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
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
陈雪薇
1978年，陈云在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两个凡是”。同时，他最早发现当时经济建设不从实际出发，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重大决策。陈云亲自具体领导了80年代历时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这次调整，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十年“文革”及其以前经济建设积累下来的灾难性后果，又及时解决了1978年出现的“洋冒进”，使“我们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成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要前提。
一、陈云最早发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冒进问题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提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77年年底，提出在今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要求在2000年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贯彻上述任务，1978年2月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宪法修改草案》和《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这些文件具体提出：从1979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五个重点港口。这样的规划，一不切合国力所能；二时间短、要求过高过急。陈云作为中央委员参加这次会议，在东北组作了一个颇有针对性的发言，他指出：（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对农、轻、重的次序，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没有这样摆。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少，耕地少，耕地中还有一部分种植经济作物。要把农业搞好，应采取一些措施，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二）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三）今后几年，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的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的供应。当时，陈云的发言没有引起重视、更没有被接受。同年2月五届一次人大通过了今后八年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70%。这个决定是发生1978年新冒进的源头。
1978年7月到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的问题。这个务虚会发出一种信号，中国有必要有条件组织国民经济的新的大跃进，到2000年，四个现代化必定在中国实现。在这样的思路支配下，国务院务虚会的调门越提越高。在7月31日陈云不顾自己还未完全恢复领导职务的特殊情况下，他全看过务虚会的重要发言后，对李先念、谷牧直言提出：务虚会还是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不仅要听正面意见，更要听反面意见”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这对于当时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副“清醒剂”。但是，不清醒的人仍然沉醉于新的大跃进中。
当时，经济冒进突出表现在：第一是由于“六五”期间的新建与续建120个大项目，因此，1978年的基本建设不顾原有积压下来基建战线过长的老问题，不断追加项目和投资，在建的大中型项目由1400多个增加到1733个，所需投资达2800亿元，这样高额投资1978年底仅完成1600亿元，尚未完成1200亿元，至少要花费10年时间才能完成。这显然是盲目冒进的举动。第二，对外引进过急，统筹安排不当。1978年第四季度同时引进钢铁、化工、彩电等22个项目，而急需的煤、电、油等项目引进极少。至于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和购买制造技术专利的项目都很少。引进的项目22个共需支付外汇约130亿美元，均要求到期用现汇支付，增加了不少负担，造成经济工作新的压力。第三，编制1979年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考虑实际可能性不够，而考虑需要实现的要求过急过多，造成原材料、财政留下很大缺口。例如燃料短缺1500多万吨，钢材、水泥、木材满足不了457亿元基建投资的需要，估计1979年财政赤字突破上百亿元。
经济建设的新冒进，既不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左”的错误指导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严重状况，极大地妨碍国民经济协调、快速的健康的发展；也不利于应以极大精力解决人民生活中长年积压下来的“欠债”，包括衣、食、住、行、用、教育、医疗、就业，全国1/4的人口处在饥饿贫困等危机状态。1925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政治报告曾经指出：“在我国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失算，都不会只以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①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1925年12月18日，《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页。]这个判论，对我国经历了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长期停滞又加上1978年经济工作的失算的分析是再恰当不过的。如果全党对这个现实不统一认识，不痛下决心正视现实，采取正确对策，我们是无法前进的。
陈云面临如此严峻的现实，在1978年12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针对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提出了关于当前经济问题五点意见。首先他突出地提出“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并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阐述，他认为弄清“实事”并不容易，要做到必须“交换、比较、反复”。只有按这六个字弄清情况，才能把事情办好。这对解决当时中央领导层认识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歧是切中要害的。与此同时，陈云提出解决经济过热几项应急的重大举措：一是近三、五年内进口多一些粮食，这是大计；二是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三是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机动财力；四是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五是要重视旅游事业的发展，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陈云这些重要意见，促使党中央领导层正视现实，转变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使经济工作从急躁冒进的势头向调整改革的方向转变。实际上，在陈云发言的导向下，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围绕着工作重点的转移，结合1979、1980年国民经济的安排和当前经济建设实际，研究了从历史到现实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面临最突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不端正，造成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经济长期处于俳徊停滞状态，对国家国力增强和人民生活改善造成很大妨碍和损失。对国民经济调整势在必行。中央工作会议对经济形势和任务的讨论，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发生了巨大作用，对1979年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有着积极意义。
二、陈云及时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新“八字”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全部恢复其主要领导职务，并被选举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79年3月14日，陈云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对当前和今后的财政工作郑重地提出了三点意见。“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为此，同年3月21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国务院关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当前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会议开始时，李先念首先检查了对经济建设形势估计不够全面，只看到粉碎“四人帮”后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财政收入有所增长的顺利情况，而对国民经济严重破坏认识不足，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估计不足。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失误。他提出要统一思想，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接着。陈云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问题。（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一方面我们还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20年，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出发点，不能脱离这样的基本国情来制定建设蓝图。（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这是陈云一贯的观点。要坚持这个观点，必须明确，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还必须明确，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也必须明确，按比例发展，并不是指标愈低愈好，钢搞得愈少愈好。