建设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理论也是应当的。而应当高度关注陈云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新的思想观点，着重研究他以下两个方面的理论观点：一是当时我国没有重视抓有计划按比例的同时抓好市场调节部分；没有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从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出发，发展这个理论，并不断处理好计划与市场两者的关系。二是由于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造成不良的后果；抓得太死，太单调，生产发展不活，也发展不快；大少爷办企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利润观念，不是企业家办企业，等等。这些思想观点，是切中时弊，也是与时俱进，富于创造性的。同时，这对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我建议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党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中来深入研究，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过程来深入研究，从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市场化和完善宏观调控的认识与实践积累过程来深入研究，就有可能得出实事求是的研究成果的，就不会得出消极的结论。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理论界的认识尚不一致。有的认为后者与前者，两不相干，相互对立；有的认为前者是守旧的主张，后者才是改革的主张；有的认为两者不完全一致，但有某些共同点，即两者都主张市场调节的必要性，不同之处只是市场调节的比重不同；有的认为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党从主张“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强调加强宏观调控，两者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只是前者的主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总之，希望明年陈云诞辰一百周年的理论研讨会上能有人提供有说服力的研究论文。
三、陈云关于发展对外贸易思想和实践的研究
陈云在1972年4月从江西回到北京。从1973年起，他在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条件下，全心竭力地参与领导对外贸易工作。短短几年里，提出了许多闪烁着光辉的外贸经济思想，而且，他直接参与和指导了全国对外贸易工作的许多决策和实践，使经受“文革”严重冲击的外贸工作逐步恢复生机和活力。他作了不少新的尝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创对外贸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准备和有益的经验，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先声。值得重视深入研究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1.提出并亲自认真研究当代资本主义
陈云根据中美关系的变化和当时国际形势发展趋势，预示中国对外贸易即将从占75%的比重面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占25%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转到相反比重的变化。因而他提出必须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几次回升、停滞的次数和周期变化及其对策。建议外经贸系统领导干部学习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上的第十六次、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分析。陈云身体力行，认真学习研究，在1974年7月先后写出《对目前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发言提纲、《这次经济危机与一九二九年危机的比较》发言提纲。他对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作出的科学深刻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另一方面提出重新建立外经贸有关的研究机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金融、货币、贸易、外交、驻军、旅游诸方面的现状；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康纳利（时任美国总统国内外事务顾问）、舒尔茨（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德斯坦（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等人的报告、讲话，了解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的动态和基本政策，以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部署。
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向我们提出只有研究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才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开拓新的局面。
2.深入调研外经贸部领导和各进出口公司的工作并明确职责进行工作指导
陈云接手分管对外贸易经济工作后，首先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对外经贸部以及所属各进出口公司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仅在1973年6月间，他先后听取了中国土特产品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正副行长、中国轻工业进出口公司负责人、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负责人、中国外资运输总公司负责人的汇报。他还先后三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座谈。在调研基础上，明确提出：外贸部的任务是管好商品价格的波动，当好国家对外贸易的业务经理；人民银行的任务是管好货币的波动，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他特别指出，我们的进出口市场不要集中在一两个地方，要分散，以免被人控制。开辟新的市场，在初期，出口可以稍低，进口价可以稍高。他鼓励负责同志讨论工作方案时，要敢于“抬杠”，提出不同意见，从“抬杠”中可以出马克思主义，说错话不要紧。
3.亲临广交会了解情况，并现场指导工作
1973年秋季广交会期间，陈云先视察广州交易会的展厅，然后，听取情况汇报，分析研究交易中出现的新情况。陈云对这届交易会外商抢货现象比春季交易会减少的原因，作了正确分析。他指出：今年上半年资本主义市场商品价格上涨原因有四个，即货币危机、商人投机、粮食歉收、经济回升。其中前两个原因是主要的。下半年后两个原因即供求关系上升到主要地位了，情况便有所变化。此外，陈云还深入了解到在广交会工作的外经贸干部进行外贸业务谈判非常紧张，工作任务重，压力大，死了两人，一人脑溢血的情况。据此，他立即向外经贸部提议，要吸收青年同志参加谈判，让他们挑担子，帮他们提高，以适应工作需要。
4.利用香港商品交易所作好进口贸易
1973年10月，陈云提出，因为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上，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买货物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也是大宗商品成交场所。所以，它具有两重性。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今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布置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尽快购买年内到货的原糖47万吨。不但如期完成任务，中间商得到利润60万英镑，而华润的五丰行还赚240万英磅。这样做，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利用交易所要继续研究，总结经验，必须严守党纪，不能浪费分文。陈云曾指出：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不让资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没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发展进出口贸易的一种新尝试。
5.利用我国劳动力，购置外国原材料，加工生产成品出口
