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贡献

朱德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贡献

仝 华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它是伴随着党在革命根据地执政而起步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党积累了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在全国范围执政。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以领导新中国不断进步和发展，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必须面对的重大新课题之一。朱德作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不断推进这一新课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一、力倡党风优良，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提供重要保证

虽然，党的执政能力并不等于就是党风。但是，一方面，优良的党风是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又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党风是否优良。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伊始，朱德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同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即正式成立。它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工作，由朱德兼任该委员会书记。成立这个机构，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党为加强自身建设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措施。这届中纪委一直工作到1955年5月初。①[①1955年3月21日－3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取代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同年5月6，中央监察委员会正式成立。]朱德在兼任中纪委书记的五年零七个月期间，针对党风党纪存在的问题，着重从三个方面力倡党风优良。

一是，要求全党充分认识“坚持铁的纪律”，在今天“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朱德指出，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因此，党在非党群众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同时，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范围一天天广泛起来，合作的事物一天天增多起来。正因为这样，“党的一言一行，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就很大。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②[《朱德军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0页。]也正因为如此，朱德要求每个参加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要经常地检查了解在党的组织中、党员中有没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决议，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行为和倾向。“如果有，就应很好地制止，使之不能继续存在下去；如果没有，就很好地预防，使这些坏的东西不能产生出来。”他认为，这一工作做好了，就能“保证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等等都能正确执行，就能成为党委在贯彻政策、实行决议方面的有力助手。”③[③《朱德选集》，第281页。]

二是，指导全党，坚决纠正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纪的情况。新中国建立之初，虽然党再三地告诫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凡事要和群众说清道理，商量着办。”④[④《朱德选集》，第282页。]但是，面对各项繁重的任务，很多党员干部，特别是下级党员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发生了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和党纪的情况。如一些干部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工作中，往往为了单纯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采取了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随便捕人、吊打，或者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吊打而不闻不问。对此，朱德感到十分痛心。他说：这些同志不了解，国家为了完成革命战争和稳定金融物价而进行的征粮、收税、推销公债等工作，所不得不加于人民的负担已经不轻，为了使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就要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解释的工作，否则群众就会埋怨甚至反对我们。他还说：“我们这些有特权思想、习惯于简单强迫命令作风的同志，不但不很好地学习和重视党的指示，反而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结果“使党在政治上遭受到相当重大的损失。”①[①《朱德选集》，第283页。]

针对因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而对实际工作造成的严重恶果，如铁路、矿山曾连续发生重大命案；工厂器材不断地遭受破坏或损坏；许多仓库被毁，物资被盗、霉烂，等等的情况，朱德严正地指出：“在目前国家财政仍是十分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某些党员干部的这种官僚主义作风，这种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漠不关心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视为是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凡是有这种态度有这种作风的同志，如果不痛加改正，将不能取得党、国家和人民的原谅。”②[②《朱德选集》，第283页。]

从当时的情况看，朱德一方面强调，要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帮助这些干部认识和改正错误，另一方面也本着党纪原则，对明知故犯和拒不改正错误的党员给予应有的纪律处分。在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的双重作用下，广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三是，促进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自觉抵御骄傲自满和贪污腐化的侵袭。新中国建立后，某些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摆老资格、恃功挟赏，“认为天下是他们打出来的，党和人民就必须给他们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因而“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③[③《朱德选集》，第283页。]。针对这一情况，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道：如果我们要问天下是谁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归在谁身上？那我就要说，“这个天下是全党同志和群众一起打下来的，这份功劳应该首先归在人民大众身上，而在我们党方面则应首先归在毛泽东同志身上。”因为，“在将近三十年与反革命敌人的残酷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先烈付出了他们的鲜血和头颅，如果没有他们的英勇牺牲、前仆后继的英雄行为，那我们要取得胜利是很难想象的。在我们党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而不断地纠正了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就不能使党和人民事业得到如此迅速而巨大的发展，则胜利的获得也同样地是很难想象的。”既然如此，“如果哪一个同志以为自己有了不起的功劳，要党和人民给予他以很高的地位和待遇，这是完全不应该的。”①[①《朱德选集》，第284页。]朱德劝告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你们就会在革命队伍中掉下队来，失去了和革命同伴共同前进的机会。”②[②《朱德选集》，第283－284页。]

