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贡献

陈云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贡献

武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史上，经济体制发生了两次剧烈的变革，经历了两大转型期：一是1949－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转型并力图完善它的时期；二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又由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并不断完善它的时期。陈云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这两次经济转型中，对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实事求是的政策推进。

一、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两次经济转型

（一）第一个经济转型时期（1949－1978年）

1949－1978年，是中国由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传统的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过渡并试图巩固计划经济的阶段。1949－1952年期间，新中国建立起强大的国营经济和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并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1953－1956年，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为计划经济建立了前提。这一时期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基础的，除了国家投资和国营企业的计划是指令性计划外，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基本上都是指导性计划。从1957－1978年的22年，是中国试图健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阶段。

纵观20世纪的计划经济，可以看出，它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最极端化的模式。与其说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不如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在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采取的手段。计划经济兴起于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革命建立起来，拥有强大的权威和力量；另一方面，这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革命，一般都是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压迫，因而要求实行赶超战略，而计划经济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能力、政府集中资源配置以及高积累机制，能够较快实现超越。

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就不是解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这实际上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主要目标。计划经济的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的低水平和粗放型、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最大限度集中资源用于工业化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计划经济，在当时起码适应了中国在低收入条件下追求高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它具有以下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1）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如水利工程）。（2）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二）第二个经济转型期（1979－2009年）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至今，为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如果细分，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1.1978－1991年为第一个阶段：试图改革和完善计划经济阶段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开始转轨。简单地说，中国的经济开始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这个阶段，以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允许开放搞活，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农村实行家庭经营，允许“三资”企业。这种基础的变化，必然使得经济运行中有一部分处于计划经济之外，这就需要市场调节。于是，这个阶段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主要方法是引进市场调节，带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性质。但是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程度和范围看，毕竟还属于计划经济。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但是随后出现的经济混乱又导致政府加强了计划管理。

2.1992－2009年为第二个阶段：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

这个时期中国价格基本放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对外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成为调控企业的基本手段，可以说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形成。

从1996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的经济形势和环境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一是“短缺”时代的结束，中国的经济运行已经由长期以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第二，深化改革导致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过去那种改革目标和动力，一致转变为权力和资本成为强势而农民和雇佣劳动者成为弱势的格局；第三，中国的经济规模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第四，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境外经济的涨落哪怕是风吹草动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因此，在这个阶段，与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并行不悖的，是中国再次强调了政府之手的作用，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其配套政策和措施；2004年的加强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2005年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工业反哺农业和统筹城乡发展；2008年的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等，都反映出政府之手的调节作用不仅到处可见，而且越来越重要，甚至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二、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探索的贡献

计划管理之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唯一或主要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手段，是与单一公有制和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经济管理体系分不开的。在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与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一起，被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特征。由于中国建国以来一直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到1986年他退出领导岗位到中顾委工作，近40年来，他全程参与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过程和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转型，并在其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不懈探索和远见卓识，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是已经深入人心，对1978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起到了启蒙作用，而且发挥了指导性和纠偏性的作用。

从“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起，中国就开始明确宣布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1956年底，提前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急剧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来说，如何有效实施计划管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优越性，是摆在当时经济工作主要领导者陈云面前的头等大事。对此，陈云通过对中国计划管理复杂性的认识和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时的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前期，传统农业和小生产者所占比重还很大，远没有达到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仍然是“靠天吃饭”。因此，计划经济赖以发挥优越性的关键——足够信息的及时获得和及时处理问题，就成为制订正确计划的最大难题，而且几乎看不到这种困难因工业化的进展和计划人员的加强而可以明显改善。

计划决策者难以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不仅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复杂多变和手段的落后；还因为这些信息是经过许多机构或人员收集和转达的，在此过程中，有关机构和人员很自然地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偏好对信息加以过滤甚至扭曲。例如，陈云在1954年2月主持编制“一五”计划草案第四稿时就说：“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越算越少，而投资越算越多，因此要确实计算每个项目的单价。各部门不要故意把次要项目算进去，而把重要项目有意漏掉。”①[①《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页。]

