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
周恩来对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
吴小宝曾长秋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在担负新中国繁重的经济和外交工作的同时，直接筹划志愿军赴朝作战。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所作的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及时组建东北边防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晚，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做出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定。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命令第七舰队开进我国的台湾海峡。不久，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采取“紧急军事措施”，给南朝鲜以所谓的“援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使朝鲜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内战变成国际性的局部冲突，并涉及到周边地区，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中国和朝鲜是亲密的邻邦。“联合国军”的侵略行为，不能不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援助邻邦、保卫祖国视为紧迫的重大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6月28日，继毛泽东发表关于中国人民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同主义的任何挑衅”的讲话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杜鲁门的声明和第七舰队的行动，“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反对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所通过的非法决议。他指出，这一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严重地破坏了联合国宪章”。“这一决议是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同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
毛泽东、周恩来以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及时地在军事上采取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措施。他们清楚地看到：虽然朝鲜人民军敢打敢拼，长驱直入，但对方的主力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于“世界霸主”地位，是绝不会轻易认输的，朝鲜战争很可能有反复。同时，东北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我国最重要的战略区。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驻东北的正规军只有一个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东北全部兵力不足20万，已成为全国驻军最少的战略区。
鉴此，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于1950年7月7日和10日，连续两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肖华、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副政委谭政、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铁道兵司令员滕代远、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作战部部长李涛、军训部部长肖克等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的指示，提出并初步商议了对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设立与领导人选配置、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车运计划与兵源补充等问题的设想。
8月26日，周恩来再次召开有关方面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项准备工作。31日，周恩来主持东北边防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36个师），共70万人作三线配置；从第四野战军中抽调10万老兵，准备在参战后补充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以上防范措施，为此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所证明，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参与制定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为了对朝鲜战局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总参谋部作战室和有关部门进行了朝鲜战场情况、战局局势走向等问题的研究，一致认为：以美国军队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的可能性很大。这是美国企图扭转朝鲜战局很厉害的一着棋。1950年8月23日晚，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总参谋部作战室主任雷英夫向周恩来汇报了这一判断结果。周恩来听后，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他马上打电话向毛泽东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当即指示周恩来带雷英夫到他那里当面详谈。毛泽东听完汇报后，郑重地说：“有道理，很重要。”
为了以防万一，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将这一分析通报朝鲜和苏联政府，供他们参考。同时，还责令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密切注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命令东北边防军于9月底以前做好一切作战准备。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了上述看法和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正如雷英夫所说：“主席和总理8月23日的那些决策，真英明，真及时，给我们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再晚一点，就被人家堵住家门口了。”
9月15日，“联合国军”7万余人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实施仁川登陆计划。27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妄图继而占领整个朝鲜。面对急剧恶化的朝鲜局势，30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庆祝国庆一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远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警告却置若罔闻，不予重视。10月1日，麦克阿瑟指挥的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同日和3日，金日成首相两次请求中国人民给予朝鲜人民以特别援助，即在对方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支持朝鲜人民军作战。
此时此刻，中共中央面临着出不出兵的重大历史抉择。从10月1日起，中共中央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朝鲜战局。5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出兵抗美援朝的问题。周恩来与政治局成员及部分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力主出兵朝鲜，但也有一部分人不主张甚至反对出兵援助朝鲜，林彪就是其中之一。针对各种意见，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慎重考虑，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并选定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这一决策，体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表明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反对侵略的坚强决心。
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同陈云和中央军委其他负责人彭德怀、林彪、高岗、罗荣桓、聂荣臻等进一步商量入朝作战的诸项重大事宜。会上，林彪仍不赞成出兵，还说如果一定要出兵，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周恩来坚定地指出：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我们的自卫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最后一定会胜利的。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去争取胜利的问题。
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8日，毛泽东当机立断，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命令，并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即，毛泽东致电金日成，将决定通报给他。在制定决策过程中，周恩来态度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出兵援助朝鲜，体现了周恩来高瞻远瞩、指挥若定的胆识。
秘密赴苏要求军事援助
1950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之后，周恩来偕林彪、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前往苏联，同斯大林等党政领导人商谈紧急而机密的志愿军作战的有关事宜，主要是要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的问题。
周恩来在与斯大林等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详细地介绍了中共中央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是否出兵援朝的问题，说明中国出兵后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提出希望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同时要求苏联援助中国抗美援朝所需的军事装备，并提供各种类型的武器与弹药，首先是陆军轻武器制造的图纸。斯大林当即答应了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请求，并说：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
