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三大会师
朱德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三大会师
王安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取得重大发展而又不断遭受挫折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对人民军队的发展和中国革命有着重大历史作用的几次军队会师，莫过于朱、毛部队井冈山会师，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红一、二、四方面军西北大会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这几次大会师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对此学术界却无人专题论及，本文就此作一述论。
一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军为寻找新的出海口挥兵南下，但在广东潮汕一带主力被敌军击败。在敌大军压境，我军又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为保存革命火种，朱德将汇合起来的起义军余部“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第242页。】。在千里转战途中，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涣散，纪律松弛。不少官兵也相继离队，有的甚至带着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有的还散布失败情绪，要求解散部队。在这危机关头，朱德于10月7日在饶平的茂芝干部会上坚定地指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目前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决定部队向群众基础较好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寻找“立足点”，在广大农村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这样就把革命的退却和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开始了从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重大战略转变。随着革命战略从城市到农村的重大转变，朱德针对艰苦转战的实践和这支北伐时常胜“铁军”濒于溃散的状况，又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在军事战略上开始了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并逐步提出了游击战争的一些新的战术原则。同时，朱德针对起义军大多来自旧军队，成分复杂、纪律涣散，组织和思想混乱以及旧的官兵关系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于赣南的天心圩、大庚、上堡，从政治、组织和思想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整顿，统一了官兵思想，明确了革命前途，消除了部队的失败主义情绪。同时还整编军队，强调军纪加强军训，并调整党团组织，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部队中去，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从而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1928年1月，朱德率部经千里转战，来到了湘南。此时恰逢李宗仁与唐生智的战争爆发，双方对峙兵力集中在湖南北部，桂军黄绍竑部也同粤军张发奎部在粤西对峙，湘南空虚；而大革命失败后，地主反攻倒算，农会受到严重摧残，人民群众日夜盼望翻身解放；加上大革命失败后被迫返回家乡的湖南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又在湖南工农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容易一呼而起。鉴于上述形势，为壮大革命实力，扩大革命影响，朱德决定发动湘南起义。1月12日，经朱德等精心策划，智取宜章成功，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接着又打败了国民党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直捣其坪石老巢，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受其胜利鼓舞，湘南各县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发动武装暴动，推翻反动政权。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朱德率军先后占领了郴州、永兴、资兴、耒阳等县，在桂阳、桂东、常宁、汝城、安仁、衡阳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茶陵、攸县、临武、嘉乐等县的部分地区，也纷纷举行了武装起义，约有100万人参加革命，革命风暴遍及20多个县，从而形成了湘南暴动的高潮。宜章、郴州、永兴、资兴、耒阳、安仁、茶陵等7县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地方武装1万多人。为加强统一领导，1928年3月，又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这标志着整个湘南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
湘南起义后不久，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外部，1928年3月，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余部通电接受南京政府收编。湘粤军阀受南京政府之命，纠集7个师兵力，从湖南衡阳和广东乐昌两个方向南北夹击，进逼湘南，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内部，由于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严重脱离群众，革命力量受到孤立。这就极大地动摇了湘南武装割据的基础。在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保存革命实力，朱德根据自己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的情况和毛泽东派何长工来联系的实际，果断作出了撤出湘南，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重大决策。
朱德撤出湘南的决策，遭到了湘南特委的反对。湘南特委认为起义军“守土有责”，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应该不避艰险。对这些要求湘南全部武装力量与敌人硬拼的盲动主义主张，朱德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的撤退是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以便“选择有利的地点、时间消灭更多的敌人”【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62页。】。但湘南特委仍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如特委书记杨福涛等人就坚决反对上井冈山，当他们随军撤退到资兴时，则提出要与大部队分手，带着特委机关回衡阳。结果他们到耒阳、安仁边界，就被民团抓住，统统杀掉了。盲动主义错误留下了血的教训。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军1万多人，到达江西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地区的1000多名武装力量实现了历史性的大会师。5月，朱、毛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上，朱德说：“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45页。】朱德率领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人数众多的起义大军的到来，使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增加了10倍。同时，朱部的到来，也充实了井冈山的干部实力，如陈毅、粟裕、肖克、邓华、杨得志、唐天际以及林彪等大批军事人才，都是随朱德上井冈山的。两军的会合大大地促进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很快达到了全盛时期。
二