陈云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观察和工作实践，很注意将复杂的计划管理划分为两个层次分别对待。第一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层次，这是实现计划经济优越性的关键；第二是国民经济的微观运行，即各种经济成分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注意解决计划经济激励不足和管理太死的问题。②[②这是笔者根据陈云在“一五”计划期间的言论和措施总结出来的，尽管当时没有“宏观经济调控”这个名词，但是实际上始终存在着这个任务。]1956年7月，陈云指出：“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①[①《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在“一五”计划后期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从这个角度去看问题，也就可以很好理解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了。

1956年7月，陈云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计划范围内搞个社会主义自由市场，恢复过去私人经营的一套，组成有定息的公私合营企业。”②[②《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8月23日，陈云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工商业改造的组织形式问题座谈会上又提出：“过去只有国家市场，没有自由市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市场，市场就会变死。这种自由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因为它不是盲目的市场，而是国家市场的助手。”③[③同上书，第99页。]陈云进而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价值规律对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它所起的作用，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同，没有破坏性。我们能够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用它来刺激增加更多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以适应人民需要。”④[④同上书，第100页。]9月，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根据建国以后管理经济的经验，就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⑤[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陈云不仅提出在计划经济下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而且亲自领导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实践活动。在中共八大肯定了陈云提出的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设想后，1956年10月，陈云为国务院起草了《关于放宽农村市场管理问题的指示》。《指示》在充分肯定了开放农村自由市场好处的前提下，提出了比较具体的管理农村自由市场的办法。而这些实践积累了经验，对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的作用，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运用市场机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⑥[⑥参见武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引入市场机制的先声——陈云与1956年农村自由市场的开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5期。]

三、陈云在经济转型初期的伟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逐渐扩大，直至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机制，而计划管理的范围不仅逐步缩小，其方法也逐渐地由指令性计划为主向指导性计划为主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伴随着两个方面改革的深入而进行的：一是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改革逐步深入，农民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越来越多，集体所有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上摆脱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二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范围和深度越来越大，同时国家计划管理的手段也多样化，指导性计划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和经济转型，陈云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经济体制渐进式的平稳转型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初期，陈云的伟大贡献，除了人们都非常熟悉的调整国民经济，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良好、宽松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开放农村自由市场、支持包产到户，使经济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取得成功；大力开展惩治腐败、加强党纪、党风和监督机制建设等功不可没，这里不再赘述外，更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贡献是在当时以“开放搞活”、“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中，一再强调计划的调控作用。如果脱离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很难看清楚陈云的贡献，不仅不明白陈云为什么在人们都已经接受和推行他过去积极提倡的市场机制时，卓尔不群地强调管理计划的作用，而且不明白陈云这种做法的深刻意义和重要性。但是当我们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搞活”和“放权让利”，放在当时国有经济“一家独大”和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对地方政府有效制约的背景下，就会一目了然了。

众所周知，计划与市场都是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同一时期各自调节的范围和深度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理论，其得失完全取决于实际的需要，取决于总体经济运行的效益最大化。

陈云是最早提出并一贯坚持应该利用市场调节机制的国家领导人，并在1978年以前亲自领导过两次实践。但是，在1978年以后乃至整个80年代，我们看到，陈云除了坚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外，还特别强调要发挥计划的作用，并形成了著名的“鸟笼经济”思想。这是与当时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基本上还是按照原来的“投资饥渴”、“预算软约束”、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环境分不开的。陈云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针对生产和基本建设材料供给问题时就说：“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表面上好看，挤来挤去，胖子挤成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①[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1979年3月，陈云又说：“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②[②同上书，第253页。]这里所说的项目都是国家投资项目，显然，没有中央的计划和综合平衡，在当时“放权让利”的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各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重复建设、“钓鱼工程”和浪费现象。因此，在1982年1月25日，陈云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就说：“计委的工作难做呀！去年十二月我讲了那四点，主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③[③同上书，第311、305－308页。]

1982年12月，陈云在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结前几年改革开放经验时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④[④同上书，第320页。]陈云这里所说的国家计划，是动态的，范围可大可小的，实际上就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如果没有陈云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经济转型中强调和运用中央政府的计划手段，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扩张冲动、调整经济结构、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经济转型不仅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可能国民经济的运行波动会更大，甚至会出现失控的局面，并由经济混乱导致政治动荡。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