鉴于一些党员“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③[③《朱德选集》，第285页。]的情况，朱德领导中纪委作了大量工作，特别是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清理党内的贪污腐化，使广大党员从反面典型的教育中得到了极大的警示。

朱德在兼任中纪委书记期间所做的大量工作，以及他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率先垂范，为促进全党以优良的党风保证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后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朱德虽不再主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放松从上述诸方面对党员和党组织，尤其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从而继续为保证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升而努力。

二、注重调查研究，为党和国家的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能否根据新中国进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科学决策。舍此，党就不可能实现对全国人民的正确领导。而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这方面，朱德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仅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主要调研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例。

1951年8月初至9月初，朱德在青岛调研。8月30日，他就海军建设问题致函毛泽东。其中写道：我们应尽可能地去建设海军的防卫能力。海军同志们要求，我国建设空军的比例，应有百分之二十是海军的空军。海军空军可有两用，陆上海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航海、布雷、侦察、战斗。陆上空军到海上去多迷失方向，不熟悉海上情况。这个请求是可以允许的。另外，海军的军事工业似应开始，我国上海、青岛、汉口的造船厂，均可造小艇，鱼雷快艇、扫雷艇、潜水艇、巡逻艇，亦均可制造。①[①《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1412页。]朱德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4年2月下旬至4月下旬，朱德与罗荣桓、聂荣臻等在湖北、广东、浙江、江苏等省视察。3月4日，他就发展养猪及解决猪饲料问题，致函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他反映，现在猪肉缺乏，大城市约减少三分之二，排队购肉已是一般现象，一时不能解决。农村粮食留下的仅勉强够吃，饲料皆缺。农民不敢大胆养猪，今年上半年，恐难扭转此现象。有鉴于此，他提出：我建议全国各地区凡能产红苕（红薯）的地方多栽红苕。红苕叶子供应猪吃，藤子可供冬季猪的饲料，红苕细根可养肥猪。好处有：成熟期短，养分很好，可煮酒熬糖，能耐旱。他还说明，以上意见是解决我国粮食饲料之一种救急法，是否可行，请农业专家研究后，妥为实施。②[②《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468页。]同月16日，刘少奇致电朱德：“你三月四日来信收到，所提意见甚好，已抄送书记处各同志。关于肉食和养猪问题，中央已将商业部报告发给各地，其中也说到要各地注意增加猪的饲料。”③[③《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469页。]由此可见，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对朱德在亲自调研基础上所提建议的重视。

同月26日，朱德就广东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致函刘少奇转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他讲了5层意思：广东处在亚热带，经济特别发展，财源货源，最易扩大。海产陆产均极丰富，实在是我国财富之区，应特别重视此世界罕有之地区；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大多数农民的要求，应积极支持，放手组织；这里的工业很发达，特别是小手工业，产品巧而精，销本地、销全国、销南洋；林业，雨水足天气热，生长快，桉树十余年可成材，成活率高，造林快；贸易很发达，运输便利，特别是出香港，用土特产可换回不少外汇。④[④《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470－1471页。]

这段调研结束后，至同年5月下旬，朱德等与同去的秘书小组4人，将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材料分工、农和外贸三件送刘少奇转毛泽东并中央。

1955年1月至2月底，朱德到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在调研过程中，朱德提出的重要意见有10多条，其中包括：蔬菜、水果不要统，而应由合作社去办；要想法解决生产合作社、服务合作社的原料，不要挤垮合作社；要组织手工业，经营土特产；军队要搞条令，部队建营房要有长期打算；组织起来成立手工业社，就是打大算盘，起码可以减少或不要救济；商业部门是管流通的，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光想赢利，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手工业合作社应由其自下而上地自己组织，不应由国家正行包下；等等。1月21日，他与邓子恢致函中共中央，说明广东最适宜养蚕，应多发展养蚕事业。他们建议，应适当提高蚕茧的收购价格，并宣布不增加桑田的农业税。在山坡上种桑的，五年内免税。要适当贷款，并发放蚕种，加强技术指导。①[①《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492页。]

调研结束回到北京后，朱德同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兼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就如何搞好手工业的问题进行了交谈，比较充分地阐述了他在调研期间形成的一些意见。

