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

陈云对待资本与资本市场的思想实践探析

董志凯

资本与资本市场作为经济范畴，是商品与市场经济存在的社会环境中既不可或缺也回避不了的问题。马克思是全面研究资本运动规律的伟大先驱，他肯定了资本的力量，也发现了资本的痼疾。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孙中山曾就中国国情下如何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作了重要开拓。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陈云是正面论及学习和利用资本、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最多的一位。尽管他曾经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评（1）【如1966年8月13日，康生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华东小组会上攻击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以为他的经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一九六二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参见《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40页。】，但这些指责并未打消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国际资本市场搞工业化、为国家积累资本、使百姓摆脱经济困境的努力。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十一五”时期的经济建设时，号召进行金融创新，大力建设资本市场。在新的形势下，考察现代中国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演变，从历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仍有积极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论及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思想与实践特点，期望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浪潮中的经济行为能够有所启迪和裨益。

一、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运作

资本，特别是物化形态的生产资料，能够与劳动结合带来新的财富，因此它们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甚至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资本的生产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陈云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中，明确地指出：私营资本“不可缺少”，并制定与实施了相应的方针政策。

（一）制定与实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具体政策

“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要义。由于这一要义中的“公私”、“劳资”是在对立中求统一，其间必然充满着矛盾、斗争与复杂的博弈，需要经济工作的领导者站在全局的高度，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对于对立的双方侧重不同。陈云富有创造性地参与制定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1949年8月，陈云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他在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赚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是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多生产东西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这就是：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我们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工人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困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1）【《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1949年至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和资金市场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保护。陈云作为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担任着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主任，对私人投资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政务院于1950年12月30日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1951年3月30日中财委又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这两个文件规定：（1）鼓励和保护私人投资。在法律上允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下资金市场的设置。（2）对新创设的企业实施审核登记制度，努力使私人投资配合计划生产。（3）确定利润分配的原则和大致比例。（4）私人投资需遵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初期，侨汇是重要的外汇来源。195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和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关于侨汇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侨汇业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国家的政策是长期保护和利用。在国家经营的投资公司的华侨股金，到社会主义建成时，仍按个人股金处理，股息8厘，阶级成分不因投资关系而转变。（2）【《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对待私人资本，陈云不仅从经济上考虑，而且从政治的长治久安着眼，从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的角度看问题。他说，同志们怕同资本家接触，一怕右倾，二怕麻烦。怕麻烦，说明我们本领不如他们，怕他们调皮，驾驭不住。这证明资本家有相当经验，不用是错误的……苏联没有反对派，什么事共产党说了算，结果吃了亏。哪个地方、部门有争论，哪里就出真理；反之，没有争论，大致要出毛病。（3）【《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1页。】听话要听四个方面的话，一是业务部门，二是工人，三是党委，四是资本家。四个方面的话都听了，大体上不会错。大家可以试一试，从今年起，每个大问题开四个方面的会。这是有点麻烦，如果要减少这种麻烦，麻烦会更多。过去，我们搞经济的人员所以眼光短浅，就是因为没有长上这四个眼睛，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全国工作水平上考虑。（4）【《陈云文集》第3卷，第53页。】陈云的思想表明，在实践中学习和正确对待资本、资本家，是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一门必修课。

（二）开辟私人投资的途径

1950年和1952年两次调整工商业后，私营工商业有了剩余资金和闲置资金。为了引导其投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中，防止游资冲击扰乱市场，中财委采取的办法是：在国家银行信用为主导的前提下，通过发展多种信用形式，包括投资公司集资、证券发行和买卖、银行办理长期性存放款等等，组织长期资金市场，吸收私人资本转化作长期生产资本。

在1952年5月至6月间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陈云指出：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建设应由国家掌握，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建设可由私人经营，对国家和私人的投资方向作了大体分工。投资途径有三：

