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汪浩
摘要：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到完成的全过程，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的关键性努力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容淡化。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默契，这样概括不无偏颇，但视角却是独特的，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关键词：周恩来；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军事指挥；毛周关系
一、遵义会议中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
综合近十多年来有关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共识：“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完成的……全过程，每个关键环节都贯串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周恩来从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合作更好的过程。”[1]136关于这一点，另一位研究者金朝辉同志作过比较准确的评价：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肯定与举荐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尊重与维护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的关键[2]。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关键性作用，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准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军中怨声四起，对“左”的军事领导，群起而攻之。博古、李德方寸已乱，一筹莫展，十分颓唐沮丧，博古甚至想引咎白戕[3]227。李、博再难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惟“二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指挥的责任”[4]479。周恩来在实际担负这一重任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红军领导权，主要是请毛泽东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问题。周恩来的这种想法，“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朱德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曾说过：“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此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5]47-48
长征前夕，在当时中央高层领袖人物中，张闻天因博、洛分歧而逐渐与李德、博古疏远，而与毛泽东逐步密切起来。这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一方面等待、一方面做分化工作有关。长征一开始，毛泽东主动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中央队行动，成为有名的“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的这种主动进攻和分化工作，当时是公开的秘密。美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称其为“担架上的‘阴谋’”[6]。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留守江西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项英也曾对此表示忧虑：“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7]127。正如项英所料，湘江战役后，毛联合“很有影响的人”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要求开会讨论失败的原因，并终于取得“军队的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支持，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决定清算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
周恩来当然洞悉毛泽东的意图，但在湘江战役前，周恩来尚未与“左”的路线做出决裂的决断，所以周一方面保持与毛的接触，一方面也不支持毛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动议。这就是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说的“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8]126。尼克松描述周恩来成熟稳健的政治斗争策略时说：“他会暂时不出头露面，等到联合陷入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9]湘江战役后，周恩来认识到“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们一意孤行了”，从此改变了此前虽常与李德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的一贯态度，这就是周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此后与李德也逐渐疏远了的实质内容。
湘江战役的惨败，促使周恩来与“左”的军事路线决裂，最高“三人团”瓦解。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别无选择了”，于是他“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5]50。这一决定是从通道会议前夕开始的。贺子珍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10]194的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开通道会议，讨论毛的意见。这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贵州。这就是“通道改向”。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1]“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2]。
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做出了比通道会议更为重大的关键性决定：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的主张，并正式否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的原计划。这就是“黎平转兵”。黎平转兵标志着红军开始从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黎平会议同时还决定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清算“左”的军事路线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接着，1935年1月1日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采取组织措施排除李德对中央重大军事指挥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2]66周恩来在红军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尤其是黎平会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5]50-51，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聂荣臻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3]237，“而在这个关键会议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周恩来”。“这个评论是适当的”[1]133。
（二）周恩来是遵义会议最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前文所引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的那段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每天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后来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8]126这里的“他们也同意了”，主要是周恩来同意了。正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同夫人贺子珍说的那样，“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0]195。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位居博古之后，与洛甫相当。但周恩来还是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湘江战役后，实际上担负了红军行动的指挥责任。事实上也是周恩来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具体的准备。1935年1月9日红军进入遵义城，周恩来即布置参谋人员准备会场，对一、五、九军团的行动和会议期间的任务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包括对各军团的指挥问题作了部署，这有1月10日和1月13日两天军委的电文为证。周恩来还亲自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参加会议。这份电报不仅是后来研究者们判断遵义会议召开的准确时间的最好证据，也是周恩来作为会议最主要的筹备者、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有力证据。毛泽东看到了把会议成员扩大到军团一级是解决当时中央领导层军事分歧的关键举措，当时的周恩来也完全明白扩大到军团一级意味着什么。贺子珍的回忆中说，毛泽东建议中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这一资料不仅证明周在黎平会议上的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毛、周在遵义会议前夕已经达成“默契”。周恩来甚至在黎平会议期间对李德拍桌子，并做出了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这不是偶然的。为了保证军团负责人与会，使这一关键性举措不致落空，周恩来极其慎重，亲自打电报通知军团负责人与会。关于周恩来的这一重大的关键性作用，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对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曾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13]出席遵义会议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12]98
（三）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关键性作用。