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分离后，党中央同红2、6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因通讯密电留在红军总部而中断。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对红2、6军团的情况极为关心。为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红2、6军团以帮助，他经常通过电报与他们保持联系，并提供军事情报。朱德在红2、6军团转战湘黔边、挺进黔西、会师甘孜的整个战略转移过程中，都给予了有力的政治军事指导。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接到中央希望北上陕甘的战略行动方针的来电，为避免红2、6军团孤悬西南被敌歼灭，同时也为进一步增强与张国焘斗争的实力，朱德等多次致电进军到黔滇边界，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红2、6军团领导人，希望他们放弃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设想，迅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3月23日，朱德和张国焘致电红2、6军团，要求他们在“渡河技术有把握的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在电报中还提供了5个渡河点供选择。但当时红2、6军团仍准备在南北盘江一带创建根据地，朱德得到报告后，30日再次与张国焘致电红2、6军团指出：“你军最好北进。”红2、6军团得到这一电示后，才毅然“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任弼时：《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报告大纲》(1936年7月)。】尽管当时给红2、6军团的电报都是由朱德、张国焘联署，但张国焘的想法与朱德是不一致的，他的打算是“想把二、六军团拉过来，壮大自己的力量”【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以继续对抗中央。
就在红2、6军团即将北上之时，回到中央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却从陕北来电表示反对，他说：“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又说：“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11页。】。这个电报，曾使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指挥员不知该怎么办，原定红四方面军留在康北策应红2、6军团北上的决策也几乎发生动摇。但朱德决心不变，坚持就地整训，策应2、6军团北上。正如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多亏朱总司令决心不变，坚持四方面军仍在现地休整训练，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83页。】
为策应和等待红2、6军团的北上，朱德率领红4军在康北高原度过了极为艰苦的4个月，因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后，转移到康北高原的目的是想筹足必要的粮食和物质，即刻北上，而未打算在这一带立足。当接到红2、6军团决定与四方面军会合的电报后，朱德即刻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接应红2、6军团北上。他在派出一部分兵力南下雅江、理塘迎接2、6军团的同时，又进行北上的各方面准备。当时的康北高原地广人稀，物资匮乏，不仅几万官兵的口粮无着落，而且御寒的棉衣也缺少，部队迅速减员。为克服困难，朱德率红军一方面执行正确的宗教政策和统战政策，与德格土司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做到对寺庙秋毫无犯，且帮助受反动宣传躲到深山里去的藏民春耕，消除了隔阂和误解，得到了他们的帮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则组织专门机构，负责筹集粮食、牛羊和御寒物资。由于当地粮食有限，朱德亲自领导了一个由老农和中医组成的野菜委员会。各连队还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为准备御寒物资，朱德号召买羊毛、织毛衣、毛袜、缝皮背心，并亲自参加捻毛线、织毛衣活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四方面军基本解决了自己需要的粮食和御寒装备。同时还为2、6军团准备了2万多件毛衣毛裤。
当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于4月27日胜利渡过金沙江后，朱德及时领衔发去贺电表示祝贺。5月下旬，红2、6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会合在即，鉴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出现的问题，为保证两军会师后的团结，朱德立刻召集会议，一再强调“各部队在两军会师以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374、373页。】。朱德的这番话，为两军会合后互相帮助，共同北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恰在这时，中央也来电对两军会合共同北上的方针表示欢迎。这实际上是对朱德坚持两军会合北上主张的肯定。
6月下旬，红2、6军团先后到达甘孜附近，朱德闻讯，迅即从炉霍赶到甘孜迎接。在两大主力红军于甘孜举行的会师庆祝大会上，朱德对红2、6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说：“同志们，我祝贺你们战胜了雪山，也欢迎你们来与四方面军会合，但是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谭尚维：《甘孜会师》，《解放军报》1975年10月8日。】随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2、6军团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成熟。7月两大主力便向北进发。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甘孜会合，为后来的红军三大主力西北大会师奠定了基础。
三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增，长征形势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为避免两大主力红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央果断决定率红1、3军团先行北上后，身处左路军的朱德，在这艰难时刻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反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的严正立场。
张国焘先是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遭到朱德拒绝。接着，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指责中央率1、3军团北上是“不顾整个中国革命利益”，“破坏主力红军团结”的“分裂逃跑”行为，他大肆鼓吹南下，并指使其追随者要朱德当众表态“反对北上，拥护南下”。但朱德旗帜鲜明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并举了手的。我绝对不能反对自己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陈友群：《力挽狂澜，反对分裂》，《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2期，第26页。】他特别强调红军的行动必须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执行，“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余洪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红旗飘飘》第21辑，第18～19页。】张国焘不听朱德的一再劝告，于9月17日发布南下命令，10月5日，又在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同时正式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的党籍，并要大家表态。朱德语重心长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么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459页。】