首先，银行为投资者提供便利。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信用主导作用，吸收私人游资，鼓励私人投资；积极开展储蓄业务，吸收杜会游资；交通银行办理长期存款，重点吸收各企业的公积金和折旧准备金；采取贷款和说服它们采用专款专用的方式扩大再生产，交通银行收存的款项，于当日以保本保值存款送存人民银行。从1951年起，银行普遍开展私人业务。主要做法是同私营企业分别订立各种业务合同，并通过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的往来，争取私营企业的大部分收支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办理，以便调节私人资金活动，保证市场稳定与活跃。扩大对私营企业的贷款，使私营工商业者加强经营信心，提高投资热情。1950年初，私营工商业一度经营困难，中国人民银行一方面贷款给国营贸易部门，支持其扩大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解决私营工商业的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困难；同时增加对私营工厂的贷款。如上海市分行对申新纱厂等重要工业企业发行期限较长、金额较大的设备改造性生产贷款，并同企业订立业务合同，促进企业加强财务管理，坚定其经营信心。1950年5月至9月，银行对私营工商业的贷款增加了一倍多。

其次，领导组织投资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办了一批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私合营性质的投资公司，以吸收社会游资，向工业企业直接投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投资公司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金融企业，通过国家资金带动私人资本、扶植管理工商业。京津两市的投资公司开始时均以30％左右的国家资金带动70％左右的私人资本，可以间接团结吸引众多私人资本，再由投资公司合理投放出去。新中国第一个公私合营的投资公司为北京市兴业投资公司。该公司于1950年9月成立，资金来源于募股，股金总额预定为200万元人民币，公股占30％，其余70％向私人募集。从1950年兴办到1956年决算，累计纯收益为100余万元。

最后，重新设立证券交易所。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并发行人民币以后，人民币地位逐步巩固。天津市于1949年4月物价已相当稳定。这时游资转向证券黑市交易的日益增多，如启新公司的股票由1000元涨至五六千元，成交数量由数百单位达到三四千单位。天津市军管会为了吸收游资投入生产，于1949年4月27日决定开放证券交易，6月1日正式成立天津市证券交易所。天津开放证券交易后，北平部分资金向天津转移。同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议，建议政府建立北京市证券交易所。中财委于1949年11月26日经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北京同意设立证券交易所。北京市证券交易所于1950年2月1日成立，受北京市人民银行领导。证券交易所在解放初期的经济条件下对于保护和吸收私人投资起到一定积极作用。它使资本家产生安全感，减少了资本外流；给吸收游资开辟了一条路，有利于稳定和发展；对于反映游资状态，提高股票的地位也有一定作用。（1）【详见董志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私人投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

“三大改造”以后，在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方面，陈云提出：“节制资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副作用。特别是一九五三年以后，对工业实行统购包销，商业自上而下派货，农产品独家收购，市场管理很严格，带来了消极因素。主要是产品品种少，质量下降。这种消极因素过去就有，现在应该取消。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国家市场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1）【《陈云文集》第3卷，第98～99页。】陈云的这些思想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突破，但是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国家粮食市场从1953年底开始建立到1957年10月被关闭，共存在4年。1956年开放了农副产品的自由市场，1957年8月粮食的市场交易被取消。（2）【详见徐建青（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与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搞工业化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发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日等国为了赶超英、美等先进国家而实行了“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爆发了世界经济大危机，美、英等主要发达国家实行了“凯恩斯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呈现出多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并存的状况。实行“赶超式”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主要通过在一些关键性、基础性、支柱性领域进行直接投资建立国有企业，并且通过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的投资方向，以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3）【参见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陈云从中国实际出发，认为在工业落后的中国，在一个时期内，民族资本家发展工业，向工业投资，是带进步性的，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有利的。虽然中国商业资本在大城市中过于膨胀，但是，中国是散漫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大国，私商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为着发展商品的交流，国家允许私人资本经营商业，人民政府保护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家的利益，但同时反对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行为。国营经济是一切社会经济成分的领导力量。这是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诸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4）【《陈云文选》第2卷，第103页。】

