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纵横谈
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诗词纵横谈
吴正裕
（一）
毛泽东于1962年在《人民文学》5月号发表《词六首》，即《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他在发表这六首词时写了一篇小序，其中说：“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40多年来，关于“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无论是论者和注家，大体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就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的诗词从题材和内容方面去诠释。例如，有的论者把毛泽东反映他戎马生涯的诗词分别称为征战诗词和行军诗词等；有的论者把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到长征期间创作的诗词从题材和内容角度泛指为马背上哼成的史诗；有的论者把毛泽东领导战事以后写的用兵纪实之作统称为马背诗词。另一种是就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的诗词从写作的环境和条件方面去诠释。例如，郭沫若于1962年发表毛泽东的《词六首》时，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写道：“诗总是‘哼’出来的。有的是从书斋中哼出来的，有的是从田园里哼出来的，有的是从工厂里哼出来的……而主席的诗词则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①[①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人民日报》1962年5月12日。]郭沫若对毛泽东所说的“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的解读，着眼的是毛泽东当时创作诗词的环境和条件，我认为是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的，是完全正确的，依据有三：
第一，毛泽东曾经对马背哼诗有具体的说明。1955年他会见法国前总理孚尔谈起自己写诗时说：“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毛泽东从领导秋收起义到指挥解放战争，过了20多年的戎马生活，但真正在马背哼诗的时间并不太长，大约有七八年。根据毛泽东行军转移配备战马和他创作诗词的实况，能在马背上哼诗只有四个时期：一是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期间；二是在长征期间；三是在东征期间；四是在转战陕北期间。在这四个时期中，特别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长征途中，毛泽东不仅经常骑马行军，而且频繁创作诗词。那个时期他出现诗词创作的高峰，这同在马背上哼成是有密切关系的。在战争环境下行军转移，往往是两次作战之间的一次休战，一种休闲，坐在马背上信马由缰，心情放松，闲适舒畅，有了几分从容，有了几许灵感，当会诗兴大发，加上有充沛的精力，充裕的时间，正可以精心构思，仔细推敲，于是一首诗词的腹稿就酝酿完成。
第二，《词六首》中的《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的写作经过，《采桑子·重阳》的题材和内容，透露了两点信息，表明作者把这两首词看成是“在马背上哼成的”，着眼点就在这两首词的写作环境和条件上面。第一点信息是，这两首词作于1929年九十月间，当时因作者患恶性疟疾，身体虚弱，不能骑马，是坐担架在行军途中创作的（对此将在后文作详细论述）。坐担架行军同骑马行军，对创作诗词的环境和条件来说，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毛泽东把“在担架上哼成的”看作同“在马背上哼成的”一样了。如果说“作于骑马行军路上”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的内涵，那么“作于坐担架行军路上”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的外延。第二点信息是，从《采桑子·重阳》的题材和内容来看，既不是写征战，也不是写行军，更不是写驻扎，这与军旅生活毫无关系。也许有人会说，此词写了“战地黄花分外香”，内容与征战有关。其实此句原为“但看黄花不用伤”，后改为“大地黄花分外香”和“野地黄花分外香”。可见把这首词列入征战词一类，是不恰当的。即使把“大地”、“野地”改为“战地”，也只是表现了战地的环境和氛围，涂抹了革命的色彩，并不能使这首词的题材和内容变为征战。我认为这是一首以重阳为题材的感悟和感慨人生的哲理词，如果从它的题材和内容角度立论，根本谈不上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只有从这首词的写作环境和条件立论，才符合“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的原意。