朱德除了面对面地与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在处境艰难的情况下，为维护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5、9军团之间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避免了内部冲突。在南下的战斗中，随军南下的朱德，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但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仍在逆境中积极行使职权，与徐向前、刘伯承等人一起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指挥部队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部队损失，保存了红军力量。
朱德的耐心工作和南下受挫的血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认识到南下没有出路，在得到中央希望北上的来电后，他们纷纷要求北上。徐向前、陈昌浩等将领也赞同中央提出的北上行动方针，日益孤立的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朱德在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中，处处以党和红军的大局为重，既反对分裂，又维护团结，不轻率采取任何决裂的做法，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有力地维护了红军内部的团结和党的统一，避免了内部冲突，保存了这支重要的红军力量。
红二、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又出现了张国焘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会议决定，妄图西进的主张。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新的革命局面，朱德又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
1936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等人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8月，红二、四方面军由川北挺进到甘南，红四方面军在近一个月时间内，横扫甘南广大地区，红二方面军则攻入到了礼县、西和、成县一带。为策应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组成了西征军，向静宁、隆德地区运动。“三个方面军形成了南北呼应，夹击敌人，实现会师的有利态势”【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380页。】。
但就在此时，蒋介石为阻止三大主力红军会合，迅调胡宗南部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面对新的情况，朱德和张国焘等人于9月13日致电中央，提出“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兰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的作战建议。毛泽东等立即回电说：“彼此意见大体一致”，并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接连几天，毛泽东不断来电通报敌情，要求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进占界面铺及以西地段。可是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将以四方面军主力与胡宗南作战，就提出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朱德就此不断找张国焘、陈昌浩商量，力主按中央要求，迅速北上，但张国焘却按兵不动。
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朱德会上会下都与张国焘争论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被他说服赞同北上的陈昌浩也一同做张国焘的工作，张国焘虽一度宣布辞职，但因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他最后只好放弃个人意见，赞同北上。会议最后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并作出了各部队立即北进的部署。同时，也将这一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电告了中央。
但当岷州会议结束，张国焘到达漳县前敌总指挥部后，却向没有参加岷州会议的前方负责同志提出了西渡黄河，抢占水登、红城子作立足点的方案，并命令部队停止北进，掉头向西。在这关系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有着强烈党性原则的朱德，一方面致电张国焘说：“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再召开西北局会议以“续商大计”。【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27、329～330页。】另一方面，朱德致电党中央和在陇南的二方面军贺龙等人，电文中说，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54页。】。同时他又及时通知参加过岷州会议的西北局成员赶赴漳县开会。9月23日，西北局会议再次召开，朱德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与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但由于张国焘蛮横，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朱德仍坚持岷州会议原案，要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
由于朱德等人的坚决反对，加之敌情变化和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季节，张国焘的西进计划难以实现，最后被迫表示听从中央意见。9月27日，中央来电指出：“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谓、陇西线北上”【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332页。】，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此时张国焘只好与朱德等人联名电告中央，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部队)约六号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155页。】。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会宁，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抵达静宁。至此，三大主力红军完成了在西北的大会师。
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重要时期，也是朱德一生革命斗争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遭受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朱德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胆略气魄和独到的战略眼光，善于把革命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创建、保存、发展和建设人民军队，为维护党的团结和军队的统一，以及开创新的革命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贡献。
首先，朱德在事关中国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三大会师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看出，如果没有朱德对八一南昌起义火种的保存，就没有湘南暴动；如果没有朱德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抵制而毅然引兵井冈，就没有著名的井冈山会师。所以何长工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没有湘南暴动就没有朱、毛会师，就没有第一支工农红军，就没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参见于俊道等编《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7页。】谭震林谈及井冈山革命斗争能开创全盛局面的原因时也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下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岭打了一仗。这样就把江西来的三个师打败了。”【《谭震林同志的谈话》，《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4页。】“在井冈山时期，军事上指挥打仗、反围剿，主要由朱德负责”【吕黎平：《朱德的伟大思想和崇高品德》，见于俊道等编《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集》，第2页。】