要指标高一点，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3）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这是根据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而提出来的。“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4）对2000年钢产量定多少合适，陈云认为，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他提出，1985年搞6000万吨钢根本做不到。2000年搞到8000万吨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他提出：“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最后，他提出，要把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看作重要的题目。在会议结束前，邓小平讲话中明确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一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会议同意国家计委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并确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把这个时期的经济工作概括为八个字，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这是一个新的“八字”方针。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问题，正式通过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李先念代表党中央讲话。会议印发了邓小平、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国家计委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李先念的讲话，首次传达了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之后，作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的重大决策，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他说：“我们的经济恢复既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提出三年调整的问题呢？这主要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大严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①[①《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9－350页。]然而，我们对这种严重状况缺乏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现在，我们主动暴露矛盾，正视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采取果断、有力而又审慎、稳妥的措施，下决心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正是信心的表现，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次调整必须实现以下的主要任务：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②[②《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8页。]他强调贯彻新“八字方针”要执行12条原则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增长相适应；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筑工业的生产建设，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引进要循序渐进；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对物价必要的调整；切实解决好劳动力安排问题；坚决控制人口的增长；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项计划要相衔接不留缺口。
李先念对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首先要整顿企业的领导班子，然后，着重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工夫。讲话阐述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和方向，在详尽指出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诸多弊病的基础上，肯定了除了改革无他路。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了四点：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的地方的管理权限；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李先念强调说：“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件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作，我们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全盘的重大改革，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基本上改变过来，生产建设不进一步建立起正常的良好秩序，是难以进行的。”①[①《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他最后提出，要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决心要大，工作要细，要加强党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做好这项工作。
与会者深入讨论了李先念的重要讲话和会议印发的文件，一致同意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调整后197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继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对胜利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会议在初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坚决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的基础上，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
三、陈云创造了调整国民经济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相结合的新特色
可以说，从1979年3月到1984年第三季度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也就是我国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过程。这是与1961年到196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根本不同之点，也是8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所独具的特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作为主管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中央全力支持下，以其对人民无比负责的态度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过细和慎重的工作作风，一手抓紧国民经济的调整这个中心工作；一手积极稳妥地进行经济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第一，重申建设四化，要坚持实事求是，关键要弄清事实，真正清醒认识中国的国情。
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是拨乱反正的根本环节，也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多次反复在中央重要会议郑重地提出来的。这既是针对当时盛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时也是为纠正党自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所作的努力。
经济工作长期存在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其重要根源之一，就是对中国国情没有弄清楚。陈云经过长期调查、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是很多。”陈云还进一步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情再作具体分析，作为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50－251页。]陈云这些科学论断，清晰地告诉我们应当对中国国情特别关注的基本观点：
一是中国是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同时是农民人口占80%的大国，农民生活很困难，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据统计当时全国吃饭问题未解决的贫困农民约2.5亿人。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要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这是头等大事。中国革命胜利已经30年了，人民生活改善还处在这样低下的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它、改变它。
二是中国还很穷，但是要在20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又要改善人民生活；而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矛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搞建设，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农业对建设约束力很大。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四化建设，必须树立长期艰苦奋斗的坚定信念，切忌急于求成或者消极等待。
