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看任弼时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从《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看任弼时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吕小蓟
任弼时是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之一。他从16岁起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的思想和业绩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任弼时英年早逝，对他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已开展多时，但由于相关档案资料的缺乏，对任弼时早期思想转变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任弼时1922年3月5日亲笔填写的《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为我们研究青年任弼时的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关于《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的一些情况
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是中国早期赴苏俄留学学生中的青年团组织。任弼时是中国第一批赴苏俄留学的青年之一，他是通过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往苏俄留学的。到苏俄后，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东大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东方各民族革命培养干部，于1921年5月创办的，在同年10月21日正式开学。任弼时等是东大的第一批学员。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革命理论，为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做好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任弼时学习十分刻苦认真，很快就渡过了语言关。他到苏俄一年半后，便接替瞿秋白担任了东大中国班西方革命运动史的课堂翻译工作。
最初，中国班内并无党组织。1921年春，在任弼时一行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时，中国共产党尚在酝酿中；在他们到达莫斯科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年年底，中国班开始有了秘密党组织。当时与任弼时同在中国班学习的有刘少奇、罗亦农等人，刘、罗在1921年底第一批由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弼时是在1922年12月7日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至于青年团组织，从最初，在中国班就是公开的。当时，任弼时等人大多在国内就已加入了团组织，在赴苏俄的途中，他们就以“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
本期《党的文献》发表的《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是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发现的。表格的文字全部为汉字，系手写、油印。调查表的内容较广泛，不仅有姓名、年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婚姻状况、受教育情况、职业、加入过什么团体或政党等填表人基本情况，还包括现在的政见、来俄时的目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及旅俄青年共产党的意见，以及对中国工人运动问题、中国农民问题、中国青年运动、中国妇女运动、兵士中间的宣传等的意见，还有现在想做什么及其目的、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及在什么地方活动、干什么事情等问题。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内容，为我们研究任弼时早期思想，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份调查表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中的情况看，应该是东大校方对中国班青年团员情况的一次调查。
通过这张调查表，我们发现任弼时曾经“进过了俄国少年共产党”，这是过去没有掌握的历史情况，但“俄国少年共产党”是否指俄国共青团，以及任弼时是如何“进过了俄国少年共产党”的，在该组织中的有关活动情况等等问题，还有待另题考订、研究。
二、调查表所反映的任弼时的早期革命思想
该表调查的问题，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二是关于革命信念问题的回答，三是对于革命政策和策略问题的认识。这里主要探讨第二、三类问题。
（一）关于革命信念问题
任弼时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下痛苦挣扎，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岁月。他同那个时代的许多志士仁人一样，渴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在少年求学时，他就在习作中以稚嫩的笔触，表达了他忧国忧民之心，说：对帝国主义侵夺祖国领土要有御侮之策，宜有爱国之心，应急起直追，继承救国先驱们的志向，等等。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年仅15岁的任弼时以深刻的影响，当时他曾联合在长沙几个中学里的湘阴籍学生，组成宣传团，回湘阴家乡宣传救国思想。但是，究竟应当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毕生追求，他还在苦苦追寻。
正在这时，1920年夏天，任弼时了解到在长沙正在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并且正在组织留俄勤工俭学团，准备经上海外国语学社，派往俄国留学。这时的俄国，已经经过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由昔日的沙皇帝国变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些情况，已被当时的报刊陆续介绍到中国，为任弼时等正在苦苦寻求人生理想和出路的热血青年，带来了新的希望。
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是毛泽东等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长沙建立的进步组织。它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实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在它正式成立前，就已先后介绍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等16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
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任弼时等人不仅学习了简单的俄语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习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常识和参加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加入了刚刚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经历，对任弼时的思想转变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使他对理想社会和人生的看法，有了较大的变化。他在1921年5月启程赴俄之前给父亲的信中说：“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这表达了他甘愿为“大同世界”而冒险牺牲，以造成“大福家世界”作为自己希望和责任的一种追求。
这封信一直是研究任弼时早期思想转变的重要资料，但它表明的是任弼时在赴苏俄留学前的思想状况。这次发现的调查表，则展示了任弼时在此后11个月中思想信念上的发展变化：此时，他对共产主义有了明确的认识，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的”，“希望俄国极力使第三国际去联络全世界无产阶级，摧〈催〉促他们的革命早成功，则俄根深蒂固，□共产主义，快快可以实现全世界”。
任弼时思想的这一发展变化，同他到苏俄后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东大，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运动史，从思想上理性地了解和接受了共产主义信念；而且，他亲身感受了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氛围，经历了全体人民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同甘共苦，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渡过难关的艰苦岁月。而调查表中的相关内容，正好反映了在这一阶段中的任弼时的思想状况。有必要强调的是，填写这张调查表时，任弼时未满18岁，到苏俄仅9个月，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不到5个月。
