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先知：学习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论述
学习邓小平关于思想战线问题的论述
逄先知
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始终没有放松对思想战线，特别是文艺界和理论界的关注。
思想战线是党的全部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新形势下，依然如此。人们的行动总是受着思想的指导。思想战线同党的根本任务相一致，同其他战线的工作配合得好，党的事业就会顺利发展，从而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反过来，思想战线同党的根本任务相违背，同其他战线的工作配合得不好，甚至起涣散人心、造成混乱等反面的作用，党的事业就会受到严重干扰，从而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
邓小平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总是及时地提出批评和纠正。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
根据实际情况，正确把握和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指导思想。这就是说，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什么时候，什么倾向成为党的事业的主要阻力或危害，批评的矛头就对着什么。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的同时，不放松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警惕。这些都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的，这正是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精神。
众所周知，邓小平对于上世纪自50年代末开始的我们党的“左”的错误，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感受。从拨乱反正开始，他批评的锋芒主要是对着“左”。他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229页。】“‘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邓小平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左”的思想和倾向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局面、新发展。
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只能反“左”不能反右，当然也没有说过，只能反右不能反“左”。他指出：“搞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要根据实际情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9页。】他又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这里所说的右的倾向，其主要表现就是怀疑、否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在1983年9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他又说过：“最近翻了一下自己的讲话，过去两面的意思都讲了。那一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点，那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讲的。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1页。】所谓“那一方面”主要是指反“左”，所谓“另一面”主要是指反右。直到1992年邓小平为冲破当时改革开放遇到的种种阻力和思想障碍，在南方谈话中强调反“左”的时候，还是说到了两种倾向：“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深刻教训：只是一味地反对一种倾向，而不反对实际存在的另一种倾向，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这个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而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的，一方面反对右的错误，又一方面反对“左”的错误。当然，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总有一种错误倾向是主要的。
不论是“左”的倾向还是右的倾向，除了认识方面的问题，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有其历史根源，有些还有一定的国际因素。因此，对它们的批评要旗帜鲜明，不能任其发展。这是邓小平一再提醒我们的，并且为我们做出了榜样。1983年，思想战线上出现了许多混乱现象，出现了一种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敏感地察觉到这个问题，认为思想界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好多搞污染的事情，要列举一下，在肯定成绩下面，讲这些污染误国害民。”“现在思想战线是一片混乱。青年和人民不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拨乱反正在各条战线搞得比较有条理的话，但思想战线还没有搞个头绪出来，是乱的。这在一个时期看不出它的坏处，但再乱几年，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运动就难讲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930页。】
思想战线出现混乱和误导，如果不及时地解决，任其发展，将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乃至动乱，这一点，邓小平当时就已经预感到了。他在1983年10月就指出，“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当时邓小平讲的思想战线的混乱情况以及精神污染的表现，主要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当然，邓小平对资本主义文化决不是一概否定，而是要我们有分析地、有鉴别地吸收其有益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4页。】在那次谈话5年以后出现的政治风波，就是对思想战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但纠正不力反而加以纵容的结果。正如邓小平1989年4月所指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有做到认真贯彻。反对精神污染，二十几天就丢掉了。如果贯彻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混乱。”【《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3页。】同年10月，他又指出：“过去一段时间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我们党一些同志把思想阵地也交出去了。经过这件事，我们清醒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1页。】
邓小平多次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其要害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主张全盘西化，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斩钉截铁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需要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包括舆论）为其服务，以求巩固。古今中外，一概如此。一个政权，如果不把思想舆论阵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或者把已经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阵地交出去，那么，它的巩固肯定要受到危害，甚至是十分危险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毫无疑问，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战线的指导和主导地位。
用什么方法解决思想战线上存在的问题和错误的东西呢？邓小平指出：“中心的办法是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理论上的争鸣。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允许宣布资产阶级这一套，不允许共产主义者出来争？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要搞批评，搞文艺批评，只奖励不批评是不行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30页。】
“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现在是共产主义者不出来争”，这些切中当时时弊的话，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支持，同时又是一个有力的鞭策。
当年，邓小平曾批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9页。】他指出：“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之所以出现上述那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还有相当的影响，不能说与过去的大批判运动没有关系。“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批判，极大地伤害和冤枉了许多持正确观点的人，包括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拨乱反正，在有些人中间产生了一种误解，分不清正确的批评与极左的大批判的本质区别，分不清事情的是非曲直，认不清事物的本质，谁受到批评就同情谁。当然也不排除有人故意混淆问题的是非，以抵制批评。
解决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同解决改革中的问题一样，都有一个破和立的问题。如果不破除旧的僵化的“左”的思想，不改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经济体制，新的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就建立不起来。在思想战线上，如果不批评那些公然反对、攻击、诽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言论，让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任其泛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东西也难以确立。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错误东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邓小平说：不破不立。“只有彻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确的东西才能立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20页。】他在这里所说的“批”，是指对“四人帮”和林彪一伙的批判；所说的“立”，是指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认为，作为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这个话同样适用于破资产阶级自由化同立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鉴于过去搞批判运动，带来许多消极作用，造成严重后果，邓小平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页。】
这就是说，对错误思想，要作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要随意上纲上线，动不动扣帽子，讲过头话。总之，要实事求是，入情入理，以理服人。
邓小平反对和批评思想战线的各种错误倾向，包括“左”的和右的，反对和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创造和保持一个良好的、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实施，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满实现，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来源：《邓小平百周年纪念——全国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200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