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发展生产力思想探析

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发展生产力思想探析

丁俊萍

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首次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党所领导的伟大的人民革命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作了系统总结，对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了初步探索，因而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大会。

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根据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新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1]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能够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刘少奇和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阐述，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符合全党全国人民迫切期待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状况的愿望，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关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阐述，诚然是代表党中央的，但毫无疑问，也是他本人多年的一贯思想。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便在一份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手稿中，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概括了党和国家应当做好的两件最基本的事情。他指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上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为此，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推翻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使中国已有的生产力获得解放，清除发展生产的障碍，造成继续发展生产的顺利条件，并且使生产的继续发展获得保障”。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只有做好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而做好第一件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做好第二件事情。只有逐步做好第二件事情，才能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生活水平，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他特别指出，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3]

刘少奇所说的共产党人应当做好的两件最基本的事情及其相互关联，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即：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同时，这一论述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之间的关系，即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人民过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使命的认识，刘少奇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就提出，随着战争时期的结束，中国将进入建设时期，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快要胜利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就要开始了，要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现在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4]1949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5]可见，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前，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不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刘少奇心目中已经明确。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又多次讲到经济建设是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和基本任务问题。1950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说，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陆上已基本结束，“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6]。1951年2月，他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7]同年7月，他又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所作的报告中强调：“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继中共八大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党和国家主要任务之后，刘少奇又在许多场合强调了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例如，他在1958年3月四川省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就曾十分明确地指出：“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可能高速度地发展工农业生产。”[9]

可见，刘少奇关于党和国家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种一以贯之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中共八大之前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思考上，也体现在中共八大后刘少奇对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的探索上，更体现在他后来对中共八大的正确路线的实际坚持中。

刘少奇不仅明确阐述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光辉思想，而且在中共八大前后，就如何实现这一根本任务，如何尽快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很有价值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地广人多，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在这样的国度里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不可能照抄照搬任何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辟蹊径，走一条切合中国国情、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也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

刘少奇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思考，早在1950年就已开始。他在前文所提到的那份手稿中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国家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中国将走社会主义或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工业化道路。他认为：在建设时期内，存在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由人民积累资金以加快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为了筹集资金去建设我们的工业化，创造将来更好的生活，在我们不饿不冻并能保持健康的条件之下，尽可能多节省一点，少花费一点，以便由国家把资金积累起来，去加快工业化的速度。他还根据我国国情对工业化的过程大体要遵循的道路作了设计，这就是要在恢复国民经济尽可能发挥已有生产能力之后，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接着，要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最后，在已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重工业的基础上，大大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并大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刘少奇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之所以要走这样的道路，采取这样的步骤，是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只有轻工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农民需要的大量工业品，交换农民生产的原料和粮食，并积累继续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基础上，也可以把劳动人民迫切需要提高的十分低下的生活水平提高一步，有利于在政治上进一步团结人民。而建立一些必要的急需的国防工业，则是保障我们和平建设的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在这第一步取得成效之后，我们才有可能集中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器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在这份手稿中，刘少奇正确阐明了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10]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此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不仅提出了“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也对这一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其中涉及包括工业化道路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党实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是要根本改变旧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状况。因此，“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是以发展重工业的生产为基础的”。并强调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的同时，要“在资金、原料、市场所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地注意发展轻工业”。而在工业和生产力布局上，“目前需要注意的是沿海和内地的配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配合，中央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的配合”[11]。在这里，刘少奇主要是阐述了工业内部的一系列关系问题。

刘少奇高度重视工业化进程中的产品质量问题，强调在工业生产中，要注意产品质量。他提出，企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短期内掌握有关技术，逐步改善设备落后的状况，建立健全质量检查和技术监督制度，严格执行按质分等论价政策，逐步推行选购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必须在一切有关人员中，进行关于保证和提高质量的教育，彻底纠正那些对于质量不负责任的错误观点。刘少奇把质量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高度加以强调，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我们的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们的质量上面”[12]。刘少奇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还处于外延式发展时期，就如此重视质量问题，不仅表现了他对管理社会化大生产方面的懂行，也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强烈责任感。

刘少奇高度重视科学技术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13]，产品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他在1956年2月18日听取邮电部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就采用最新技术、加强科学研究的问题，集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来发展生产。“采用中心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它国家学习。”他还提出，在科学上要求做到又快、又好、又多、又省。在这个原则下确定建设方针和采用新技术的政策。长远建设计划要注意在技术上别走回头路。要好好使用技术人员，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注意提高干部的业务文化水平。[14]刘少奇关于采用最新技术、加强科学研究的这些思想，阐明了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关于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思想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表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这种生产关系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体上是相适应的，但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刘少奇认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不适应就要改”，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被冲破。[15]要按照各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建立崭新的一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6]。在这里，刘少奇不仅坚持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实际上也是强调生产力标准的问题。