周恩来不仅为会议创造条件、提供组织保证，以及为会议的筹备、安排、组织领导，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而且就会议本身、会议进程，周恩来也起到了重要影响，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在会上作自我批评，起了特殊的作用”。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在博古的主报告后做了副报告，从主观上作了检讨。为准备这一报告，周恩来作了“严肃而认真的准备”，“会前，博古、周恩来同志都从作战科要了一些敌我双方的资料与统计数字”[14]。周恩来认真分析研究，从中总结出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军事指挥上，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和得失。他的发言有三个特殊作用：一是给后来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军事指挥的失误）以有力的支持。周恩来是“三人团”成员，周自己承认失误，使不愿承认失误的博古、李德陷入被动，进一步促成了“三人团”的解体。李德是“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的”[12]42。他后来回忆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果然不出所料，周恩来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7]132周恩来的主动认错，对博古也产生了影响，虽然他最终仍持保留意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个别战略和战术决策上的错误。二是周的自我批评，现身说法，有说服力，有利于争取大多数，他的谦虚诚恳与博古、李德的不肯认错形成鲜明对照，促人警醒。他的自我批评起到了从决策层、领导层内部的角度进行批评的作用，比毛泽东等人从反对者的角度所进行的批评更容易为与会者所接受。三是他的自我批评，为随后他提出撤销自己的领导职务、举荐毛泽东作了铺垫。
其二，高风亮节，促成了会议统一意见的形成。遵义会议上，中共高层领导人形成三方面的意见分歧。一是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为代表的批评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路线的“批评派”，主张撤换“三人团”的军事领导；二是以博古、李德、凯丰等人为代表的“维护派”对他们在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或拒不承认，或者避重就轻；三是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云、聂荣臻等人为代表的“中间派”，他们支持毛泽东等人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领导失误的批评，同时也认为湘江战役以来，周恩来主持军务，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经过“通道改向”、“黎平转兵”，实现了红军战略转变，已经由被动争得了主动，因此他们赞成“在排除了博古、李德的领导之后”，“更愿意由待人谦和、容易相处的周氏出来主持军中大计，同时借重毛的军事才能，就像宁都会议前军中的领导格局一样”。“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由他首先提出，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高姿态，使博古、李德陷入孤立，“促使会议形成了最后的决议”。周的自我批评和主动让贤，赢得了全会的理解和信任，这就是决议最后确定他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也是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的“帮助者”的原因所在[5]51-52。
其三，推举毛泽东，为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起了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不仅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促使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且更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张闻天都自觉地将自己置于“配角”的位置上，为实际上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杨尚昆指出：“恩来同志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5]
另外，周恩来在保证遵义会议所确定的历史任务的完成，最终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上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方面的内容，下文再作论述。
总之，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近十多年来，已经为广大研究者所重视，并已形成共识。正如黄少群在评述周恩来在红军长征中特殊贡献时所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这个历史性作用是无人可以比拟的。”[1]134-135关于这一点，应该说是有权威依据的，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写道：“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12]42在这里，特别地突出了周恩来。应该说，这是对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的特殊地位和发挥“无人可比”的重大作用的最权威的肯定。这份文献的权威性在于：第一，出自权威的时间：遵义会议后不久1935年2月—3月间，红军由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第二，撰写人的权威性，陈云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是代表党中央撰写的；第三，发出单位的权威性，“传达提纲”是党中央宣传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文件，不同于一般与会者的回忆录。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早已为这份最权威的文献所确定，是任何人也淡化不了的。
二、对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一）遵义会议与第一代领导集体。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一次讲话中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16]邓小平指出：“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7]309，又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集体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17]298
张闻天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12]79-80遵义会议后一天，1935年1月18日政治局常委分工首先做出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决定。1935年2月5日，在“鸡鸣三省”（云南扎西）的一个村子里，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其后，党中央经历了由洛—周—毛到洛—毛—周的一段微妙的过渡期。起初，洛甫“负总责”，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者”，毛泽东是周恩来军事上的“帮助者”。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接着张国焘闹分裂，想当军委主席，“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张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18]。其后周恩来病倒不能视事，1935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军事工作。1935年11月3日下寺湾会议，毛泽东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毛成为我党军事指挥上的一把手，洛—周—毛格局转变为洛—毛—周格局。1938年9月—11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只在形式上当主席”，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43年3月20日毛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这标志第一代领导集体进入成熟期。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才真正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得到了全党组织上、思想上的确认。
回顾这一段领导格局转换的过程，笔者认为有两点必须明确：第一，毛泽东领袖地位、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核心的地位的确立，不仅与张闻天甘当“配角”，而且与周恩来的主动“让贤”直接相关；第二，不论是“洛—周—毛”还是“洛—毛—周”格局，真正的领导核心是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上所讲的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根据，这就是我们同《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的分歧所在。高先生认为“长期以来，毛、周关系中被弄得最为混乱不清的就是遵义会议后这一段”，并对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提出质疑，认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5]53。高不是不懂得，而是故意疏忽了党的领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党的领导核心不是靠组织决定确立的。王明就曾抱着这样的观点，但他终究成不了“核心”。六届六中全会前后，随着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要王明“不要竞争了吧”[19]136-137，其后王明的态度有所改变。1940年5月30日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称赞毛泽东是“全党团结的核心”，“是公认的领袖”[19]137。当时形式上的一把手仍然是张闻天，毛并没有“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类似这种情况在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再次出现过。连王明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领导核心；而且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核心”说最早竞出自王明之口，岂不更令人深思！
需要指出，把遵义会议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其核心的最初格局概括为“洛毛合作格局”[20]120，这样的概括显然不全面。因为在那微妙的过渡阶段，周恩来的特定地位和作用，不能简单地被排除在外。另外，就是前文所说的洛—周—毛到洛—毛—周，也仅仅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处于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的格局。过渡阶段的领导班子与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成熟性。邓小平论述第一代领导集体，再三强调“成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过渡性就是不成熟性。邓小平讲第一代领导集体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是对张闻天作为过渡性领袖地位的肯定。但成熟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毛刘周朱开始，而不是从毛张合作开始。对张闻天，应该给以较高的历史地位，但也要注意适当。
（二）遵义会议与毛周达成默契。
