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探索与诗情奔涌
——毛泽东“上山”思想历程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词作探析
道路探索与诗情奔涌
——毛泽东“上山”思想历程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词作探析
孙东升
如果以《西江月·秋收起义》和《西江月·井冈山》为开端，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共创作了11首词（加上蒋桂战争、重阳、元旦、广昌路上、从汀州向长沙、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大柏地、会昌）。时间是1927年秋到1934年夏。这是毛泽东思想处在探索阶段，他的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他诗词创作比较集中的一个时期，形成他一生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本文拟从史、诗结合的角度，以1927年春毛泽东面临道路选择时作于武汉的“心情苍凉”“心情郁闷”之作《菩萨蛮·黄鹤楼》和他上述11首词为线索，梳理一下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探究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在所有共产党人都在面临危局、寻找道路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毛泽东找到了一条上井冈山、开辟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历程，使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最终成为打开中国革命成功之路的两把锁钥？
第二，为什么毛泽东能在艰苦转战甚至枪林弹雨的情况下，几年内比较集中地写了一组脍炙人口、鼓舞人心的词作，在取得理论上丰硕成果的同时，出现他一生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关注农民和乡村，奠定了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
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要探索他的思想历程，不能不涉及他1925年秋写的另一首词《沁园春·长沙》。
建党初期，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毛泽东更多地关注工人运动。对农民问题，他没有投入太多的精力。1923年前后，陶行知等正在提倡乡村教育，恽代英曾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去搞一搞。毛泽东不以为然，回信说，现在城市工作还忙不过来，怎么顾得上农村呢？①[①转引自《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
但是，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毛泽东比别人更懂得，中国早期的工人大多来自农村，同农民有着血肉联系。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要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农民运动中迸发出的巨大活力，促使他很快把注意力转向农运。
1923年4月，湖南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胜利后，毛泽东曾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9月中旬，白果乡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尽管两个月后，农工会遭到湖南省长赵恒惕的镇压，但这个实践无疑激活了毛泽东的思维，他由此看到了农民运动中蕴藏的力量。
在广东出席中共三大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张国焘后来认为：提出农民问题，是“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②[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94页。]。但是，由于陈独秀主导的中共三大注意的焦点是如何推进国共合作，所以会后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1924年底，毛泽东亲自开始了农民运动的实践。这年12月，他离开上海回到家乡韶山冲，通过各种渠道做社会调查，开始了发动农民运动的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正是这次回韶山，才使他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①[①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5页。]。
他发动的这个运动，主要包括四件事：一是创办夜校，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二是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帮助成立了中共韶山支部；三是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发动成立了二十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检查洋货、禁止销售洋货等活动；四是成功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赈灾、“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在家乡的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不满。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逮捕毛泽东。毛泽东躲过缉捕，到了长沙，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伫立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著名的《沁园春·长沙》。词中，他这样提出问题：“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他的答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答案：创造历史的是人民。
但是，党建立起来了，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有了，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都开展起来了，学生运动进一步深入了，革命的路径究竟如何呢？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
应该说，在党内最早亲身致力于农民运动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并不是毛泽东，而是彭湃。他在1922年党成立不久就开始在广东海丰老家活动，1923年1月领导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使海丰成为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好的地区。但他没有把实践上升到理论层次，没有把农民运动看成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当时党内掌握实权的陈独秀和张国焘，一个只注意和国民党合作，一个更为关注工人运动，完全忘记了农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他们“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②[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大家都在迷茫中前进。但毛泽东寻找到了。他找到的这个“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就是农民。经过家乡切身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农民发动起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人民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宰。1925年11月21日，他在广州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众所周知，他研究的成果，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该文对农民这个“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分析，认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除此之外，1926年1月1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农民问题的看法。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国民党二大后，3月19日，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接办第六届。这届讲习所于1926年5月15日在广州正式开课，收有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开设25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8门，教员多是有实践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
1926年9月1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他在文章中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至此，毛泽东把农民问题鲜明地提升到了“中国革命中心问题”的位置上。
1927年1月，毛泽东身着布衫，脚穿草鞋，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一系列生动新鲜的事例，使毛泽东非常兴奋，他很快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叙述了湖南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认为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说农民革命“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笔者以为，正是以上对农民运动的考察和深入了解，躬身实践和理论上的总结，奠定了毛泽东后来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基础。这是毛泽东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正确革命道路的第一步。
“霹雳一声暴动”：“心情苍凉”，寻找出路，在领导秋收起义的实践中毅然落脚井冈山