调查表中关于思想观念的问题和回答虽然文字不多，但它真实地记录了任弼时的思想发展脉络。如果说，任弼时最初选择赴苏俄留学是在寻求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出路，那么这时，他已经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可以说，此后他用自己的毕生，实践了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
（二）关于革命的政策和策略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调查表中涉及的方面较广，包括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兵士宣传问题等等内容。下面主要就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问题作些阐述。
1.关于中国工人运动问题
任弼时在国内读书时就对中国工业问题感兴趣。他曾受社会上“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希望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来振兴中国。但是，随着任弼时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一影响转化为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关注。他在回答调查表中“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回国后，在什么地方活动，干什么事情”的问题时说：“若是回国，没有相当可以运动的机会的工作，少也要到工厂去做点工人运动的工作——上海或湖南。”
这时，已经初步了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弼时，认为要开展中国工人运动，把工人组织起来，首先就要深入工厂，向工人进行宣传；第二步就要把全国的工人组织起来，形成有组织的团体；第三步就是要准备进行罢工的经济条件，主要是准备基金，当机会到来时，就要由共产党去“竭力指挥”，以取得斗争的胜利。他还特别指出，“要注重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知识”。应该说，任弼时的认识是正确的，这时正需要向中国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把他们组织起来，以进行革命斗争，只是他在这时的认识难免欠深刻和全面。
经过3年多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后，任弼时返回祖国，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他作为团中央代理总书记指导青年团积极参加五卅运动。翻阅他在这时签发的团中央文件，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认识不断深化，已经能够比较成熟地运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运动。在五卅运动的初期，他组织青年团开展宣传工作，号召扩大反帝运动，借机“撒播我们的种子”；当斗争形势发生变化，党中央和团中央联合发表《告工人士兵学生书》后，发出团中央通告，根据形势变化，阐述适时变更罢工策略的意义，提出要防止因“工人阶级孤军急进”而溃败的后果。通告说：“这个变更的意义，是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并且多提出经济的要求，以坚工人团结奋斗之决心。同时我们要认识，此时只是退守，不是完全退却……”【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这份通告表明任弼时关于工人运动思想的发展变化，即由原来的进行宣传——组织团体——准备经济条件以进行罢工，进到在罢工斗争中，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斗争策略的进退，而不是一味地蛮干。这也表明，任弼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日渐成熟。
2.关于中国农民问题
在中国，农民问题一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任弼时出生于湖南乡村，对中国农民的状况可以说是了解的。他在调查表中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中国农民，无产业者少，这是很难宣传的地方。以我的意见，要到乡村组织一种农会，向农会去宣传，以这种农会作宣传的动机，用经济眼光去解释他们将来的危险地位，使他感觉到将来的坠落的危险，或者也可使他为自己的地位，加入无产阶级斗争。”应该说，未满18岁的任弼时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意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为通过农民协会这一组织机构，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把农民组织起来，正是当时发动中国农民革命所需要的步骤和方法。回顾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史，全国各地的广大农民群众正是经过这样的步骤和方法被组织起来的。
在大革命期间，任弼时曾专门签发了一份关于农民问题的团中央通告，其中说：“农民运动是党与团的一种极重要的工作。占人民全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国农民，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也有极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现在无产阶级势力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中，我们在农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紧！”通告要求，在农民运动完全没有发动的地方，“为使将来有作青年农民运动的可能，目前须极力注意在农民中作普泛的政治宣传，以及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极广泛地在农民中提出工农联合的口号，注意调查农民中各种秘密和公开的结社，如红枪会、农民自卫团等，设法派人参加进去，侦探其情形，报告于总校教务处【总校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称，教务处是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称。】。为便于我们将来在农民中能永常地继续活动，故现在在乡村中发展本校的组织，尤为重要。”通告还提出，“在农民较有组织的广东，我们除帮助大学【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进行普泛的农会运动工作外，须开始为青年农民及手工业学徒做经济斗争和教育的工作。宜多召集乡村无党的贫苦青年大会，作普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的宣传，引导青年农民拥护革命政府，肃清反革命的势力，整顿并发展农民自卫军，尤须注意在农村中发生本校【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以巩固我们自己的势力。”【《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发展农民团员——通告第一○二号》，1925年11月6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337页。】比照任弼时在调查表中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意见，经历了革命实践的任弼时，同他对中国工人运动问题的主张一样，日趋成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湘赣苏区和湘鄂川黔根据地，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更是熟练自如地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而这些，都基于他从青年时期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思考与探索。
3.关于青年运动问题
调查表中关于这个问题的题目是：“对于中国少年运动的意见”。这里的“少年运动”，即指青年运动。
关于这个问题，任弼时的意见是：“少年运动，第一步文字的宣传，第二步当他们有何种运动发生，共产党当加入，一面指导一面宣传，使他们明白经济的来源及最近的趋势，必然造成的新社会步程，使他觉悟，加入革命运动。切防坠入空想的无政府的趋势及其他政党。他方面到各省组织青年团作宣传机关。”可以看出，这时的任弼时对青年运动也已有自己的看法，即：首先要在青年中进行宣传，为此，他提出“到各省组织青年团作宣传机关”；其次在青年中发生某种运动时，党组织应当加入进去，一面指导一面宣传，使他们觉悟，加入革命运动；同时，他针对当时中国社会上各种思潮和政党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的状态，还告诫要防止青年们坠入空想的无政府的趋势，或者坠入其他政党。