1949年12月，上海几个资本家准备投资创办大华民航公司。当时已经确定了航空事业归国营的原则。陈云在与周恩来总理交换意见后给中财委副主任马寅初的电报中指出：“中国航空公司应吸收一部分本国私人的投资。私人投资的方式，不必先由私人筹设新公司后再投人中国航空公司，而可以将资本直接投入。如将来希望投资于民航者很多，则中国航空公司可于一定时间内专作一次征集私股的号召。考虑到航空所需的器材都购之国外，私人投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股金，也应该是外币。”（5）【《陈云文选》第2卷，第42页。】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提出吸引私人资本入股国营企业的主张。

陈云主张在经济建设中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即使在政治运动中对资本家也要实事求是。在“五反”运动中，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6）【《陈云文选》第2卷，第172页。】国营企业要让私营企业发展。“国营让出任务后，要减少上缴利润，但如果不让出，就要付出救济费，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减少上缴利润，少出救济费，因为往往是出了救济费还要挨骂。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7）【《陈云文选》第2卷，第268页。】

在“大跃进”运动后的调整时期，陈云尖锐地批评了工业投资、成本与利润核算中的虚假问题，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核算办法。他在1961年11月24日至12月17日先后12次主持冶金工业座谈会，在听取汇报时插话指出：“投资应当是补充矿山能力的钱，而我们把维持生产的钱也算作投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一方面把应当打入成本的生产维持费当作利润拿出来，另一方面把投资用于维持生产。这样，成本和利润都是虚假的。铁矿、煤矿、林业都有这个问题。这可能是学苏联的算法，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这么算的。”（1）【《陈云年谱》下卷，第101～102页。】陈云这时已经尖锐地指出国营工业企业折旧过低、投入产出核算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调整中被发现，却没有解决，在二三十年后集中暴露了，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

二、要下力量研究和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及改革开放期间，陈云都主张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还强调要抓住机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通过外贸、国际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等交易方式，为国家积累发展资金。

（一）要认真研究国际资本市场

陈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工作后，主张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利用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1973年5月5日，他在听取外贸部副部长周化民等关于外贸计划和价格问题的汇报时，针对世界市场价格问题指出，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很敏感。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货币动荡，使价格问题更复杂。这就要求我们要有远见，不仅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远的趋势。（2）【《陈云年谱》下卷，第174页。】

针对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黄金与美元脱钩，黄金的货币职能也有所减弱的形势，陈云通过研究指出：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平均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但根据我们货币发行与商品流通1：8的比例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增长的，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因此，“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算算在国外存外汇有多少利息，存黄金要付出多少储存费，看合不合算。”（3）【《陈云年谱》下卷，第174、179页。】此外，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几次回升和停滞也很值得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规律中的各个因素，如次数、周期变化，要好好研究。（4）【《陈云年谱》下卷，第174页；《陈云文集》第3卷，第416页。】

1973年6月7日上午，他请中国人民银行帮助收集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十个方面的材料，要求人民银行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撤销的金融研究所搞起来，担负起全面的经济研究任务。对资本主义要很好研究。要研究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都要研究。现在距离列宁所讲过的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的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当有人讲到现在人民银行可以借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资金，却担心是否符合毛泽东自力更生方针和“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是否同现有规矩相矛盾时，陈云指出，这是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二是方法问题。要把国内的规矩变动一下，不然就行不通。首先要弄清这样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让大家讨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把大道理讲清楚。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现在形势变了，因此，规章制度也要变动一下。（5）【《陈云年谱》下卷，第175～177页。】由于有正确的立足点，陈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抓住机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二）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积累资金和规避风险