后来，朱德根据自己在国内进行的更深入的调查，以及根据1955年12月上旬至1956年4月初，出国访问、调研了解和认识的实际情况，于1956年8月撰写了《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②[②《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557－1558页。]这些意见，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有关内容。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它历时10年。1957年1月上旬至3月下旬，朱德先后赴湖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和陕西等省、自治区视察、调研。在两个多月的实际调研中，他特别重视就急需或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以及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汇报。其中包括：（1）汇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情况，和大桥完成后工程局一部分职工的出路安排问题（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2）汇报广西省的情况，特别是反映该省在土特产收购问题上有许多人为的障碍，以及该省的财政负担比较重等问题（1月20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3）报告视察海南岛的情况，特别是反映该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仍很贫困等问题（1月10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4）反映海口市那大县（今儋州市）石碌铁矿的开采情况并提出建议（1月26给陈云、李富春的信）；（5）报告在广西、广东、云南三省视察的情况，并主要反映这三省在对外贸易方面应该解决的问题（2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6）汇报云南省的农业、财贸和矿藏情况，并提出相关建议（2月26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7）介绍成都刃具厂的主要经验（3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8）汇报在重庆视察的情况，主要反映该市各军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人员设备浪费很大等问题（3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9）反映四川等省的生猪收购情况，并提出个人的意见（3月21日致电中共中央）。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朱德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并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汇报的。这对保证党中央在这一阶段的科学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以及由于毛泽东、党中央和不少地方领导人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等原因，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虽然，在上述运动开始时，朱德的热情也是比较高的，他也同样没有清醒地预见到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是，一经在实际调研中发现问题，朱德就决不听任错误的继续和发展。例如，1959年1月至7月，他根据对广东、吉林、湖南、河南等省所做的调研，就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的问题明确表示了不赞成的意见。他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①[①《朱德选集》，第371页。]1961年5月9日，他致函毛泽东，汇报自己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4省的情况，其中特别详细地反映了各地干部、群众对大办公共食堂的十分不满及其原因。朱德反映的情况，对上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有效地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类调研活动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党和国家科学决策的意见与建议，伴随着朱德参与领导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始终。

三、模范地指导多方面工作的落实，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榜样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年间，朱德模范地指导了对党和国家多方面工作的落实，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榜样。其中特别是：

第一，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中。水利工作是关系新中国建设事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尤其在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1949年11月8日－19日，中财委在北京召开各解放区水利工作联席会议。朱德在该会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他针对国家水利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防旱防洪，兴修水利，提出了七项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意见。其中第四项为：“实事求是，量力兴工。”即“根据实际情况和现有人力、财力、技术条件以及工程计划等原有资料，一方面分别缓急，先后次第施工；另一方面积极测量和调查研究，整理各河系治本计划，在可能条件下准备逐步施工。”①[①《朱德选集》，第272－273页。]其他六项意见，分别从“防洪排水与开渠灌溉”；“整理运河、渠道、港湾”；“利用水利，发展工业”；“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明确与农林、交通等部门的配合与分工”；“统一规划、统一掌握”等方面，体现了按照实事求是原则作好这项工作的精神。

对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国家副主席，朱德对完成这一任务给予了精心的指导。1953年12月4日，他在全国第三次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会议上的讲话强调：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种组织，对于手工业者是很需要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因此，不要一开始就要求太高，应该就放宽尺度，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与可能，以及手工业者的要求，采取不同的形式加以组织。绝不要规定一个死格式到处硬套，那样会妨碍或限制合作社的发展”。②[②《朱德选集》，第322页。]他还针对“国家发展了，手工业就不要了”的错误认识，从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能利用当地原料与大工厂的废料，以及它有大机器工业所不能代替的技术等方面，说明要正确认识并切实搞好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后，朱德更加强调在各项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62年2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发表《纠正“左”的偏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讲话。其中说道：“贯彻农轻重的方针，要从我们的底子出发，不要从上头来个大计划。”①[①《朱德选集》，第390页。]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在做的当中稳步增加。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还是办不到，结果既伤了党员，又失掉了群众。他鼓励大家：“只要我们全党学会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就一定能站稳脚跟，并继续向前发展。”②[②《朱德选集》，第391页。]

朱德把实事求是的原则贯穿于对各项工作的指导中的做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值得我们大力宣传和学习。