正当毛泽东致力于部署全国农运的时候，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18日，他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宁汉分庭抗礼。再加上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政府，中国一时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4月27日，中共五大召开。会议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强调要争取领导权，但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参加了大会，他当时最关注农民问题，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议定出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会，被断然拒绝，陈独秀甚至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
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他独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遗址前。面对滔滔奔涌的长江水流，他写下《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时，毛泽东是茫然的。他后来曾解释当时写这首词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烟雨莽苍，朝雾弥漫，水天无际，心潮难平。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的毛泽东，怎能不为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呢？
形势果然急转直下。5月，驻宜昌的夏斗寅率部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不久，驻长沙的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6月中旬，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7月15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中国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大革命宣告失败。屠杀在延续。中共六大有一个统计数字，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者有31万多人，包括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在内的2.6万多名共产党人遇难。
处于血腥恐怖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反思，并且需要迅速作出应对决策。刚刚经过改组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面对情势果断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这期间，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了“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上山”等主张。
6月24日，新任湖南省委书记毛泽东赶赴长沙开展工作。随后又到衡阳召集会议，要求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7月4日，毛泽东返回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鲜明提出应选择“上山”来对付敌人对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的搜捕和屠杀，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七会议上，他更明确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记录，1927年8月7日。]这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在中国共产党人中，毛泽东第一次把它鲜明地提了出来。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如期举行，并成功占领南昌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形成决议，“从此找到出路”。但是，当时人们的主导思想仍想依赖外援，顺势南下攻打大城市，导致两个月后遭围攻而失败。毫无疑问，中国革命“城市中心说”的思想还占据绝对优势。
毛泽东对此表示了疑问。八七会议结束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①[①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8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进一步提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7年8月9日。]。会后，毛泽东受命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领导秋收起义。
起义之前，毛泽东通过调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鲜明地提出几个问题：第一，举什么旗——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第二，暴动问题——“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第三，土地问题——“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第四，暴动的区域——“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湘中的中心是长沙。”③[③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101页。]
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明确的暴动纲领。但中共中央并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紧迫的局势，不容许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之间的争论继续下去。
毛泽东仍按原计划作出起义部署。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形成三路分别向平江、萍乡、浏阳推进。毛泽东兴奋地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描述起义的动人场面：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④[④这首词，作者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和"愁"。]
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已走向低潮，反动军事力量在各处都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从湘赣边界来说，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进攻长沙的计划显然难以实现。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折。
这时，起义军需要立刻作出选择：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如果退却的话，向哪里退？毛泽东不顾阻挠，断然提出改变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清醒地认定，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起义军应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用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是，是否继续攻打大城市，是否与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相结合，成了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退到了广东，秋收起义受挫后断然放弃进攻长沙计划，退往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与广州起义比较，在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指导下，前委会否定了叶挺等撤往农村的主张，坚持“进攻再进攻”的战略，最终导致起义失败，张太雷壮烈牺牲。秋收起义后的道路选择表明，我们党领导革命成功跨越了两大障碍：俄国道路的框框、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障碍；对中国实际不了解的障碍。毛泽东以极大的勇气，以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以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对实际的深入了解，成功跨越了这两大障碍。这就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比其他领导人高明的地方。
毛泽东对自己的选择充满自信。他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起义军南下攻克莲花县城，经过著名的“三湾改编”，成功地团结和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正式落脚井冈山，恢复各县党组织，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1928年4月，朱毛红军大会师，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力。
“我自岿然不动”：充满自信，总结经验，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
1928年5月至7月，湘赣边界割据进入全盛时期，党、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但是不久，在中共湖南省委错误指导下，红四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乘机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造成“八月失败”。
其时，毛泽东正在永新领导军民，以游击战术牵制国民党军队11个团近一个月。8月23日，他率第三十一团第三营日夜兼程南下，在湘南桂东接应作战受挫的第二十八团。在桂东县城举行前委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
在返回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得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指挥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借黄洋界天险，抵抗国民党军队四个团的猛烈进攻，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毛泽东诗兴大发，豪情万丈，填写《西江月·井冈山》一词：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朱毛红军返回后，随即开展恢复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工作，三战皆捷收复遂川、宁冈、永新县城，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会剿”。1929年1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趁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主动撤离井冈山，出击赣南。之后，面对敌人的“追剿”，红军采取盘旋式和打圈子的做法，寻找时机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经过短短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红四军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到1931年10月，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中央苏区）。它的范围扩展到28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1.2万名群众参加红军，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轰轰烈烈的开展革命斗争、开创比较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的间隙，毛泽东开始着手从理论上总结经验教训。