回顾自1958年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多次跌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我国基本的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了解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为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把我国这样落后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提高到先进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因此，在指导方针上，犯了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的错误。只有清醒地认识中国国情，搞清楚这个“实事”，才能作出正确的“求是”，事情才能办好办成功。
第二，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
陈云充分注意到，“左”倾错误对党内影响年深日久，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工作中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不仅做财经工作的同志之间有分歧，中央内部有分歧，而且中央与地方之间也有分歧。陈云主张一靠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二在适当范围充分讨论，意见不一致总可以解决。
1979年9月2日，陈云致信姚依林，请他将财政部整理的《关于1950年——1979年国家财政收支总额及基建拨款的资料》，印发给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成员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30日，陈云委托财政部整理好《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四次紧张和波动的资料》、《关于能否压缩流动资金搞挖潜、革新、改造的资料》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国务院各副总理、财经委员会成员并政治局委员。印发通知中说，国务院领导同志建议认真研究这两个历史资料。这对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做好经济工作极为有益。材料之一《关于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四次紧张和波动的资料》，历述1953年的盲目冒进、1950年冒进、1958－1960年“大跃进”、1967至1976年10月十年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造成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的情况。这份资料作出了合乎实际的分析，指出除政治原因外，问题主要出在：（一）基本建设超过财力和物力的可能。这说明基本建设盘子安排得适当与否，是我们经济能否稳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界限。（二）基本建设、职工工资（包括调整工资的加人）、农村投放（包括农贷和调整价格）一起出台，这是财力、物力受不住的，这三件事一起上，连续几年，连续时间愈长，需要调整时间愈长，受的损失愈大。（三）大上大下，不量力而行。（四）情况一好就折腾。这份资料还引用陈云一句话，陈云同志说得好：目前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
第三，郑重地指出，开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后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
陈云根据领导我国经济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深刻理解，审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地说：“必须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一九五七年以前一般情况比较好些，一九五八年以后‘左’的错误就严重起来了。这是主体方面的错误。代价是重大的。错误的主要来源是‘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领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82页。]这些准确判断和透彻分析，的确是入木三分。当时在党内产生了重大的积极的影响，使人们思想为之一震。深刻理解陈云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主要错误的正确论断，不仅能重新正确认识历史，更重要对当今和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陈云科学地指出：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特别自1958年以来这个错误就严重起来。这就告诉我们，经济建设中犯的不是右倾保守、而是左倾冒进的错误。这个科学判断，对我们重新审视建国以来发生过的党内围绕经济建设的论争和实践中的许许多多的分歧，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加
从1958年初南宁会议错误批判1956年主持反冒进正确决策的周恩来和陈云起，持续半年左右的反反冒进，出现了许多颠倒是非的观点，长时间内支配着全党，并误以为是正确的，这是十分深刻的教训。例如“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的口号，只能反右倾保守”。“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似乎“快”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产生了严重后果。在思想上，批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片面强调“左”比右好；在政治上，批掉了八大路线，被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所取代；在组织上，批掉了党内民主作风和集体领导原则，滋长个人专断；在经济工作中，批掉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发动“左”倾冒进的“大跃进”运动作好思想准备，总之，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是建国后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发端。
其次，陈云明确地指出：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严重起来，使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不应好了伤疤忘了痛。
建国以来，在经济建设中屡犯冒进错误，1958年以前出现了两次局部性的冒进，是在1953年和1956年。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是全局性的冒进。1966年到1976年经济工作“三起三落”，其中1970年到1971年出现“三突破”即职工人数总额、工资总额和商品粮销售总额均突破警戒线。1977年到1978年出现“洋冒进”。这样接连不断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拖慢了经济的发展，浪费财力物力巨大，人民生活长期没有多大的改善。正如李先念在1979年12月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大跃进”时，据有同志估算，国民收入损失了1200亿元，经过三年调整，才恢复过来。“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除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现在不说以外，在经济上，据有的同志估算，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5000亿元。李先念还指出“除了这两次大的折腾，还有过一些小的折腾。现在，我们的国家稳定下来了，还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得来的，我们应当十分珍惜。”①[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
再次，陈云尖锐地提示了“左”的错误来源于“左”的指导思想，在“左”的错误指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教训。
经济建设长期犯的“左”倾冒进的错误，来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陈云一语道破了这个长期纠缠和困惑党内的重大认识和理论问题。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支配，不可能正确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往往以政治挂帅为由，政治压倒一切，不可能把经济建设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地位，相反，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往往被误解为用经济冲击政治，甚至是被指责为“只埋头拉车不看路的右倾错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支配，围绕经济建设中的具体工作问题的不同意见，特别是实事求是的正确意见，往往被扣上右倾的政治帽子，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棒加以指责和否定。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决策既从实际出发，实践效果又是好的，却无端扣上“反冒进是政治问题”、“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等等。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信是对1958年经济建设的分析批评和建议，却被错误地视为“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的无理批判，反映了对正确分析经济形势和贯彻八字方针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的否定。由此可见，经济建设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同“左”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陈云深刻提示了在“左”的错误指导下，不可能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几十年来党内矛盾和两条战线斗争反复出现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因为‘左’的错误指导就是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或客观唯心主义的泥坑，也就不可能弄清楚是与非、对与错，更不可能从错误中正确总结和吸收深刻的教训。”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方法论，才有可能彻底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揭示和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甚至严重危害性，获得极可宝贵的教训。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邓小平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有可能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真正总结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种至理名言，因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党，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因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两点分析是邓小平对两条战线斗争基本经验的简明概括，这是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才懂得的。