第二，敢于并善于面对困难，及时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出谋划策。1959年4月27日，朱德在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又连续当选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后共17年。他就任此职的最初3年，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为尽快克服困难，朱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特别是对解决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出谋划策。

做好外贸工作，是解决国家经济困难的重要方面。1959年5月20日，朱德在与李富春的谈话中，就如何扩大外贸的问题指出：在外贸方面有一个真理，就是你不要他的，他就不要你的。我国虽然没有参加苏联和东欧兄弟国家的协作组织，但可以同他们发展易货贸易，而且要配合好，要有长远计划。另外，还要考虑同日本发展贸易。西德、美国、法国等国家，现在急于同我们做生意，他们需要我们的原料和食品，我们要做好准备。既要出口原料，也要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再出口，换取外汇。③[③《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724－1725页。]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④[④《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35页。]从中可见当时缺粮问题的严重程度。面对此情，6月11日，正在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朱德致信刘少奇，对解决当前全国粮食不足的问题提出4条意见：（1）要多种红薯、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以增加粮食数量。同时，还要多种瓜、菜，以代替粮食。（2）在新疆、青海、内蒙和东北等高寒地区，要多种深根作物，如糖萝卜等。……（3）在粮食吃法上，应提倡粗粮和细粮混吃。（4）要注意发展短途运输，以便把“死粮角”运出来。①[①《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777－1778页。]中央很重视朱德这封信，把它作为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之一印发给参会的全体同志。②[②《朱德传》，第836页。]

这也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朱德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贡献。

第三，善于灵活运用以往的经验解决现实问题，减少决策消耗；善于以战略的眼光规划工作，惠及当时与长远。进兵西藏，是新中国初建时的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而进兵西藏就必须解决进藏部队的粮食接济等问题。1950年2月，朱德就此问题致函贺龙，提出11条建议。其中包括：在青海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红军北上时有此经验；阿坝一带可购牛羊，随军前进，亦可运粮；肉食不惯，可用野菜拌肉煮汤，再用茶，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以习惯。③[③《朱德年谱》（新编本）下，第1368－1369页。]可以说，如果没有进兵西藏的成功，就难以有后来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而如果不能灵活借鉴以往进藏的经验，较好地解决进藏部队的粮食接济等问题，就难以指导进兵西藏的成功。

新中国建立后，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精简整编部队的问题随即提上了党和国家工作的日程。而精简整编部队，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复转人员的问题。对此，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以战略的眼光，带领全军做了很好的谋划。其基本内容体现在1950年5月16日朱德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朱德的主要意见是：（1）干部不复员，只有转业、退休。因为干部是不容易培养的。如果要把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干部就要的更多。因此，“不管旧人员也好，我们自己培养的干部也好，都要想办法好好地安排”。（2）对从不同地区来的战士要区别安排。即从东北和老解放区出来的战士“我们要很好地组织，用国家的名义，有组织地送。……送到哪里，哪里要好好地安排照顾”；④[④《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729页。]对新解放区一时无家可归的、土地也还没有分到的人，“我们先要在部队中组织他们生产，帮助他们建立家务，使其安居乐业。”（3）对伤残人员要做好安排。即轻的要组织他们参加劳动，靠分配的生产品不足以维持生活的，政府就应用抚恤的办法帮助他们；“重的，无法生产的、根本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我们都要收养起来，养他们一辈子”。（4）“不要以为凡是俘虏成分，就首先遣散回家。”朱德说，对俘虏成分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们是否有家可归？能否回去？回去能否生活？能否生产？因为，现在我们部队里俘虏成分的人占了百分之五六十，如将已经改造好了的俘虏成分的人能回家的都送走，那么，部队的骨干一下子就撑不起来了。因此，我们要把生产搞好，使每个人都有饭吃、有事作，都能安居乐业。朱德要求到会的同志，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来好好地解决。”①[①《朱德军事文选》，第730页。]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朱德主管下，党和国家对军队复员问题的谋划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是正确的。它既充分考虑了国家当时和今后的发展要求，又充分考虑了不同情况的复员人员当时和今后的发展所需。这一谋划，对军队和地方多方面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长远的积极影响。

固然，朱德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所做的贡献，决不仅仅限于本文所述。但是，我们已可从中感受他对这一建设的厚重给予。让我们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仝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朱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