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陈云的求实人生
解读陈云的求实人生
严燕子 邵维正
初冬的上海，阴雨绵绵。在河南中路商务印书馆厚重的大门旁，伫立着一个衣裳单薄的少年。他似乎完全不在意这冬日的寒意以及即将开始的辛苦生活，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和喜悦的神情。他就是刚从青浦老家来到上海当学徒工的陈云。
学徒工做的是脏活重活，拿的是最少的薪酬，起早摸黑姑且不论，一不留神往往就会被训斥，而且还不能辩解，只能忍气吞声，埋头苦干。陈云凭着从小就养成的不怕吃苦，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很快就熟悉了业务。他待人和气，态度谦虚，能吃苦又好学，来店不久，就赢得了同事们的信任和称赞。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刚刚20岁的陈云积极组织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举行罢工斗争。
在酝酿发动罢工的过程中，陈云初次展露出了务实、求实的品格。他考虑到“五卅”运动后，盘踞在上海的奉系军阀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取缔工会组织的严峻现实，认为目前一味地强调罢工斗争的政治目的，不仅无法实现，也不利于发动工人群众；而迫使资本家接受部分经济要求，不仅可以改善工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待遇，也是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唯一切实可行的斗争目标。
经过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罢工战斗的洗礼，陈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此时，距离陈云只身一人离开家乡来到上海，不过是6年的时间。然而这6年，正是一个人从少年成长为青年，人生观、思维方式逐渐趋于稳定的关键时期。自青少年时期形成的务实和求实的品格，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70多年的革命生涯。
“求实”是伟大的品格和高风亮节的集中体现，似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青年、中年直至晚年，数十载如一日，坚持不懈，矢志不渝
抗战开始后，陈云来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是他极力倡导的干部政策。当时，我党只有3万党员，与迅速发展的抗战形势不相适应。陈云就从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要广招天下士，特别是要努力地争取知识分子。对待知识分子，要有大的气量，看人要看主流，在政治问题上更要实事求是，慎之又慎。
当时，大批人才涌向延安，有不少人还是从敌占区来的，难免鱼龙混杂，这就需要进行组织审查。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要深入调查，分清敌我，了解清楚一个人并非易事。
作为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亲自领导审查干部这项重要工作，并提出先安排学习和工作，再从实际表现中慢慢去了解人，绝不能凭主观印象和推断而草率地下结论。
有一次，中组部的小四合院里，突然来了一对青年男女。原来他们想进党校，进训练班，来找陈云想办法。可就是这两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不久前被人告发为“托派”，说男的是托派特委委员，女的是托派分子。陈云沉默片刻，就如实告诉他们：有人说你们是托派。他们一听，马上惊异地哭了起来。
陈云嘱咐他们不要着急，说问题一定会查清楚的。
经过两个月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得出了结论，他们不是托派，托派之说纯属捕风捉影。陈云说：“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事隔几十年后，当这一对男女回忆此事时，还感慨万分地说：“当初，要不是陈云同志亲自审查，问题不会那么快就澄清。要是落在康生手里，这一辈子就完了。”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前锋直指东北的门户锦州，在辽阔的黑土地上，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这场大决战打响后，陈云负责沈阳的接管工作。
在中国，接收大城市，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尽管陈云非常熟悉列宁“要打破一切旧的国家机器”的论述，可他认为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
由哈尔滨开出的列车上，陈云对参加接管工作的人员说，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切不可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他宣布的接管方针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与革命导师的理论可是大相径庭。然而，陈云坚持这十六个字是在分析了沈阳的具体问题之后得出来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接收完整，并迅速地恢复城市秩序。
陈云接管沈阳的务实做法，毛泽东倍加欣赏，并由此形成了“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沈阳经验”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和治理城市的“样板”。从此，人民解放军每解放一座城市，都按照“原封原样接收”，成功地解决各个城市从国民党反动政权向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转轨”问题。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面对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几近崩溃的严重局势，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连出良策，仅用半年多时间就解决了旧中国多少年都无法解决的金融物价问题。
稳健务实的陈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策略。平息上海的“银元风波”，他采用的是强硬的政治措施；而在随后的“米棉之战”中，他却娴熟地运用起了经济手段，不同的策略体现了符合不同事物规律的发展过程。
建国以后，陈云长期担任经济战线的领导重任。无论是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开创和奠基过程中，还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里，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实情弄清楚，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在主持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的过程中，陈云强调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稳中求胜。
陈云把我国的国情概括为“大国小生产力”。我国虽然面积大、人口多，但是生产力水平低，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业为主的小生产占优势。人口众多，吃饭穿衣住房子，做计划不考虑这一条不行；面积虽大，但可耕地只有16亿亩，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只有200多斤；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矿产地质工作做得很少，探明的储量很少，技术干部严重不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考虑问题必须面对和依据的国情。要改变这些情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时间的努力，只能是逐步、有重点地进行，不能操之过急。对此，毛泽东曾经说过：“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
陈云到了晚年，求实的作风一如既往。复查潘汉年案件，就是感人的例证之一。
潘汉年曾经担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领导地下党多次取得重要战略情报，在险恶的环境下保卫中共中央，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然而，在1955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却一夜之间从功臣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潘汉年长期沉冤未雪，背着“反革命”、“内奸”的沉重历史包袱，于1977年4月在长沙凄然病逝。