四、精心的具体指导经济调整工作，使之成为历史上一次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陈云不仅高度重视把调整国民经济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有机结合，而且对调整国民经济工作进行精心指导，既具体又可行，从而使8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与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具有显著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它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20世纪80年代调整国民经济要解决的问题，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主要是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重工业内部、工业与交通等问题。二是长期积压下来的人民生活中的一系列“欠债”问题，即衣、食、住、行、用五大问题，还有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更加严重的财政收支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等问题。四是经济结构合理化的问题。五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农业、工业、计划、财政、物价、工资、税收、金融、商业等）。五项任务，重点是前三项。
整个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历时五年，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4月到1980年年底为第一阶段，着重调整了农、轻、重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增加城乡居民收入。1981年到1982年为第二阶段，针对前段调整中存在的问题，着重削减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消费，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经济局势。1983年到1984年第三季度为第三阶段，着重深入调整，积极改革投资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
五年国民经济调整，关键在头三年。作为全国财政经济委员主任的陈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全局工作，他不断关注着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各种动态，面对经济困难的现实问题，寻找、选择正确的举措加以切实的解决。在调整国民经济的日日夜夜，陈云以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日理万机，有时带病工作，提出问题并领导集体讨论，作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重大决策，使国民经济调整得以完满解决。他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总是全局在胸，狠抓具体落实。在这里，我们着重总结三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
第一，对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两个大政方针，指导全局。
1981年12月，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郑重地提出经济建设中两个大政方针：一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兼顾好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发展。这个大政方针在调整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二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另一条大政方针。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在实施这两个大政方针中，凡是做得好的时候，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兼顾就做得比较好；否则两方面都遭受损失。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调整高度重视贯彻这两个大政方针，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
第二，明确提出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要逐步改善农民生活，这是头等大事。
陈云在调整国民经济中首先特别关注的是农业和农民。而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与改善农民生活是很具体的工作。例如陈云提出在三五年内进口2000万吨粮食，让农业休养生息。摆稳这一头，就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陈云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他提出，粮食一定要有人管。说钢铁是硬的，我看粮食更硬。不准减少粮食种植面积，想办法保证粮食逐年增产。发展农林牧副渔以及经济作物，粮食还是第一位。陈云还正确总结了在农村处理不同生产部类关系的一条重要的经验：在农村，“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因为这是“十亿人口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
第三，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调整好年度经济计划。
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是这次调整国民经济必须解决的重点。陈云深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直接指出：“现在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他同意国务院同志提出“要让先进企业‘吃饱’”，“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能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②[②《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陈云对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规模是非常坚决的，他在1980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明确提出：三年之内不增加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置之死地而后生”，再“耽误”三年有什么了不得！过去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那就再“机会主义”一次吧。③[③《陈云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根据这个精神，更好地保证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压缩了财政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全国预算内投资为389亿元，1979年为397亿元，1980年为300亿元。同时，大力减少大中型项目的建设，从1978年1700多项到1980年减为904项，把基本建设投资转移到城市公用事业和居民住宅建筑方面，1978年投入20.9%， 1979年达到30.25%， 1980年为35.7%，其中居民住宅比重上升为20%左右。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住宅投资最高的年份。
陈云积极推动调整1979年度经济计划。1979年1月1日、5日，陈云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有很大缺口，先后两次批示：“国务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资还有缺口。’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接着，同年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经济计划。在会上陈云对调整1979年计划提出了正确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李先念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经过两个月的修改，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下达调整后的1979年度经济计划。农业生产增长速度由百分之五至六，降为4%；工业增长速度由百分之十至十一，降为8%；基本投资由457亿元降为397亿元；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均有所下降。1979年度计划调整后，保证基本年度经济的全面完成任务，对1980年、1981年度计划调整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在陈云主持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国务院采取7项有力措施。经过5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令人振奋的成就，开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新时期。实践证明，陈云肯定“我们这次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我们会站稳脚根，继续稳步前进”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是正确的。
（来源：《陈云百周年纪念——全国陈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下） 2006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