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大军事家周恩来

作者:    发布时间:201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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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大军事家周恩来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

汪浩

摘要: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确认的杰出军事家。他是一位大军事理论家、战略家、实践家。他在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最”、诸多“第一”。除毛泽东外,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主要贡献人,也是除毛泽东之外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大军事家。

关键词:周恩来;军事家;纪念;建军节

关于周恩来军事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较丰硕的成果。1996年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及其以后出版的文集,对此已有总结性评论,这里不再重复[1]214。其后又有李连庆、金新果《大军事家周恩来》问世和断断续续这方面论文的发表,应该说这是周恩来研究成果较多的一个方面。但同周恩来精神、“文革”中周恩来、周恩来外交和统战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参与者没有那么广泛,成果也没有那么多。周恩来是全党楷模,周恩来精神广为传颂,周恩来是中国外交第一人、统战第一人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大军事家周恩来,了解者显然较少,甚至有人认为,在中国革命军事领域里,只知有“朱毛”而不知有周。今年是建军80周年,是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80周年。周恩来军事生涯将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为了纪念,这就有了我们探讨怎样认识大军事家周恩来这一话题。

一、关于“一个者”、“三个一”、“四个家”的评价

对于周恩来的历史定位,最初在1976年的讣告和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是这样说的:“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2]这个评价,人们不太满意。主要有四点:其一,没有承认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二,在以毛泽东为是非标准的年代里,没有认定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其三,没有确认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人民军队缔造者之一的地位;其四,没有揭示周恩来与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区别,没有突出周恩来在外交、统战、军事等方面的特殊贡献。

周恩来逝世后十年,中外研究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一再要求中共中央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1986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周恩来”词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撰写,对周恩来的评价有所前进,但仍不能令人满意,而且也不能代表中共中央。又过十年,1996年,周恩来逝世20周年,在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又提出这个问题,要求中央作出令人满意的对于周恩来的评价。1997年春,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中办9号文件作了明确的回答:“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者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就是延用至今的关于周恩来历史定位“一个者”、“三个一”、“四个家”的表述。周恩来是杰出军事家被党中央正式确认。

二、在革命军事领域的诸多“最”和“第一”及相关问题

周恩来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有诸多“最”和诸多“第一”。赵春生同志指出:有人归纳出几个“最”:“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最早明确提出创建革命军队”,“最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道路的理论”,“他是我们党最早的军事领导人(1924年任两广区委军事部长,19255月任中央军事部长,后长期任军事最高领导人)”,“他是我们党最早获得少将军衔的军事将领”[3]

另外,周恩来还是中国革命武装的早期雏形——孙中山大总统府铁甲车队的组织者,这支武装在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后成为北伐军主力——叶挺独立团的骨干力量;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最早创造了革命武装一些基本的政治工作经验,这成为他和中共早期领导革命武装的重要财富;周恩来是城市工人武装暴动最早成功组织者和领导者(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周恩来是三大起义(八一、秋收、广州)的最高组织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是最早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宣传和推广朱毛红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经验而不要迷恋于夺取中心城市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是中共唯一一位从中共武装力量的最初组建、直到逝世,长达半个多世纪,一直是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是中国外交第一人,统战第一人,已有定论。既然周恩来军事方面有如此多的“第一”,为什么不提周恩来是“中国军事第一人”?