1979年10月17日，陈云做直肠镜检查，被确诊患结肠癌。面对病魔，陈云担忧的却不是自己的身体健康，他牵挂的是潘汉年的冤案！他坚持要恢复被扭曲历史的真实面目。当医生和秘书汇报病情和治疗方案时，陈云当即表示：需要做手术就做，你们要想办法保证我再活3年时间。
24日，陈云做结肠癌手术。手术前，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事需要交代时，陈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只谈了一件事：潘汉年案件需要重新审查。他认为，潘汉年案件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潘汉年个人，还关系到整个隐蔽战线的冤假错案平反问题。
陈云在术后要求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老同志，如廖承志、夏衍、刘晓等，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在收集了大量调查材料后，1981年3月1日，陈云致信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如中央同意，可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办理。
3月3日，胡耀邦批示中纪委对潘汉年案进行复查。中纪委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不能成立，应予否定。1982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重要贡献。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起冤案的纠正，对弘扬实事求是精神，平反冤假错案，又是一次促进。
即使在逆境中，他也不计较升迁荣辱个人得失，始终坚持以实践来验证真理，既不盲从，也不保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念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陈云政治生涯中的坎坷经历是不是与他务实、求实、唯实的性格紧密相关呢？
早在1931年，陈云就进入中共临时中央工作。此后的60余年，他都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是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然而，在陈云的政治生活中，也曾有过3次大的起落，他还曾被迫离开中央一线的工作长达16年之久，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可是，不论政治上的跌宕起伏，哪怕是在逆境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陈云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坚持工作，始终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中，陈云反对搞“左”的一套，真心关爱知识分子的做法，却冒犯了康生之类的“权威”。1944年3月，被认为右倾的陈云从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岗位调离，改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这实际上是一次“贬黜”。但是，陈云心静如水，并不在意职务上的进退，在管理财经工作中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为他日后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等职，统帅全国的财经工作，“八大”后还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稳定经济局势，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是，在1958年南宁会议后，他只担任建委主任，不再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这是陈云政治生活上的第二次“跌落”。
事情还要从陈云的反冒进说起。
在“一五”计划的鼓舞下，广大人民投身于经济建设的热情很高，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陈云看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不思进取，而是贪多求快，急躁冒进。
1956年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基建会议上，就将建设项目由原来的694个追加到745个。几个月后，又将建设项目追加到800个。
面对这种形势，陈云非常着急。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才能稳步前进。尽管“一五”计划的头几年经济形势较好，但中国的国力还是很弱，按照这样的规模和速度是承受不了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经济工作中的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了紧张的情况。
陈云强调，一定要根据财力的多少安排建设项目，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能一味地追求大规模、高速度，否则是欲速而不达。他经常说一句看似不通却很深刻的话：“快了就是慢了，慢了就是快了。”量力而行，看起来新上的项目少，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但却能按期建成投产，实际上是高速度；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盲目冒进，有许多大型项目一起上马，看起来轰轰烈烈，大干快上，但财力物力有限，结果哪个项目都不能按期建成投产，实际上是低速度。
陈云的观点，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赞成和支持。
在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坚持下，195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年的预算问题。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
然而，在南宁会议上，陈云却被批评为犯了右倾保守的错误，并因此不再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但他还是尽自己的力量，不断提醒大家基本建设要注意配套，要注意质量。
在大跃进运动的狂飙中，许多人害怕戴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不敢提意见。陈云依然对1959年钢铁3000万吨指标能否完成提出了怀疑。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陈云确定：1959年钢材的可靠指标应定在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大家算了与冶炼钢铁有关的矿石、焦炭、耐火材料、冶炼和运输五笔帐，大家心悦诚服。
会后，陈云将发言记录送给毛泽东阅看，并附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参加会议的冶金部的同志认为，钢材数量定为900万吨太少了，会使下面泄气。对此，我看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所讲，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
信中还指出：“小高炉炼出的900万吨铁，含硫量超过了千分之二标准。既不能用于铸造，也不能在炼钢后轧成有用的钢材，这是劳民伤财。”
毛泽东同意陈云的意见。1959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为1300万吨。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今后7个月，主要搞好综合平衡。并表扬了陈云，还深有感触地说：“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陈云政治生活上的第三次跌宕发生在1962年。
1962年3月，陈云看到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认为与他在农村所见相符，与他设想的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是一个路子。陈云还兴致勃勃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
包产到户，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些地方为了克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实行的一种联系产量、责任分解到农户的生产责任制形式。