陈云一贯重视积累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外汇。早在1954年9月17日，他致信叶季壮，请他把对苏出口的货单削减一下，把有些货物作为后备力量存起来，一旦有可能，就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以使手中多掌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如6000万至8000万美元。外贸部根据陈云的指示，修改了1955年对苏出口货单，从原定价值25亿卢布的货单中削减了1.1亿卢布（约合2760万美元）。同月27日，陈云就此事致信周恩来，说对苏出口减少到23亿卢布，恰够支付来自苏联的进口。我们手中要掌握几千万美元才好办事，有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万一对苏卢布不够支付时，苏方也一定会愿意接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外汇。（1）【《陈云年谱》中卷，第221页。】后来的实践证实了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1973年，在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以后，陈云顶住“四人帮”的政治压力，领导对外贸易做成几项成功的交易。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项：

第一，在美元贬值的背景下为国家储备黄金。作为国际金融流通中的“硬通货”，黄金是保障国家金融秩序的最后一张王牌。在所有的商品中，最具保值功能的，莫过于曾具备货币功能的黄金。虽然重返金本位制度并不现实，但是应对可能的金融危机，增加黄金储备不失为一种良策。由于看好黄金的升值潜力，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人黄金，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2）【《陈云年谱》下卷，第188页。】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3）【《中国金融统计（1952—199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我国的黄金储备增加了近一倍。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的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1979年和1980年，我国财政出现赤字，就是靠出售这笔黄金得以填补的。

第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规避风险，进口粮食。为了利用国际市场平衡国内供应，陈云主张放开手脚，利用交易所做期货贸易，由于操作得当，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外汇。从1961年起，中国一直是粮食进口大国，到70年代，粮食进口已超过1000万吨。我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虽然签订了长期进口合同，但是远远不够我国所需。美国是小麦生产大国，但当时政府之间没有贸易往来。以至每当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粮食歉收，我国购粮的细小举动都能刺激国际粮食市场价格飞涨。1973年以后，陈云领导华润公司利用纽约交易所购买粮食，并派人长期住在纽约，以期货保护现货，不必通过第三国作美国粮食的转口贸易。我国购粮人员以商人的身份与美国商人打交道，结交了一批贸易伙伴和朋友，还对推动中美外交作出了贡献。

第三，为弥补我国棉花歉收，利用期货市场订购棉花。1973年10月12日，陈云在广交会上了解到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创汇率可以达55％以上，他当即指出：订购棉花要抓紧，现货不好买就买期货。按照陈云的指示，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当年进口棉花850万担。

第四，利用期货市场，在大宗原糖进口的同时赚取外汇。1973年4月，我国需要进口47万吨原糖，外贸部给华润公司限定了最高价和最低价，但经过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华润判断所定的谈判价偏低。为避免刺激国际市场砂糖价格上涨，华润先在伦敦砂糖交易所购买期货26万吨，平均每吨82英镑，然后向巴西等国购买现货41万吨，平均每吨89英镑。消息传开后，纽约、伦敦砂糖交易市场大幅涨价，达到每吨105英镑，华润遂将期货抛出，从中赚得240万英镑。（4）【《陈云年谱》下卷，第178页。】这件事引起了风波：有些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1973年7月14日，陈云听取香港五丰行（外贸部领导的香港华润公司所管理的一家贸易公司，也是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的派出机构）汇报工作时说：“利用资本主义交易所是一个政策性的大问题。”“交易所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场所。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可以利用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过去有时只顾完成任务，价格越涨越买，吃了亏还不知道，这是不行的。利用交易所要十分谨慎，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1）【《陈云年谱》下卷，第178页。】

此外，陈云重视调整外贸结构，进口原料、设备，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生产成品出口。1973年10月12日、16日，陈云在广州听取外贸部负责人关于广交会情况的汇报。当谈到有人认为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是依靠外国，不是坚持自力更生时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现在国内棉花不够，要做到自给有余可能要用很长时间。我们要利用这段时间，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美国是产棉大国，英国是靠纺织工业起家的，日本过去也出口不少棉布。但现在他们工人工资高，再搞纺织工业不合算，而我们的工资水平比他们低得多。印度、巴基斯坦、埃及也都生产棉布，但他们的纺织工业水平不及我们。我们有劳动力，可以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这样做，归根到底是为了加快国家的工业建设。（2）【《陈云年谱》下卷，第183页。】此后，他又提出改进包装，提高质量，用出口大米换进口小麦，用以增加粮食库存，抵御两到三年歉收等“路子”。（3）【《陈云文选》第2卷，第175页。】