斯大林表示暂不出动空军到朝鲜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态度，既使出使苏联的周恩来感到意外，也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始料未及的。后来，周恩来谈到这一情况，说：美军“逼近了鸭绿江，我们就下决心，去与斯讨论。两种意见，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这是斯说的。我们问：能否帮助空军？他动摇了，说中国既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谈了一天，晚上就要决定，马上电问毛主席”。10月13日，毛泽东复电称，政治局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14日，办事认真仔细的周恩来在得到苏联政府对援助中国的军事装备将给以信贷和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志愿军的肯定答复后，致电斯大林，进一步提出了8个问题，请求给予明确答复，并随电附上中国政府第一批关于各种炮类及附属器材的订货单。但是，不久在“联合国军”北进甚速，平壤危在旦夕的极为关键的时刻，斯大林从维护苏联自身战略利益，避免同美国发生全面武装对抗的立场出发，改变了原先的承诺，指示莫洛托夫转告周恩来：苏联现决定只派空军到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
得知斯大林改变原有主意的消息后，1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刚刚回国的周恩来在会上汇报了同苏方会谈的情况，彭德怀汇报了志愿军出动前的准备情况。在是否出兵、何时出兵的问题上，虽受到苏联反复多次的影响，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支援朝鲜人民军、出兵入朝作战的重大问题上，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会议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日入朝参战。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地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策。
组织领导和指挥抗美援朝战争
入朝作战，同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其区别不仅表现在出国打仗上，更重要的是面对具有现代化装备、机动性强、陆军地面火力猛、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的外国（主要是美国）军队。但是，中国军队又有很多美军所没有的长处：政治觉悟高，士气旺盛；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几十年来一直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尤其擅长于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作战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消灭敌人，善于分散隐蔽；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能吃苦耐劳；离后方近，补给线短。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指挥助手，周恩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局变化，经常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并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助下，具体指导前线部队军事行动的实施。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从不间断。在整个战争期间，重要的作战部署都是在周恩来参与下作出的，很多电报、文稿也是由周恩来亲自起草或口授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先提出意见，再报毛泽东批准。正如去朝鲜参加谈判工作的志愿军代表乔冠华所说：周恩来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直至团一级单位的状况，都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也很清楚。周恩来还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及时地提出了一些战略战役指导原则和克敌制胜的办法，连后勤工作都亲自抓。
由于这是一场在国外进行的消耗巨大的现代化战争，对手主要是拥有优势火力的美国侵略军，俘虏是外国人，不能用来补充部队；对方的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机动快，又掌握绝对的制空权，难以缴获大量弹药和物资；朝鲜当地在战争中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志愿军几十万大军在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主要靠祖国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备。周恩来最早认识到军队后勤工作中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他专门听取了后勤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作了部署。随后，他召集总后勤部、地方有关部门和有关军区后勤部门的负责干部开会，研究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确定了部队供应关系和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
周恩来计算得非常细，一直计算到每个士兵需要吃多少和用多少。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使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打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粮产区又遭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周恩来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炒炒面，他还亲自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在一次后勤会议上，有人反映，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钻林子，周恩来就建议改为解放帽。这次会上还反映，战士单衣原是套头式的，负伤后不好脱，周恩来就建议改为开襟式。以后，他在听取志愿军后勤部门汇报时，听到部队在山地行军作战，棉衣容易被树枝挂破，又亲自提议在棉衣面上扎绗线。
美军依仗空中优势，对朝鲜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还以少架多批的战斗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超低空搜索扫射。志愿军后勤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而敌人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使我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境。针对这种严重状况，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修理工补充志愿军。以后，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对地面的掩护。为保证建成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周恩来日夜操劳。彭德怀深有体会地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聂荣臻也多次说：“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作出了宝贵贡献。”
其他，如志愿军各部实行轮番作战；粉碎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坚持打，争取和，促进和谈与停战，等等，周恩来也都作了精心部署。
领导停战谈判斗争
战争，从来不是孤立的军事行动，它是实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常常和外交斗争相配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建议和警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后，中国人民仍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当中朝军队把侵略军赶过三八线后，1950年12月20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提出召开七国会议、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从和平解决亚洲问题的4项建议。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提议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响应。
由于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打击，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且因伤亡惨重而受到本国舆论的强大压力，美国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建议。7月1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发表声明，同意与“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
中国派李克农、乔冠华赴朝鲜参加谈判工作。为了取得谈判的实效，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了高超的谈判艺术。夏衍回忆说：“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到板门店上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全面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的首次会议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来凤庄举行。这个谈判拖延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是打了3年，谈了2年。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担负起双重的任务，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即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经中央讨论决定。同时，周恩来还讨谈判的议程、方针、策略直到谈判的地点、中立区的范围，进行了缜密的考虑。他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大量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发往前方，指导我方谈判代表的工作。这些电报总数约有几百件，仅1951年8月下旬到10月25日，就有50件之多。当时，我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的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
1954年，中国派出了由周恩来为团长的近200人的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召开的旨在解决朝鲜和越南问题的国际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从方针政策到具体事务，都作了安排。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就朝鲜问题作了6次发言，表现出了高超的灵活性和斗争的艺术性。雷英夫作过这样的评价：“周总理是名副其实的副统帅兼参谋长。他既有远大的战略目光，又有周密的组织才能；既能协助毛主席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一掷千钧地定下战略决心，又能将毛主席的意图和决策，化作严谨细致的技术措施，环环相扣的具体步骤，贯彻到千军万马的行动上，落实为千里之外的决胜事实。正因为有了毛主席的掌舵和周总理的辅佐，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这个评价，是公正而准确的。
（来源：《党史纵横》200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