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任弼时关于青年运动、青年团工作的思想逐步丰富和成熟。1924年7月，任弼时在返回祖国的前夕，与卜世奇等3人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在莫斯科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在这次会上提出：为便于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青年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它“不仅在组织上应当是独立的，而且应有自己特别的政治面貌”。青年共产国际的这一主张，是针对那些还没有建立革命的党团组织或者还没有实现群众民族革命大团结的国家而提出的，不能说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都要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要求。但是任弼时没有盲目服从这一决定，他根据中国已形成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已经存在4年的具体情况，提出：在国共合作共同创导国民革命的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群众，广泛地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加强现有团体的建设，使国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调更加统一，而不是在现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外，再另建组织。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中国代表团绝大多数同志的支持。由于这是来自青年共产国际的要求，不能轻易拒绝，任弼时又提出：如果真有组织的必要，这也并非青年团本身所能够决定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的决定。【《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需要说明的是，任弼时因要同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一起回国，没有参加完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回溯这段历史，青年任弼时关于在中国不能再建立新的带有独立政治色彩的青年团体的主张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它避免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分裂，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指导原则，并且成为几十年来团组织的一贯原则。实践证明，这也是中国青年运动能够保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前提和保证。回溯这段历史，再回顾任弼时在调查表中关于“切防坠入”“其他政党”的意见，深感青年任弼时已具有相当的政治敏锐性，在远离祖国，着重书本学习之后，能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不盲从上级组织的要求而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所在。
1924年8月任弼时回到国内，由党组织分配去搞青年工作。起初，他被派往上海大学，在社会学系教授基础俄语；一个月后，被团中央任命为团江浙皖区区委委员，并且开始参加团中央会议，他的工作重心也从上海大学转向团中央。在这期间，任弼时还被团中央宣传委员会聘为编辑员，负责编辑《中国青年》和供给《团刊》、《平民之友》稿件。他非常重视宣传马列主义的工作，在团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像收入《任弼时选集》的《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此外，任弼时还发表了《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列宁与十月革命》、《HandsOffChina》（不许侵犯中国）、《列宁主义的要义》、《李卜克内西》、《列宁与青年》、《马克思主义概述》等文章。】；不仅如此，他还翻译、发表了列宁的著作《中国的战争》等，为在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贡献。
这时国内的青年运动，同任弼时填写调查表时相比，已有了重大变化，青年团组织在青年运动中起着指导和推动作用，而青年团又直接接受党的领导，这正是任弼时在调查表中所说的“共产党当加入，一面指导一面宣传”的局面。在这一形势下，任弼时从事青年团工作，在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还注重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和对青年团在革命斗争政策策略方面的指导。他从事青年团工作半年，便正式进入了团中央领导机构，1925年1月在团的三大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团中央组织部主任；5月根据中共中央与共青团中央联席会议的决定，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7月由共青团中央局会议决定，正式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在任弼时担任总书记期间，尤其是在大革命中，得到较大的发展，1925年12月全国除甘肃、新疆、贵州和黑龙江省外均已有团组织（计有32个地方委员会）；1926年7月统计（经年龄分化后）全团人数达一万余人。在这期间，团中央几次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作出让团员转党的决定。【《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54页；《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应该说，正是由于任弼时等人的艰苦工作，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为党输送了相当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在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在解放战争时期，在任弼时的关注和指导下，中国青年团于建国前夕完成了重建工作，召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之一，抱病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肯定了中国青年在革命斗争中的贡献，阐述了青年运动的方针政策，并且提出了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就是要领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大青年，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和进步，以便为革命事业培养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觉悟又有坚强实际工作能力的优秀后备人才。这表明经过近30多年革命风雨的洗礼，任弼时已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青年运动的导师。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任弼时在填写调查表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发动革命的问题，而随着他亲身参加中国革命的实践，他关注的重点逐渐转移到革命的政策策略上，并且日趋成熟。这张调查表反映的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成长之路的最初一段，它虽在一些方面略显幼稚，没有成熟的马列主义词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一名18岁青年，接受了不到5个月的马列主义系统教育之后，对中国革命战略策略问题的认识。这张调查表标示的是青年任弼时思想转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出一位正在成长中的伟人的远见与卓识。
透过这张调查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始阶段，共产国际和苏联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培养革命骨干和革命干部方面，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共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五名核心成员中，有两名——任弼时和刘少奇——是在那里接受了马列主义系统教育，成长为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张调查表所反映的青年任弼时思想发展脉络，以及任弼时在其后数十年的革命实践，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路历程，看到了一位马列主义者坚定信仰的奠基之作，更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图景。这正是这张调查表的意义所在。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