。因此，朱德保存、壮大革命力量，引兵井冈，对井冈山会师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发展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同样，如果没有朱德对自己正确主张的坚持和对张浩电报的抵制，并坚守康北四月，率部克服自然、经济困难，就没有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朱德后来也说，红二、六军团“过江不是中央的指示，是我们从中抓的”，抓过来北上就有把握了【《朱德委员长谈二方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前的经过情况纪要》(1986年11月9日)。】。在与中央联系有限，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充分体现了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而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的实现，也是与朱德一年多时间忍辱负重，艰苦工作并与张国焘的坚决斗争分不开的。三大主力红军西北大会师，完成了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从此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政权的武装力量就是以这三大主力红军部队为基础的。作为红军总司令，有的外国学者这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过朱德：“共产党所以能够完全操纵红军，原因之一就是朱德对党的忠诚。”“朱德在各方面都是没有政治野心的。”【〔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91年，第108页。】
其次，朱德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军原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朱德从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重要探索。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过程中，以令人钦佩的革命坚定性和统帅艺术，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整顿，建立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了革命军队的组织纪律。把过去只知道打仗的部队，改变为既打仗，又宣传、组织、武装群众，打土豪解决部队给养的人民军队。此外，朱德还在起义军中废除旧的官兵关系，提出了红军中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原则，通过整顿起义军余部，使干部战士提高了觉悟，明确了方向。这样不仅与旧军队有了本质的区别，而且为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由失败向胜利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初步提出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朱德在大革命失败后，为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探索，与毛泽东进行的“三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做法上相似，原则上一致，且都取得了成功，因而，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金冲及主编《朱德传》，第95页。】。在以后的斗争岁月中，朱德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为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的提出和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先后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等文章，提出了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建军宗旨、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和执行铁的纪律等原则，并在实践中予以坚持。如朱德在人民军队创建初期通过整顿党的组织，来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和实践，是我党早期探索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的范例，又如朱德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坚决而有效的斗争，就是对党指挥枪原则的有力维护。由于这些建军原则极大地推动了红军的发展，从1930年起，中共中央多次把这些经验，向全国各地红军推广。这样就使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建立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服从于党的绝对领导，从而建成了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再次，朱德几乎与毛泽东同时决定实行战略转变，初步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征途中，朱德和毛泽东走在了前列，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革命战略的转变。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处境艰难，士气低落，军心涣散，面对这种危局，朱德于1927年10月在饶平茂芝召开会议，一方面冷静地分析敌我形势，指明革命前途，坚定革命信心，加强部队纪律，振作部队士气；一方面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农村去寻找“立足点”。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失利后，于9月19日在浏阳的文家市召开会议，决定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朱德主持召开的茂芝会议与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文家市会议颇有相似之处，他们相继开始了由进攻大城市转向进军农村的重大战略转变，这代表了我们党领导武装斗争初期的正确方向，从实践上已经突破了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框架。可见，朱德和毛泽东几乎同时初步找到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相结合，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后来陈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深情地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第26～28页。】
总之，朱德在这一时期的这些重大历史贡献，是其同时代的党内、军内其他领导人所无法替代的。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由此确立。正由于如此，他被称为“红军之父”，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惟一的总司令，并与毛泽东齐名，享誉国内外。朱德也由此步入了他人生最辉煌的岁月。朱德能做出这些重大的历史贡献，是与他坚强的政治胆略、杰出的指挥才能、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和政治军事素养，以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在旧军队中带兵10多年，身经百战，积累了丰富的带兵、作战经验，而且在云南讲武堂系统学习过军事理论，在德国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例，在苏联学习过苏联的军事、政治理论，同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又及时总结积累了大量的新鲜经验。朱德的这些经验和素质是当时党内和军内其他领导人所不具备的。朱德能做出这些重大的历史贡献，也是与他创建人民军队，实施战略转变，提出新的建军原则，保存、壮大革命力量，以及在党内、军内的资历、威望和贡献联系在一起的。也正因如此，我们应充分肯定朱德的历史贡献。
(本文作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政法系教授，本文为博士论文《朱德军事思想研究》的一部分，指导教师陈廷湘成都610064)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