第三，从《词六首》的曾用题看出，六首词中有三首曾标出“路上作”，这清楚地说明这些词都非作于驻地，而作于行军路上。于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词六首》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采桑子·重阳》，在1963年作者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诗词》清样稿上，曾用题为《江西广昌县路上作》，后改为《广昌路上作》，最后定稿为《重阳》。此词说作于广昌路上，恐系误记。1929年重阳节作者是由永定农村坐担架去上杭县城的，并未到过广昌，故此词应是“永定赴上杭路上作”或“上杭路上作”。但这首词的曾用题告诉我们，在作者的记忆中，它是作于行军路上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作者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词在清样稿上曾用题为《广昌县路上作》，后改为《广昌路上作》，最后定稿为《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作者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此词在清样稿上曾用题为《从福建到湖南路上作》，后改为《从汀州向长沙路上作》，最后定稿为《从汀州向长沙》。《词六首》中的另外三首的曾用题，虽然未标明“路上作”，但是作者已经判明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自然应该看成是作于行军路上。
总上所述，毛泽东所说“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不是泛指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诗词的题材和内容，也不是泛指他当年所写诗词是他戎马生活的真实记录；而是特指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诗词的环境和条件，特指他当年所写诗词是骑马或坐担架作于行军路上。
（二）
多年来出版的毛泽东诗词的注释、讲解、解读、赏析、史话等一类书籍，对《词六首》的写作经过，特别是对其写作的地点和具体时间，常有错误的判定。我们弄清楚“在马背上哼成的”一语的内涵是作于行军路上，这对于澄清和纠正《词六首》的写作经过，很有必要，意义颇大。
《清平乐·蒋桂战争》：这首词的写作时间作者定为“一九二九年秋”，因此有些论者抓住“秋”字，把具体写作时间或推定为9月，或推定为八九月之交，甚至推定为8月8日与11月8日之间。这首词的写作地点，有的论者推定为在上杭县城，有的论者推定为在永定农村。以上关于写作具体时间和写作地点的推定，都背离了“在马背上哼成的”原意，因而是不确切的。鉴于作者把这首词编排在《采桑子·重阳》之前，词中又提到打下上杭，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可限定为1929年九十月之交。9月21日红四军攻克上杭后，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于9月下旬在上杭召开，会前致信在永定农村养病的毛泽东要他出席会议。毛泽东回信说：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前委接到毛泽东的回信，给他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到会。毛泽东只得坐担架由永定农村赶赴上杭县城，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结束，大家见他确实病得很重，让他回去养病。于是他坐担架再回永定农村继续养病。必须指出的是，有些论者误认为毛泽东这次到上杭，留住临江楼治病，并写下两首词。根据以上叙述，这首《蒋桂战争》一词，可以推定；作于九十月之交的由永定与上杭之间往返行军途中。
《采桑子·重阳》：对这首词的写作地点，许多论者都判定写于上杭县城，甚至更具体地说写于上杭临江楼。这些论者立论的依据是曾任红四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的傅柏翠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回忆：“我敢肯定是在上杭县城写的，就在毛主席住的那个小楼上写的。毛主席是在上杭城过重阳节……当时正菊花盛开，又打了上杭城不久。”①[①转引自吴雄选编：《毛泽东诗词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傅柏翠的这个回忆经一些纪念馆传开，被不少注家采纳。历史事实是，毛泽东在永定农村休养，因缺医少药，病得很重，所以在重阳节时由地方武装护送坐担架到上杭县城，住在临江楼治病和休养。这期间毛泽东会见过傅柏翠。因此傅柏翠在三十多年后的回忆也许能见证毛泽东当年到过上杭并住在临江楼的情况，却很难证明重阳节那天毛泽东已在上杭城，并曾填词。据说，那年护送毛泽东赴上杭城的当事人曾回忆：毛泽东抵县城已是重阳节后。曾有人追问傅柏翠的回忆有什么根据，他说是自己推断的。②[②转引自吴雄选编：《毛泽东诗词集解》，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毛泽东主持编辑《毛主席诗词》时，在这首词的曾用题中标明“路上作”，这说明他的追忆是准确的。由此可以推定：这首词作于重阳节即10月11日由永定赴上杭的行军路上。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般论者和注家，对这两首词的写作经过，都颇有共识。这两首词的曾用题都标明“路上作”，无疑都是作于行军路上，这与作者在《词六首》小序中说的“在马背上哼成的”，意思完全相同，不过表述不同而已。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这首词的写作经过，在毛泽东诗词史话一类的书籍中，成了演义性的叙述。有些论者根据郭化若的回忆①[①转引自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164页。]，把此词的上阕说成是在1930年12月30日活捉张辉瓒的当晚作于黄竹岭指挥所，下阕说成隔数月后在第二次反“围剿”准备阶段的一个晚上写成。这个说法把作者所说的“在马背上哼成的”话丢到脑后，由于依据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几十年后的回忆，并不十分可靠，因此是不足取的。我认为，这首词的写作经过可以推定：作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和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之前的行军路上。如果当年作者身边工作人员看到过这首词的手稿，那也可能是先有行军路上的腹稿，后有在驻地落笔写成的手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首词的写作经过，有的论者说成在第二次反“围剿”的凯歌声中，6月3日建宁县城召开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兴奋不已，挥笔写成此词。这个说法完全不顾作者关于“在马背上哼成的”话，也是不足取的。我认为，这首词的写作经过可以推定：作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行军路上。