三、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几个特点

陈云是中共领导人中利用资本市场的先驱。虽然为此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但实践却证明了他的卓识与成就。尽管陈云对于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建立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未及探索，但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思想仍然对我国今天开辟和利用资本市场有所启迪。

（一）洞察资本的自私逐利本性

资本最根本的动机是自身增值，寻求利润最大化。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说，作为“经济人”，其经济行为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因为资本个体的认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范围内作为，无法将自己的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即难以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对于资本天然的自私性，如果没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控制能力，在一定条件下，其带来的破坏速度可能比它建设的速度还要快。因此，陈云反复指出：不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盲目崇拜和不切实际的幻想”（4）【《陈云文选》第2卷，第27页。】。资本并不会天然选择去依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甚至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下和一定程度上，还会有相反的选择倾向。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1980年12月16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上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时再次指出：必须清醒看到，外国资本家也是资本家。他们做买卖所得的利润，绝不会低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对外国资本家在欢迎之中要警惕。这丝毫没有不要利用外资的意思，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是当前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这样说只是敲敲警钟，提醒头脑不很清醒的干部。1984年6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内部材料上批示：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5）【《陈云年谱》下卷，第263～264、355页。】

（二）运用资本与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为国家谋利

能否正确对待资本，问题的实质在于为谁所用、为谁谋利。货币或资本有一种“脱域”的机制，它可以脱离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使得人们跨地域支配和调动资源，并且透支未来。陈云利用资本和资本市场的这些特点，为国家谋利。直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依然相当于陈云1974年购置黄金时的储备额度。2002年，我国黄金储备方突破这一数字，达到1929万盎司，以后长期没有突破，直至2008年依然为1929万盎司。（6）【《中国统计摘要·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86页。】国家资本的性质和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作用，陈云为国家谋利，是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权与经济。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的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393页。】。在发展国家资本的过程中，陈云也注意发挥市场与竞争机制的作用。

（三）充分发挥国家银行的主导作用

在金融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命脉之际，国家银行关系国计民生。陈云对待资本和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国有银行作为在资本和资本市场中体现国家意志的机构，充分发挥其主渠道作用。他多次强调：银行是消息灵通、反映灵敏的部门，中央银行要垂直领导，要把钞票管理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坚决纠正违章拆借资金，坚决制止各种乱集资，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宏观调控能力；要把外汇管好，不要搞双重或多种汇率的办法；除一些经过特许的外汇存到外国银行外，不要私自把钱存到外国银行；要管好货币的波动，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2）【《陈云文选》第3卷，第201、279、344页；《陈云年谱》下卷，第179、180、375～376页；《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807、1829页。】这些思想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和初期对于金融稳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统一的大国，历史经验表明，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即孙中山所谓的“大实业”，不能操纵于私人资本之手，必须由国家资本来经营。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和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在不同国家的社会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点。（3）【参见胡乐明、刘志明、张建刚《国家资本主义与“中国模式”》（《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陈云关于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思想和作为，既是对国际上后发国家实施的国家资本思想的继承和实践，也是对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先哲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孙中山的资本思想有三个基本内容，即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和利用外国资本（4）【参见张忠民《孙中山国家资本思想及其对南京国民政府国有经济政策的影响》（《史林》2007年第3期）。】。陈云关于资本的思想就与孙中山关于资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诸多发展。譬如，节制私人资本的同时要发展和利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在发展国家资本的同时，在大多数市场竞争领域都要反对垄断，遵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利用外国资本时要趋利避害，维护国家安全等等。

当前，全球形成了衍生金融工具主导的虚拟经济，资本和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金融资产的归属与经营者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因素息息相关，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资本和资本市场领域尤其需要思想理论的武装。学习陈云关于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思想与实践，有助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