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早期是“周负责、毛帮助”,后期是“毛负责、周帮助”。这种模式大体上可以说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76年周毛相继逝世。“周负责、毛帮助”是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毛泽东受到临时中央执行“左”的“国际路线”领导人的排挤那个特定情况下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军事史的前期,周恩来的贡献是无人可比的。但到了“三大起义”后,特别是朱毛红军会师以后,中央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朱毛的军事地位显著上升。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别人难以替代。后来发生赣南至宁都会议排挤毛泽东的事,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周恩来,被境外研究者说成是衔临时中央之命,夺了毛泽东党权和军权。近十多年的研究证明,这种说法是对周恩来的有意中伤。在临时中央排挤毛的过程中,周恩来在临时中央与毛泽东之间,做了大量维护毛的工作。但结果毛仍被排挤,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湘江战役后,党内军内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左”的路线的危害,包括周恩来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对红军的不可替代性,这就是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率先推举毛出山领导红军的背景。虽然遵义会议的决议结果仍然是“周负责、毛帮助”的格局,但周恩来主动让贤,处处支持毛泽东充分施展无人能及的军事天才,创造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军事奇迹。在此期间,发生古城战役失利,博古、王稼祥等人怀疑毛指挥能力;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问题上,毛泽东的意见与绝大多数人意见相左,毛辞职,张闻天同意并举手通过让毛辞职,后经毛再找周恩来,周恩来从中斡旋,才使毛辞职未致弄假成真等曲折,可见周对毛军事领导地位确立的举足轻重的贡献。就连攻击诬蔑周恩来的高文谦也不得不承认,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作出支持毛泽东的重大抉择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4]。在四川沙窝,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1935819日中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1935113日陕北下寺湾会议,张闻天推荐毛泽东任军委主席,王稼祥推荐周恩来任军委主席,毛泽东附和王稼祥意见,但周恩来坚持让毛任主席,他与彭德怀任副主席。至此,军事领导格局由“周负责、毛帮助”转变为“毛负责、周帮助”,直到革命胜利。毛泽东曾说,解放战争中,周恩来是他的主要助手。解放后,形式上不存在这个格局了,但本质上依然如此,这从朝鲜战争以及台海之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军事行动,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没有提周恩来是军事第一人,不仅仅是因为周后期军事贡献无法与毛相比,更重要的还有两点:

其一,周恩来在中国革命早期军事方面的贡献,虽然是无人可比的,但此时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所取得的军事方面的成功,仅是局部的成功,没有全局的成功。全局的胜利是其后在毛的领导下取得的。

其二,同周恩来任何其他方面的贡献和成功一样,周恩来的成功是因为有毛泽东。正如金冲及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5]这就是不能说周恩来是中国军事第一人的根本原因。

三、大军事理论家

大军事家,不仅要求有伟大的军事业绩,还要求有军事家所处的那个时代重大的系统的军事理论。就周恩来来说,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如下几方面重大贡献:

第一,1922年,周恩来就论述了革命武装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6]104

第二,在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中,他创造了一整套革命军政治工作经验,特别是他对创建新型军队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初步解决了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建军的宗旨,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创建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规定军队的纪律,处理军民关系等。毛泽东曾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7]19256月,他曾为黄埔军校学生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6]116的讲演,明确指出“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6]116。说明他很自觉地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第三,周恩来对于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有着突出的贡献。关于这一理论,概括周毛逝世以后30年的研究成果,我们应确立四点认识:1、这一重大理论,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应简单地归纳为哪一个人的功劳;2、毛泽东、朱德等人开创革命根据地,是这一理论实践的先导,有开创之功,是打破临时中央执行国际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开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的第一步;3、当时处于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地位的周恩来最早敏锐地察觉朱毛红军这一重大实践的巨大意义,并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审视。“八七”会议以后,中共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大指导方针,但在实践上如何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当时中共领导人一时还很少有人去做。周恩来最早在这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他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教训和广东党内的分歧以及三大武装起义后中共党组织的状况,思考了“八七”会议以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19281月,他指示贺龙、周逸群等前往湘鄂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提出“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6]19819284月,他指出:“中国革命因为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与俄国的不同。”他批评那种只重视城市工作而忽视领导农村土地革命走向深入的观点说:“过去城市的工作的确不好,但在中国形式下很适宜的配合是很困难的。要这样,必致引到乡村(对城市)的等待,这是不好的。”他认为,现在需要加紧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的配合[6]201。这是周恩来联系中国实际,逐步抛弃城市中心论的开始。19286月,他在六大发言中强调,中国革命有武装割据局面的可能。他说:“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的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之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6]21019293月,周恩来在给贺龙、周逸群的信中指出:“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主要任务,还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扩大,决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的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之工商业的城市。”[6]24019299月,他在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九月来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19304月,他在德共《赤旗报》上写道:“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同年9月,他纠正立三路线,明确指出“红军向中心城市发展这一路线是不会实现的”,“你们的一切工作计划,最中心的缺点是在布置暴动上做文章”[6]270。所有这些,我们看到了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以“九月来信”为标志,周恩来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核心内涵,已经基本架构起来。“九月来信”是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研究,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当然不能否认陈毅、李立三这方面的贡献,但主导者是周恩来。4、毛泽东、朱德等人创立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1930年,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起,毛泽东开始把这一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来认识。周恩来较早地从理论上思考这一问题,这同他处于党的实际负责人的地位有关。正如有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理论的开创时期,周恩来比同辈人提出要早些,论述也较深一些,当然,这一理论形成科学体系并臻于成熟,则是到抗战时期,毛泽东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总结全党的革命实践经验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完成的”[1]218-219。金冲及同志指出:“周恩来在引导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是走在前列的,做出了重大贡献。”[6]269