1928年10月、11月，毛泽东先后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是党领导下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密切结合：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没有土地革命，红军战争就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革命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不建设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无法保持等一系列重要的思想。
至此，毛泽东关于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各方面的具体路线都已大体形成。从红军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切合中国实际的主张。这是他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的复杂环境中，严格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坚持在实践中顽强探索的成果。尽管前进道路上还会有曲折，但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已经深深扎下了根。
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探索中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
“马背哼诗”：在艰苦探索中诗兴勃发，获得词作丰收，形成他一生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伴随着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形成了他一生的第一个高峰。
通观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越是在艰难困苦、形势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的诗兴越浓，他的词作反映生活的范围越宽，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愈加深刻。毛泽东是一个勇于接受挑战的诗人。从1927年秋到1934年夏，毛泽东面临敌人严重的白色恐怖，开辟道路、冲破思想牢笼的痛苦选择和突破重围的复杂局面，迷茫、愤怒、不平，豪迈、乐观、喜悦，在左冲右突中他心有所感，以诗言志，生动记录了这一段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他的思想历程。
试举数端。
1929年春，蒋介石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争夺湖南、湖北两省地盘展开混战，历时4个月。是年3月，朱毛红军由江西进入福建西部，占领长汀。五六两月，三次占领龙岩，9月攻克上杭。秋天，毛泽东写了《清平乐·蒋桂战争》，用仅仅46个字的小令，生动、真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这之后，毛泽东先后创作了《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和《清平乐·会昌》。所有这些，构成毛泽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词作。这些词作，仅从标题来看，便知诗兴的缘起和该词的内容：或记录红军行军生活，诗情如火关不住，表达豪迈心情和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如《广昌路上》、《从汀州向长沙》，有人称之为“行军词”；或状写战事，如红军集中兵力，四面包围，全歼敌人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活捉张辉瓒的《反第一次大“围剿”》；状写毛泽东、朱德率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横扫七百余里，歼敌三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二万余件和大量的军用物资，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的《反第二次大“围剿”》，有人称之为“战争词”；或写战地战场，表达自己被剥夺军权后的郁闷心情和对时局的担忧，如《大柏地》、《会昌》，有人称之为“抒怀词”或“言志词”。总体而言，正如诗人在他写于1962年的《<词六首>引言》中说的那样，这些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①[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中国古有“愤怒出诗人”的说法。毛泽东早年说过：“文学创作只是实现自我。”晚年他读《诗经》时，更明确地说：“司马迁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从汉朝司马迁的发愤为诗，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到当下毛泽东的“实现自我”，因怨气而为诗，三者一脉相承。毛泽东这个阶段的词作，尤其是几首“抒怀词”，正是沿着这一传统而写成的。
郁滞成诗。西方学者也认为，情感是本能欲望与外界压抑之间发生冲突时产生的结果，诗歌创作就是这种“对峙和纠葛”的排解、疏泄、转换和升华。由此看来，写诗填词是有共同的创作冲动的。《采桑子·重阳》如此，《菩萨蛮·大柏地》如此，《清平乐·会昌》也是如此。
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对毛泽东来说，的确并非一帆风顺。1929年6月下旬，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在建军原则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等问题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同志理解和接受，他不得不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此后，他身染重疴，留在闽西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地方工作。10月，在上杭临江楼，经过一位叫吴修山的名医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1934年，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大军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逼近，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险恶，博古、李德拒绝毛泽东突出重围、进攻江浙、迫敌回援的正确建议，导致广昌失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面临战略转移的危局。这年夏天，毛泽东正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指导工作。由于南线红军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中央苏区南线出现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7月23日天色微亮，毛泽东带领几名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填成《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毛泽东自称其诗是“马背上哼成的”，因而他得了一个“马背诗人”的雅称。1955年他风趣地对法国前总理孚尔说：“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①[①孚尔：《毛泽东会见记》，转引自苏扬编《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在战争间隙，在戎马倥偬中诗情奔涌，逸兴勃发，快速成句，也是毛泽东不同于其他诗人的独特地方。
宋代诗人杨万里说：“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诗主抒情，但无论是激情还是悲愤，皆来源于生活。马背吟诗，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与生活的关系。中国古代也有“马背诗人”，如宋代写下“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写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辛弃疾，等等。毛泽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诗词（或曰“战争诗词”），也正是源于“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的急行军之中。
的确，诗人、政治家、军事家毛泽东在战事之暇，胸中风雷激荡，感情波涛汹涌，革命情怀殷殷。在“从汀州向长沙”的行军途中，虽然不同意当时中央要求夺取大城市、“迎接革命高潮”的主张，但他顾全大局，依然服从，“六月天兵征腐恶”，“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无奈中充满革命者的自信和豪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天兵怒气冲霄汉”、“唤起工农千百万”，朴素的语言中表露出诗人何等豪迈、何等雄奇的心境！短短几行字，气势如虹，如闻惊雷。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赣水苍茫，闽山碧绿，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白云山一役，重霄中杀入“飞将军”，红军居高临下，枪林中大败敌人，使国民党精心策划的战略只能“为营步步嗟何及”了。如此精彩的描写战争场面的诗篇，说明毛泽东不仅是战争的亲历者，而且确是写战争诗词的“圣手”，与陆、辛辈比不仅毫不逊色，而且青出于蓝。
郭沫若曾说：“大风大浪的洪涛，便有雄浑的诗。”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词作风格，正属雄浑沉郁一格。不经意为之，长期的观察和积累便融入笔端，兴会神到，遂成佳作。它们不仅抒发的是诗人的情感，而且是红军将士艰苦斗争的写照，是人民革命战争的颂歌。
顺便说一句，毛泽东这个时期在创作体裁上几乎都选用他所擅长的填词，没有吟诗。诗词本是一体，但词这种“长短句”形式更富音乐感，更易于表现战争状态下的情感波澜，或许马蹄声声中更适合具有音乐感的铿锵长短句的诞生吧。
（来源：《井冈山道路与毛泽东诗词——第三届毛泽东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