《词六首》的写作经过，都推定作于行军路上，完全按照的是作者的原意。当然，把这些词推定作于行军路上，无论从作者的本意来说，还是从论者和注家的分析研究来说，主要是指这些词是作者行军时在马背上构思腹稿，进行推敲，并不排除在驻地进行修改和写成手稿。
（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创作的诗词，除前述《词六首》以外，根据他骑马行军的有关史实、诗词本身的有关内容和作者的创作习惯，经研究可以判定有12首，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下面对这些诗词的写作经过，作一简略的叙述。
《西江月·井冈山》：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28年9月在迎还兵败湘南的红军大队回师井冈山途中，欣闻红军“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时所作的。有的史书记载，当时毛泽东与朱德是骑着战马率领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的。①[①邱恒聪：《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因此，这首词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第一首佳作。
《如梦令·元旦》：这首词早在1956年《中学生》8月号由谢觉哉的传抄稿非正式发表，词题为《宁化途中》。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标明写作时间为“一九三〇年一月”，词题为《元旦》。从此词的曾用题《宁化途中》，和本词“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的内容，可以推定：这首词作于1930年1月中旬在宁化县的行军路上。这首词在出版《毛主席诗词》时题为《元旦》，表明是作者对此词修改定稿的日子。1930年阴历元旦，是阳历1月30日。“元旦”并非此词的题材，也非此词初稿写作时间，作者定题为《元旦》，可能那年的元旦对作者有纪念意义。
《菩萨蛮·大柏地》：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33年夏到宁都视察工作，在返回瑞金县城途经大柏地的行军路上所作的。毛泽东当时尽管专做政府工作，但是骑着战马，带着警卫战士，依然可以看作是一次行军。
《十六字令三首》：这三首词作于1934年到1935年，即作于长征开始后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因身体较虚弱，同身带战伤的王稼祥一起坐担架行军。这三首词是长征词，反映了毛泽东参加长征的心路历程。
《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作于1935年2月底的行军路上。据史书记载，2月25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经与敌军激战一天攻占娄山关。毛泽东在上世纪60年代回忆说：“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②[②引自《毛泽东诗词集》附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重印版，第243页。]
《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三首诗词都是在长征取得胜利时在行军路上所作。现在对《六盘山》词作于何时颇有分歧。第一种意见认为《六盘山》词在六盘山上“挥毫写下”①[①《"塞上江南"在延伸》，《人民日报》1995年8月4日。]；第二种意见认为《六盘山》词是在1935年12月“挥笔写出”②[②李敏杰：《<清平乐·六盘山>写于瓦窑堡》，《人民日报》1986年12月28日。]；第三种意见认为《六盘山》词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所写，据说曾听作者讲过③[③郁之：《大书小识之十五》，《读书》1993年第8期。]。这几种意见都缺乏可信的依据。第一种意见可能是指在六盘山哼出的初稿。第二种意见可能把修改定稿当成写出初稿了。第三种意见可能把毛泽东所说作于保安误听作延安了。总之，这几种意见反映了毛泽东创作《六盘山》词，包括创作《长征》诗和《昆仑》词，是经过打腹稿、反复修改、写出定稿这一较长过程的。
《沁园春·雪》：这首词可以推定是毛泽东于1936年2月准备东征时在行军路上作。作者曾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所作，一个“看”字说明他创作这首词时，可能骑在马背上去“看”，词的上阕都是写他在实地看见的雪景。过去有人考证这首词作于陕北清涧县袁家沟驻地，恐怕并不符合作者创作的实际情况。
《五律·张冠道中》：这首诗是毛泽东于1947年4月初在张冠道中行军时所作。从这首诗标题表明“道中”，诗中有“征马嘶北风”句，可以推定此诗是“路上作”，“是马背上哼成的”。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诗词中，还有几首可以判定是在住地或驻地所写，也有的是徒步行军时所写，如《西江月·秋收起义》，应排除是“在马背上哼成的”，这里不一一论列。
（来源：《井冈山道路与毛泽东诗词——第三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