第四,周恩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有:1、关于建军理论:他指出人民军队的阶级成分应以工农为主体,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必须无产阶级化,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军事制度,政治工作制度是灵魂。2、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周恩来一贯认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才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3、关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反复强调依据具体条件和客观形势确定作战方针;在力量相对而言较弱时,坚持积极防御的方针;坚持不断发展和正确运用作战形式;战略上更强调原则性,战术上更强调灵活性等。他还重视军事实践的理论研究。1948年春,他写了《军事原则》提纲,提出贯彻十大军事原则,要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大步前进、后退和机动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相结合,要注意提高技术和战术,节省人力、物力和弹药、用于歼灭敌人。这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军事论述[1]218。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这些理论贡献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相互辉映,有些是他独自贡献的,更多的是他们共同创造的。当然也还有其他领导人的贡献,但延安时期及其以后,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贡献更多、更系统。

四、大军事战略家

周恩来研究者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有一共识,毛周合作一般地说:“毛是决策者,周是执行者”[5];毛多从战略上考虑,周多从战术上考虑。周恩来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不能绝对化,更不能以此否定周恩来是个大战略家。说周恩来是大战略家的根据是:1、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与执行“左”的国际路线的同志发生分歧,毛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等错误战略,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尽力维护毛泽东,坚持认为毛泽东留在前方“对战争有帮助”[6]3152、湘江战役后,周恩来主动承担军事指挥的责任,特别是在通道、黎平会议上,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并让毛泽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出席最高军事会议,并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实现了“通道改向”、“黎平转兵”。其后才会有遵义会议。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这一决定其影响十分深远,可见周恩来战略眼光之深邃。3、遵义会议上,他与毛泽东配合默契,以后较长时间与毛泽东保持这种默契。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领导权,暂不涉及政治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以团结张闻天为代表的一大批从王明宗派团体中分化出来的领导人,并逐步实现军事领导权、党的领导权向毛泽东过渡。后来的实践证明,毛周的这一默契具有深远的意义。迪克·威尔逊引用西方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成果”可能就是此前“周毛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8]116。他还用一句话概括了毛周这种默契关系的意义:“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8]300保持这样的默契,在当时中共领导人中,是极少见的。4、不仅长征中,周恩来提出北上“川陕甘”,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6]356。抗日战争中,挺进华北、太原保卫战等重大决策,周恩来也参与了战略谋划;解放战争中,像西北战场、三大战役、渡江战役等等,周恩来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是像平型关大战、台儿庄大战,也是在听取了周恩来的意见和建议后,进行战役计划的设计的。总之,周恩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军事战略家。

