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长征中的重大历史贡献
朱德在长征中的重大历史贡献
王安平
举世闻名的长征是关系中国革命根本转折的伟大历史事件。在这由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中，中共领导集团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使中国革命化验为夷，转危为安。朱德无疑是中共领导集团中的一位重要成员。他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而且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本文试就朱德在长征中的主要历史贡献作一述论，以纪念他110周年诞辰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
一、利用沿途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尽力减轻红军前进中的阻力，为打开突围通道和实现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既怕国民党蒋介石的一箭双雕诡计，乘追剿红军之机吃掉他们，又怕红军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站稳脚跟，开展土地革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一方面要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对抗，另一方面也可能在不危及他们切身利益的时候，与红军达成某种程度的协议。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略的步步进逼，民族矛盾日益取代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部分地方军阀民族意识的觉醒，也使红军和他们在共同抗日基础上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的可能变为了现实。为“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朱德便开始了对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统战工作。
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曾多次树帜反蒋，与蒋介石积怨甚深。他为保存自身力量，称霸南粤，打破蒋介石压迫红军入粤，然后尾随而入，取而代之的阴谋，对蒋介石的进剿命令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1934年9月20日，蒋介石判断红军主力“企图突围西窜”②，要陈济棠派有力部队在预定地域拦击，勿使漏网，“如堵剿不力，……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③但陈济棠却将原在江西南部的部队调往粤北，加强广东北部防务。很明显，这一调动，既有阻止中央红军进入广东的一面，也有保存实力防止蒋介石嫡系部队乘机入粤的一面。与此同时，他又秘密派人到苏区接洽，表示赞成中共在三个条件下“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主张④，愿意经过谈判来协调双方的关系。朱德为利用蒋陈矛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于9月底亲自致信陈济棠指出：“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争。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若不奋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并说“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⑤在信中朱德还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的五项建议。10月5日，朱德又与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到寻乌与陈济棠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就地停战、解除封锁、互通情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⑥。正是有了这个协议，中共中央在决定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方为突破口，后来，红军在突破敌军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凡有粤军把守的地方，粤军基本上未予截击，有的只是朝天开枪放炮，借此虚张声势，告诫红军从速离开粤境。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之所以能在没有多大损失的情况下于很短时间内突破三道封锁线，顺利通过陈济棠的管区，是与朱德等人成功的统战工作分不开的。
1935年中央红军进军到四川，蒋介石也借阻击红军长征之机，将势力伸进四川，借以控制四川，遂与四川军阀发生矛盾。朱德便利用与受蒋介石命令对红军沿途进行拦阻的四川军阀多为故交、同乡或滇军旧部等关系，积极开展对川军的统战工作。1935年5月，朱德写信给杨森的侄儿杨汉忠，要他认清形势，不要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落得“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并表示愿与其“切取联系”⑦。12月25日，朱德发表了致川军将领的公开信，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下决心要灭亡中国，大敌当前，川军应同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反蒋抗日。信中具体提出了订立抗日军事协定的三项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二）立即允许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后备队。”⑧此后，朱德又接连给川军20军军长杨森，28军军长邓锡侯、29军军长孙震，以及川军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等过去旧友写信，晓以“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义⑨。为解除川军将领害怕红军将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顾虑，朱德明白告知：“德率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为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惟不愿与先生等以兵戎相见于四川。”并希望与川军联盟救国，共赴国难。考虑到川军与蒋介石矛盾较深和川军将领的具体处境，朱德还提出“倘因处在蒋贼严密监视之下，一时不便动作，则建立爱国友谊关系，相约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他告诫川军将领吸取两广事变失败的教训，要“坚为联合”，以免“为蒋逆分化离间收买诡计所乘”10。
朱德的信既使川军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又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排斥异己，借刀杀人的阴谋。“杨森接信后，即令部队给北上红军让道；邓锡侯也密令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路程。”11尽管蒋介石多次下令川军各部向红军占据区迅速推进，但川军将领均以种种借口抵制蒋介石的指令，拖延观望，徘徊不前。可见，朱德对川军的统战，为红军顺利出川北上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这些地方军阀除个别外，都投向了人民阵营。
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错误，与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朱德和毛泽东自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多年共同的战斗生活，使他们建立起了互相信任的坚实基础，正如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秘闻》一书中所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农民们都把这支部队称作‘朱毛’军，而且许多人都坚信朱毛是一个人。”12长征开始后，朱德作为战略转移的实施者，不但对部队的行军和作战作了周密部署，时常亲临前线，进行战争动员和作战指挥，而且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表示坚决支持。
1934年10月，当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占领湘黔边境的通道城后，博古、李德仍准备按原定计划，北上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然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必经道上布下了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红军往里钻，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西地区。在这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便打几个胜仗，争取主动，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在中央召开的通道紧急会议上，朱德极力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遵照中央指示，立即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13
红军西进贵州，于12月15日占领黎平，得到了长征以来连续行军的第一次休整，但此时的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继续主张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好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讨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14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地区”15。这个决定确定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黎平会议结束后，朱德便和周恩来及时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作了重新部署，并指挥红军长驱入黔，连克县城10余座。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占了黔北重镇——遵义。
在遵义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因博古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原因，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引起了多数与会者的不满和反对。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重要发言，系统深刻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上的严重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战术问题，他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会议参加者的拥护。朱德继王稼祥、张闻天之后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据作为李德翻译参加会议的伍修权回忆说：“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16由于朱德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他在党和红军中的这些重要地位和他在会上的鲜明立场，在当时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无疑对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会议根据朱德等多数人的意见，改组了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决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帮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会后不久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后，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协力配合，指挥三万中央红军，在云贵川地区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过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使中央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夺取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曾在《续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及在红军中的作用时写道：“毛泽东是红军中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则代表火热的战斗意志，使红军战斗不息。”“若是没有孪生的天才‘朱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是很难想象的。”“从朱毛直到红军司令员和政委之间没有军事政治权力之争，朱毛的联合幸好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完全相辅相成的。”17从上述史实看，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恰如其分。