1973年10月，陈云提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坚持自力更生，绝不是依靠外国。美国是产棉大国。美国、英国、日本的纺织工人工资高。我国有丰富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比它们低得多。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既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又加快工业化建设，“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这个决策，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沿海省份开始出现“三来一补”做法的先声。
6.积极拓宽外贸领域，重视发展工艺品、服装和副食品出口
陈云强调工艺品是必保的出口商品。理由有三：一是绝大部分品种货源充足，只是扩大销售市场的问题。二是有关人民生活。在这些商品中，有相当多是农民副业生产和居民生产的产品。三是可以积少成多，不要轻视小商品。为此要组织好货源，千方百计打开西欧、北美、大洋洲和其他市场，保持和扩大港澳、日本、新马市场。工艺品要创造新题材，也可以利用旧题材。要争取好价，保证和提高质量。陈云支持外贸部和纺织工业部出口服装的打算，并明确提出，服装出口换汇率高，是纺织业发展的方向。陈云还同外贸部负责人谈副食品出口的问题。他指出：欧洲是一个生活水平很高的市场，向他们出口吃的东西靠得住，我们应把出口重点放在这方面，如兔肉、牛肉、蔬菜都可以搞，搞这些成本总比他们便宜。要充分利用香港，把华润公司扩大，使它变成“第二外贸部”。让它到外国去设公司、搞仓库。这不仅是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支持西欧共同市场的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政治需要。
7.正确认识港澳在外贸工作中的地位和条件
陈云针对港澳贸易中斗争的新动向，及时向有关同志明确指出港澳在对外贸易的地位，“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要看到“对港澳的出口贸易，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有利条件是食品和其他传统出口品，我们可以占领主要市场，但也有可能被挤掉。不利条件是自由港，竞争激烈”。对此种不利条件，许多同志还未认识到。陈云强调：“对港澳贸易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时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难。要加强对港澳贸易工作干部的政治教育，使他们有两点自觉性：一是责任重大，二是能经受特殊环境的考验。”
综上所述，陈云在特殊条件下，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不仅提出一系列远见卓识的思想，而且，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回击“四人帮”的诋毁，恢复发展了对外贸易，使我国外贸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他留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财富，值得系统深入加以研究。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陈云主持一段时间的中央财经工作，他继续重视对外贸易工作，曾经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提出过不少很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并为中央采用，解决了不少重大问题。例如面对十年“文革”破坏带来的困难，他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达到两千万吨”【《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36页。】的大计，使农民休养生息，有利于经济恢复发展。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某些国货降价现象，他及时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80页。】等等。陈云对新时期对外贸易工作的思想是相当丰富的，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陈云关于对外开放思想的研究
陈云对外开放思想有独特的视角，他坚持用辩证法观察问题，提出问题。一方面强调要对外开放，不能闭关自守，另一方面要谨慎从事，善于总结。
他主张冲破封锁，利用矛盾，打开思路，尽管与外国做生意，要注意“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
他主张“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要借些不吃亏的外债，还要充分考虑到我们还本付息的能力。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他主张要引进必要的有利的技术。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引进技术，填平补齐，成龙配套，以扩大我们的生产力。引进技术，必须有专家参加，择优选用，集体商量，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他赞成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他认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充分估计特区带来的副作用。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五、陈云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和实践的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在建国以来所形成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不少基本理论观点更为深化，同时，又根据新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相当丰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1.中国四个现代化如何实现？陈云首先强调：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这包括1977年提出的2004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120个大项目建成。陈云正确指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一是现有的工业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引进新技术；二是现有技术人员是我们知识力量的基础，出国留学取得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留学生毕竟数量有限；三是依靠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四是现代化建设除了要上若干个大项目以外，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我们国内现有企业基础是不少的，要在这个基础上引进新技术（软件），或则填平补齐，或则成龙配套，用这些办法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能力。
2.四个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要脚踏实地。陈云重申他1957年提出的经济建设规模要同国家财力、物力和人力相适应。直到1994年陈云还强调全国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放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从1973年起，陈云多次提出要高度注意各地水资源情况，这是关系经济建设必备的重要资源。农业要用水，工业要用水，人民生活要用水。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
3.我们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大方针：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陈云重申1961年提出的“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思想，并进一步阐明“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总之，“必须做到一能吃饭，二能建设”。
4.农村经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粮食生产。既要注意“无工不富”，也要密切注意到“无农不稳”和“无粮则乱”。因为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这件事不能小看。
5.陈云郑重地提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原则，具有长远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陈云在新时期，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阔。他还对财政金融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还提出大力发展旅游业，要优先安排，这实际是“风景出口”。他还强调要十分注意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等等。总之，他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