五、大军事实践家

周恩来的军事实践,几乎贯串他的一生。他的军事生涯比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的历史还早。在中共老一辈领导人中,他作为武装力量的领导人或领导人之一的时间最长。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领导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前文涉及的那些重大军事活动。就是在建国后,他依然在军事领域作出了许多重大贡献。建国初,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朝鲜战争爆发,他参与了出兵决策;其后自始至终协助毛泽东制定抗美援朝的战略和战役方针,并保障后勤供给;5060年代,台海之间的军事行动,也浸透了他的心血;就是“文革”动乱的年代,他一也如继往地协助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一个个篡党篡军的阴谋,保障人民军队领导权和指挥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作为大军事实践家周恩来除了上述这些实践活动以外,另有如下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红军三大主力的创建与形成,与周恩来的早期工作有重大关系。1929年,朱毛红军内部发生分歧,毛泽东受到排挤,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九月来信”促成了古田会议决议,纠正了红军初创时期一些错误倾向,化解了朱毛分歧,使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其后周恩来到中央军区,形成了“周负责、毛帮助”的军事领导格局,使红军多次粉碎蒋介石的军事围剿,直至长征前夕。前文已经涉及,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贺龙肖克所部,从派贺龙、周逸群等到湘鄂边创立根据地起,周恩来就一直就建军思想、发展方针多次给予指导,甚至具体指示他们学习朱毛红军,包括将党支部建在连队、游击战十六字诀[6]241等。就是第四方面军,也是在周恩来组织领导下发展起来的。1929年中央派徐向前等人到鄂豫边,1930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军部正式成立,这便是以后的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1934年春,在第五次反围剿极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应鄂豫皖省委的要求,派程子华到鄂豫皖边区,临行前,周恩来叮嘱他学习和贯彻朱毛红军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后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不久西征[6]339。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方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这个时期已具雏形。这些也同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导和支持很难分开。”[6]242

第二,周恩来为军事现代化、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1、以两弹一星为主要内容的国防现代化,他殚精积虑、孜孜以求,在前后仅几年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三级跳;2、协助毛泽东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多兵种合成军队的战略转变;3、为了军事现代化、正规化,他协助毛泽东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的授衔、军委所属军事院校的组建、军队高级干部的轮训,以及保持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有关制度的建立,等等。1952年后,周恩来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党的八大以后不再担任军委副主席,但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他仍然关心国防事务,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人。

第三,在实战上,在具体战役的指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四次反围剿,他与朱德、刘伯承等人与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蒋介石最亲信的将领陈诚对垒,创立了诱敌深入、预设战场、大兵团伏击、大规模歼灭战的辉煌战例,后成为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的典型范例。把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归结为王明路线或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这两种说法都嫌牵强,应该说是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大军事家联手创造的杰作。

第四,周恩来长时期是将毛泽东军事战略付诸实施的最高、最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一点为老一辈军事领导人共同称道。正如长征中任红军第九军团政治部主任的黄火青后来回忆所说:“我们打胜仗靠的是毛主席战略方针路线,但每次战役的布置、使战争胜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挥。”[6]350周恩来的思维方式与工作作风是举轻若重,但又不被繁忙的事务所困。尼克松曾经指出:“即使他在亲身护理每一棵树时,也总能够看到森林”[9]331-332,“周所具有的这种精微之处,大大超过了我所认识的其他的世界领袖”[9]330。周恩来所具有的注重调查研究、知己知彼、谨慎严细果断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正是大军事实践家极为可贵的品质。

六、结论

综上所述,周恩来从1924年担任中共军事领导人起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党和国家的军事领导人的位置上。毛周合作是中共早期约半个世纪军事实践的显著特点。前期“周负责、毛帮助”,后期“毛负责、周帮助”。在这过程中,“周恩来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发展人民战争、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的道路、建设现代化国防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216

军事家一般不仅要有长期的军事指挥实践,还要有卓著的军功,更要有系统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大军事家与一般军事家的区别,不仅在于军功的更高更大,理论的更系统,还在于其理论的系统、军功的高大,足以影响历史的进程。毛泽东、周恩来就是这样的大军事家。

中共党史、中共军事史,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是相互辉映的。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讲话中指出,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在军事上也是这样,周恩来更多的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特别是从领导全局走向胜利的角度来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主要助手,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作为大军事家周恩来,他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地位,如同他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一样,不论你如何肯定他、歌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那就是必须摆正他与毛的关系,不能把他与毛并列起来,更不能对立起来,周恩来是中共老一辈革命家中,仅次于毛泽东的大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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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海文,费虹寰.周恩来研究述评[M].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1997.

[2]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N].人民日报,1976-01-09(1).

[3]赵春生.把周恩来研究引向深入[M]//汪浩.周恩来研究:第1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7.

[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M].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50-51.

[5]张素华,等.金冲及谈毛泽东和周恩来[J].望,1993(42):18-19.

[6]金冲及.周恩来传:1898—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80.

[8][英]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9][美]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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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汪浩(1942-),男,江苏涟水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哲学与党史研究。

(来源:《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