三、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顾全大局反对分裂，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长征形势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现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上了阴云。在这严峻时刻，作为军队主要领导人的朱德，始终站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边，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
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为统一红一、四两方面军的思想，明确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18，为此，必须首先夺取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以便使主力能顺利向甘南前进。在会上强调只有两军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从政治上保障战争胜利的朱德、会后立即率红一方面军北上，连翻几座大雪山，于7月16日攻占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可是，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在红一方面军出发后，不但不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反而个人野心膨胀，依仗人多枪多，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企图将红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决定，将周恩来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也于同时发出通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19。由于张国焘的拖延，战机贻误，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难以实施。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分兵北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中央政治局也于8月初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要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则是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会议强调，必须在红一、四方面军中进一步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
沙窝会议后，朱德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立即率红军总司令部人员赶到卓克基、率军北上，8月，到达阿坝。然而，张国焘却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他一面散布什么“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等流言蜚语，一面违抗中央决定，借口噶曲河涨水，部队不能东进向右路军靠扰，竟提出南下主张。朱德得知后，亲到河边查看水情，并派警卫员探测河水深浅，力主服从中央决定。但一意孤行的张国焘置朱德的意见于不顾，重新安排左路军的行动，并强令右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南下川康边。当中共中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两大主力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张国焘公开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身处左路军的朱德，在这艰难时刻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反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大事大非面前的严正立场。
张国焘先是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遭到朱德的拒绝。接着，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指责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不顾整个中国革命利益”，“破坏主力红军团结”的“分裂逃跑”，大肆鼓吹南下，并指使他的追随者要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旗帜鲜明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我绝对不能反对自己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20红军的行动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执行，“南下是没有出路的!”21当有人挑衅地冲着他说：“你想北上那你就走”。朱德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不能走，我是党派来的，你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22他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官兵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只要张国焘的阴谋被揭穿，大家是不会跟他走的。
张国焘不听朱德的一再劝告，于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又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攻击中央“犯有政治路线错误”，现已“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他要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同时正式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党籍，并要大家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么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看我们的热闹。”23他还严正地向张国焘表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24你的作法我不赞成。“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跟毛泽东的关系。”25张国焘虽然对朱德反对他分裂党和红军的一系列言行表示不满，但考虑到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也不敢对他采取极端手段。同时，也由于朱德等人态度的鲜明和斗争的坚决，张国焘的错误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和限制，不敢为所欲为，他搞的伪中央也一直未公开对外宣布。
朱德除了面对面地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当时红一方面军留在左路军中的干部战士，目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肆意诋毁党中央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有的提出：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的说，张国焘要阻止我们执行党中央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在这关键时刻，朱德从革命全局出发，耐心教育大家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讲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是好的，是要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切不要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只有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26。经朱德耐心细致的引导，这些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才逐渐克服急躁情绪，坚定了胜利的信心。许多官兵都表示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和红四方面军官兵搞好团结。与此同时，朱德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也极为关怀，他利用各种机会到部队基层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接触、谈心，向他们反复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加强团结的重要性。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坚持原则循循善诱的谈话，提高了红四方面军将士对张国焘错误的认识，搞好了红军内部团结，避免了内部冲突，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爱戴，在南下战斗中，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共同打了不少胜仗。此外，随军南下的朱德，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但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仍在逆境中积极行使职权，与徐向前、刘伯承等人一起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部队损失，保存了红军力量。
上述一系列史实表明，朱德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处处以党和红军的大局为重，既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立场和革命原则，反对分裂，又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不轻率地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有力地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并在危难中挺身而出，行使职权，避免内部冲突，保存了这支重要的红军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赞誉的那样，朱德在同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是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四、促成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坚持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率军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