刘少奇不仅明确提出了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整与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而且对当时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具体存在着的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作了剖析。

第一，对农业生产关系方面存在的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

针对1957年初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得太大，因管理不善而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情况，刘少奇尖锐地指出，大社现在是办多了，这与农业生产工具及农村干部群众管理水平不相适应，“办太大的社，就是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面了。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17]。在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着的“穷过渡”、“共产风”过程中，他进一步指出：“所有制不能随便改变，需要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觉悟达到一定的程度，分配也是这样。”[18]这显然是对那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左”倾错误的明确否定。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分配关系问题给予了精辟论述。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包括分配问题的重要性、分配问题的实质，以及处理分配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目的等论述，可以说是相当充分并且也是极为深刻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就表现在分配问题上。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如果分配不公平合理，就是不适合，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公平合理地分配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分配问题是长期性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上产生的新的问题。”因此，“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19]。

刘少奇的上述见解，与那种注重所有制关系而忽视分配关系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与那种只强调生产但忽视人们的物质利益的观点也有很大不同，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生产与物质利益分配一致的原则，提到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高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分配问题上，刘少奇一方面对分配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铁饭碗等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另一方面，也探讨了分配问题上带全国性、普遍性的几个关系比例问题，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工人与农民的消费比例，国家预算的分配，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生产人员与非生产人员的比例等。探讨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公平合理，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20]。

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最为突出的问题。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关系到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收入分配如何才能公平合理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邃见解，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三，对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如何，关系到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性的发挥，进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刘少奇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应当改善。而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国家管理机关和劳动群众的关系。因此，要反对和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全局的官僚主义，要把改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抛弃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实现平等的同志式的互相协助的关系，提到生产关系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刘少奇认为，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因为“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更多地反映在生产关系上”。“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1]

刘少奇的这种认识，实际上已经把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创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对改革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既是生产关系，也是上层建筑。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就要不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如何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提出了初步的改革方案。他说：“我们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22]1957年4月7日，他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时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生活中计划与市场、计划性与灵活性、多样性的问题进行了充分阐述。指出，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注意。他特别指出，社会经济是各行各业、多种多样的，只搞计划性，没有灵活性、多样性是不行的。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他还认为，利用和限制自由市场，以补充国家市场之不足，是使社会主义经济灵活、多样的一个办法。利用自由市场搞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同时要限制它的破坏性。各种计划调整是必要的，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23]可见，刘少奇在对我国经济运行机制进行再思考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市场调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试图改变那种在单一计划调节下经济缺乏活力的状况，试图在坚持计划为主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刘少奇多次强调要重视经济管理方式问题。他认为，那种由行政部门用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体制和做法，不能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他主张主要用经济办法来管理企业，管理经济。企业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生产经营由企业自己去做。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要管大局，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发挥政治保障作用。

刘少奇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这些思想，虽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提出的，有关内容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设计和实行的，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色彩，但却孕育着中国共产党人后来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

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是替代关系。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在世界各国同时取得胜利，而首先在一国或多国取得胜利，因而就空间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时期又是并存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曾经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其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方法属于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而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原先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来的，它在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同时，并没有获得相应的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因而必须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提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的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挥。

刘少奇于1948年秋冬时节，写下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等文，再一次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利用资本主义建设新中国，发展生产力，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方针和政策，并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形，“中国可能比俄国更多地、更长时期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24]1949年四五月间，鉴于当时已经解放了的城市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紧张，以及由此引起的民族资产阶级惶恐不安的状况，刘少奇在天津发表了多次讲话，强调夺取政权之后我们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实现国家富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像毛泽东主席所要求的那样，照顾四面八方的关系，做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25]他还特别指出，工人阶级虽然已在政治上翻身，但在经济上整个来讲，今天还不可能翻身。因为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的根本解决，取决于搞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和平转变而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26]因为只有生产发展了，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才能消除产生剥削行为的经济根源。而“恢复和发展生产，除了国家的以外，还有私人的”，“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27]他告诫各级干部：“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28]1956年12月29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29]1963年前后，他又多次讲到，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利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管理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办法管理经济，试办托拉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总的目的，是要把经济组织起来，要有计划。不管中央的、地方的，都要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就可以搞专业化、标准化、系列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对国家有利，对地方有利，对整个社会都有利。”[30]

可见，刘少奇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也是一贯的。他的这一思想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包括运用市场手段、管理企业方法，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二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同时亦可为社会主义提供一种在某些方面可以比较的参照物，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是多方面的，所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这些成果与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其他领导人所取得的成果汇集在一起，构成了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初步的却又是难能可贵的认识。这些认识，对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也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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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3，39，60.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3][4][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70-172，45，357，173-177，303-304，305-306，405，292-294，358，367，329，417，336-341，341，357-358，313，350-351，53，80，104，97，81，326-327，547.

[5]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222.

[8]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59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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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丁俊萍（1955-），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研究、执政党建设与中国政治研究。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