迪克·威尔逊在他的《周恩来传》中，关于遵义会议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结论，‘毛周之间在遵义达成默契是很有可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甚至提出，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在红军开始长征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德的评论是，‘不出所料，周恩来大获全胜，走到了毛的一边’。”[21]116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论述不多见。考察毛泽东、周恩来五次反‘围剿’以来，逐步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如下情况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1934年4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22]324。其后毛泽东同南线的刘晓、何长工等同志利用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摆正“打”与“和”的关系，为南线御敌争得了主动权。此时的毛周都受到博古、李德的排挤。周恩来与李德关于打破敌人的“围剿”经常发生争论。6月22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情况，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周恩来接受了毛的建议[22]326。在同受排挤的情况下，毛周的协调却得到了加强。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9月20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22]329。10月初，何长工与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三天谈判，达成“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相互借路”等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22]326。10月10日中共中央撤离瑞金，从于都突围，开始长征。刘英的回忆说，毛主席9月份来于都，有“特别任务”，红军于都突围，“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22]331-332。
博古、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毛、周相继遭排挤，处境相似。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奉调回瑞金，2月3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这以后，他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23]336。1934年4月中旬，博古、李德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组织野战司令部，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据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周恩来“曾经与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特别是在如何使用兵力的问题上，李德强调所谓‘正规军’打‘阵地战’，用红军‘多路分兵’，对付敌人的‘多路进击’；周恩来同志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部署牵制力量，使红军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的兵力，以粉碎敌人的进攻”[23]338。在战略战术上主张发扬第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这与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比较一致。广昌战役期间，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去，临行前谈话中关于根据地建设和战略战术问题，强调了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程子华回忆说：“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23]339这就是在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李德闹翻，以致猴场会议周恩来下决心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的背景。“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5]47，高氏以灰色眼光看毛周关系，但他看到了遵义会议前夕毛周已趋于一致，这却是合乎实际的。
（三）关于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回忆遵义会议一段话的认识。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12]64
有些研究者，引周恩来自己的这段话，以贬低或矮化周恩来。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应注意到：第一，这是周恩来在整风中自我批评的一段话，一贯严于律己的周恩来，更要低调，避免评功摆好。他自己说对军事错误，“开始认识”，显然是自谦。第二，他与李德的争论，早在长征前已开始，在黎平的争论很激烈。“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去把灯点上”[24]，并不是此处轻描淡写的“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第三，遵义会议上周旗帜鲜明地推举毛泽东，不仅仅与博古、李德的态度有区别。因此，引用这段话，来否定毛、周遵义会议前逐步达成一致，或者出于某种目的，矮化周恩来，是缺乏说服力的。第四，延安整风，旨在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期，曾是中央领导班子中重要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错误他也有份。特别是抗战初，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曾因共产国际的原因，一时态度不明朗。整风中，周更加低调，以示诚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黄少群同志总结说：“周恩来这段发言，实际上说明了他在遵义会议阶段对毛泽东主张的大力支持，也说明了他思想发展的成熟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周恩来的那种不掠美、不邀功，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1]131，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四）关于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见诸于文献和较多的研究成果中，多强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由此开始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默契，这样的概括不能说没有偏颇，但这样的概括视角是独特的，分析是别开生面、入木三分的。所谓默契，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相互协调而又心照不宣的。如果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之前，存在着某些不协调，从长征的准备，到湘江战役后，逐步协调、达成一致，到遵义会议中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把逐步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主动与毛合作，还多少有一点自觉不自觉的朦胧意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以后，这种朦胧意识就逐步为越来越清醒的自觉行动所代替，逐步真正的心照不宣了，合作真正的默契了。毛周关系高度默契长达40多年，直至他们相继逝世，“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21]303，关于这一点，迪克·威尔逊有较深入的分析，他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毛周默契关系的重大意义：“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21]300所以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周合作作为此后中共最高领导层领袖群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导关系。毛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主要助手，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一主导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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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海文，费虹寰.周恩来研究述评[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金朝晖.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中的关键作用[R]淮安：淮阴师院周恩来研究所，1998.
[3]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4]伍修权.回忆与怀念[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79.
[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M].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
[6][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7][德]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1939[M].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8]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M].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9][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339.
[10]王行娟.贺子珍的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
[11]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社，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G].贵阳：贵州社会科学院，1983：86.
[1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3]李聚奎.遵义会议前后[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53.
[14]吕黎平.青春的步履[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174.
[15]杨尚昆.相识相知五十年：我所了解的恩来同志[M]//周恩来百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4.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24.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刘英.在历史的激流中[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79.
[19]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0]程中原，夏杏珍.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20.
[21][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22]金冲及.毛泽东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3]金冲及.周恩来传：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4]黎平会议论文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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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教育、中共党史研究。
（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