红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党中央同红二、六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因通讯密码留在红军总部而中断。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对红二、六军团的情况极为关心。为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红二、六军团以帮助，他经常通过电报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提供军事情报。朱德在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黔边、挺进黔西、会师甘孜的整个战略转移过程中，都给予了有力的政治军事指导。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希望北上陕甘的战略行动方针的来电，朱德的耐心工作和南下受挫的血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到了南下没有出路，他们纷纷要求北上。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领也赞同中央提出的北上行动方针，日益孤立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为进一步增强与张国焘斗争的实力，争取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朱德等多次致电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希望他们放弃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迅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要求他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27在电报中还提供了5个渡河点供选择。但当时红二、六军团仍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创建根据地，朱德得到报告后，30日再次与张国焘致电红二、六军团指出：“你军最好北进。”红二、六军团得到这一电示后，才毅然“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28尽管当时给红二、六军团的电报都是由朱德、张国焘连署，但张国焘的想法与朱德是不一致的，他的打算是“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29，以继续对抗中央。
就在红二、六军团即将北上之时，张浩却从陕北来电表示反对，他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30这个电报，曾使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原定红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红二、六军团北上的决策也几乎发生动摇。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31朱德后来也说，红二、六军团的“过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好，团结就搞起来了”，“二方面军过江，我们气壮了，北上就有把握了”。32。
当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六军团于4月27日胜利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及时领衔发去贺电表示祝贺，并电令红四方面军的32军西出理塘，策应和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5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会合在即，为保证两军会合后的团结，朱德立刻召集会议，一再强调；“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33朱德的这番讲话，为两军会合后互相帮助，共同北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恰在这时，中央也来电对两军会合共同北上的方针表示欢迎。这实际上是对朱德坚持两军会合北上主张的肯定。
6月下旬，红二、六军团先后到达甘孜附近，朱德闻讯，迅即从炉霍赶到甘孜迎接。因各路红军长期处于被分裂状态，加之朱德发出的所有电报均受张国焘的控制，所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事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情况一无所知，为使他们了解真情，朱德分别找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谈话，向他们介绍张国焘抗拒中央，搞分裂活动的阴谋。他对任弼时说：“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回答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他又对贺龙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34王震在与朱德的一夜长谈之后，也明确表示要与张国焘作斗争。朱德还与他们一起共同商讨对策，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以防被张国焘所控制。在两大主力红军于甘孜举行的会师庆祝大会上，朱德对红二、六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北上就必须团结一致，不搞好团结是不行的。”35随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两军北进时，根据朱德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这就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了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虽然两大主力北上途中，在是西渡黄河还是继续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等关键问题上，朱德与张国焘有过多次争论与斗争，但由于得到了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王震以及陈昌浩等人的支持，最后终于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危险，于1936年10月按中央要求，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朱德促成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以及与张国焘的坚决斗争，三个方面军要在西北大会师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红二、四方面军能来到党中央身边，既是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胜利，也是朱德近一年时间忍辱负重，艰苦工作的结果。作为中央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有人这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过他：“共产党所以能够完全操纵红军，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对党的忠诚。”“朱德在各方面都是没有政治野心的”。36
总之，在历经艰难曲折的两年长征中，朱德不仅运用自己的丰富作战经验和军事理论，指挥千军万马与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作战，而且灵活运用党的统战政策，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压力。同时，在革命濒于绝境的关键时刻，坚定不移地支持、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领导，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于困难的环境中，与之进行不懈斗争，有力地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红军内部的团结。并在与张浩意见相左的情况下，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促成了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最后遵照中央指示，率军北上，完成了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的历史使命。朱德在长征中对中国革命的这些重大历史贡献充分体现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在长征中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这些贡献将永垂史册。
（作者单位：四川省师范学院）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第148页。
②胡羽高：《“共匪”西窜记》，第81页。
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二），第405页。
④《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1934年7月1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60页。
⑤朱德：《关于抗日反蒋给陈济棠的信》（1934年9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
⑥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130页，第149页。
⑦中共四川省党史工委编：《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⑨《成都文史资料》，第5集，第35页。
10北京师范大学马列室编：《人民的光荣》（四），第210页。
11田子渝等：《朱德战斗在四川》，南充师院学报丛书《朱德研究》，第282页。
12（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秘闻》，《参考消息》编辑部译编，第6页。
13《朱德致各军团、纵队首长电》，1934年12月13日。
14、29、33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34页、第370页，第373页。
15《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34年12月18日。
16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前后》，《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
17、36（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8页。
18《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1935年6月26日。
19《中央军委关于朱德仍兼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的通知》，1935年7月18日。
20陈友群：《力挽狂澜，反对分裂》，《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2期，第26页。
21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21辑，第18—19页。
22《康克清谈朱德革命实践中的一些重要情节》，《文献与研究》1984年第1期。
23、24、3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59页，第475页，第483页。
25（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78页。
26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星火燎原》（选编之三），第377—378页。
2728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1936年7月。
30林育英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4月1日。
32《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渡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前的经过情况纪要》，1960年11月9日。
34王震：《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纪念贺龙同志》，《解放军报》1977年7月28日。
35谭尚维：《甘孜会师》，《解放军报》，1975年10月8日。
（来源：《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研究文集》1998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