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体了解包产到户对粮食生产的作用，陈云让粮食部派一位副部长去当时搞“包产到户”最红火的安徽作调查。调查的结果认为，安徽“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不是什么“单干”，而是有“五个统一”，即统一安排粮食生产计划，统一大农活，统一管水用水，统一打场，统一分配（定产数字以内的）。
然而，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包产到户是“右倾”的做法，坚持这一办法的干部也被打成“右倾机会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陈云却不计较这些政治风险，他决定尽快同中央常委商量“包产到户”事宜，并向毛泽东直接陈述。
有人出于好意，劝他要慎重考虑，不要急于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陈云却断然拒绝，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此事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误时机！
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以后，陈云的政治处境日益困难，“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几乎成为定论。他也逐渐远离中共核心领导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后。
从1962年离开中央一线的工作，到1978年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整整坐了16年的“冷板凳”。然而，当陈云重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积极地发挥作用时，似乎从来就没有这段空白，因为他一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即使处“江湖之远”，也常作“庙堂之思”。
1977年3月，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顶着“两个凡是”的巨大压力，打破政治上的沉寂，呼吁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郑重提出要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从不愿多谈自己，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但是一旦涉及原则问题，他却不避风险，即使是“禁区”也敢闯敢冲。
1978年11月10日，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又一次挺身而出，要求为在“文革”期间受到错误迫害的同志平反。
陈云的发言扭转了会议原先的议题，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为全党顺利展开拨乱反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陈云不仅全力支持改革开放的实践，还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在当时的条件下，陈云主张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进行，市场调节和计划指导就象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本意是搞活经济、市场调节，不能离开宏观调控，不能离开发挥政府的社会经济职能。
陈云的这番话，主要是讲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但是有人却把陈云的话曲解为经济是“鸟”，社会主义制度是“笼子”，把“鸟笼经济”视为“保守派经济理论”，并给陈云贴上了“左”的标签。
陈云与他的秘书朱佳木曾有过一次饶有兴趣的对话。陈云问朱佳木：“有人说我右了，又有人说我‘左’了，到底我是‘左’还是右？”朱佳木的回答是：“您既不‘左’，也没有‘右’，您是实事求是。”
陈云求实人生源于理想，信念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十五字诀”显现传奇人生的哲理升华。坚持和传播真理，后世楷模，精神永存
从脚踏实地的学徒到共和国元勋，从唯实不唯上的中央组织部部长到党的核心领导层。陈云之所以能够为党和人民、为国家和民族卓立功勋，而且历经无数次艰苦严峻的斗争考验，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自始至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信念，坚持唯实、务实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求实方法，
陈云说：“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不是一句空话。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就是陈云“唯实、务实、求实”的价值判断。正是这种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价值判断、信念和追求，陈云才具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陈云一生非常谦虚，历来不愿意宣传自己，哪怕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功绩；但对党和人民的利益则看得重似千钧，即使是禁区，他也敢碰敢闯，即使是有身败名裂的风险，他也坚持原则，始终言行一致。
三年困难时期，眼见人民挨饿，陈云心里异常难过。他向中央提出，进口一些粮食，来解决严重的缺粮问题。
进口粮食，这在当时可是个禁区。在“大跃进”中，搞人民公社，放高产卫星，我们早已宣布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每年出口粮食。现在突然要进口粮食，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
但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不进口粮食，就无法渡过难关。一向谨慎、稳重的陈云冒着很大的政治危险，坚持进口粮食，就是为了人民不再挨俄，能够度过困难时期。
事关人民的利益，陈云总是那么缜密细致，但是涉及到一己得失，他总是心态坦然，从不把个人的恩怨夹带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
曾长期遭受“四人帮”排斥打击的陈云，后来却力主不对“四人帮”宣判死刑，真正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为了维护党的根本利益，他对在“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和磨难看得很“淡”。因为他关注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只有党和人民的利益在他的心目中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陈云结合自己的领导实践，对于什么是“唯实、务实”以及怎样“求实”作了哲学的总结。那就是著名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15字诀。
陈云不仅自己始终保持高尚的求实的风范，更注重在全党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
1962年，陈云在七千人大会陕西省委全体会议上，讲到党内民主的时候，针对当时存在的“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现象，尖锐地指出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看到缺点、错误也不提，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肯定要失败。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所以一定要发扬民主，不唯上，不唯书，多听不同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上，他还着重谈了怎样弄清楚实际情况、制定正确政策方法，即“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的同志都把心摆得非常正，非常实事求是，可以抵得十万军队、一百万军队，这是无穷的力量。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的地位、作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与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是我们事业取得成功的法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新的实践相结合，永远是引导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陈云留给全党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