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研究述评

作者:杨明伟    发布时间:2014-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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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晚年研究述评

杨明伟

 

对历史人物的晚年进行研究及其评述,首先要回答所研究的人物的晚年分界问题。所谓人的晚年,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一般人而言,按中国传统的人生阶段划分标准,以“花甲”(“耳顺”)之年即60岁作为起点,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晚年界线;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中国人生理年龄的划分阶段也在往后推移,在当代中国,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古稀”)之年即70岁,是社会上比较认同的“老年”或“晚年”的标志。但是,对政治人物的晚年划分,则与普通人有一定的区别。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划分必须将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政治生命联系起来考虑。研究陈云晚年,也符合这样一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标准。正因如此,本文对陈云晚年研究进行述评,涉及的是人们研究陈云退出中国政治前台(即第一线)后的思想和实践情况。

陈云人生历程的晚年阶段,毫无疑问是与他的政治生涯紧密关联的。尽管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时依然体弱多病,但由于党和人民所赋予他的重大责任,使得他的心理年龄(心态)和政治生命(工作状态)依然处在比较活跃的阶段上。而进入80岁以后的陈云,才开始被人们真正放在“晚年”这一历史时段来进行研究。这个年龄段,既是陈云的耄耋之年,也基本上与他退出中国政治前台的历史脚步相吻合。

19856月,陈云开始了他的80岁人生。两年以后的1987年,陈云退出中国政治前台,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真正意义上的“晚年岁月”,可以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本文涉猎的主要内容,基本上也是目前社会上研究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以后至去世这段历史的情况。

陈云晚年研究的基本状况

目前对陈云晚年进行专门研究的研究类专著几乎没有,最全面系统地记述陈云晚年生平和思想情况的著作是《陈云年谱(19051995)》的下卷。尽管这部年谱还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修订,但是,它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在对陈云一生(包括晚年)的生平和思想材料进行系统梳理以后,写出的一部全面、系统的著作,它的下卷为陈云晚年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还有一些纪实类的书籍中对陈云晚年的情况有所提及,但较多谈到的是陈云的晚年生活情况,只有少量思想活动情况。如1999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中的陈云》(李梦汶著)一类。最近又有曾在陈云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正在撰写《生活中的陈云——身边工作人员手记》,内容大多是反映陈云晚年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其中也涉及陈云的一些思想活动。这些记述,对搞清陈云晚年的生平和一些思想活动的脉络也有一定的帮助。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涉及陈云晚年的文章大约只有二三十篇,其中研究类的文章更少,大都只是介绍性地提及。这二三十篇文章涵盖陈云晚年生平和思想的多个方面,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思想方法、思想作风、道德修养、生活习惯等。

对陈云晚年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5年陈云去世之前。这一阶段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结合当时形势和实际,对陈云提出的一些指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思想进行学习和研讨。这种研讨和学习尽管对陈云晚年的一些思想有一定的阐释,但大都还只是停留在一种直接贯彻落实的层面上。“研究”的分量并不重。有一定研究意义的文章大概有十几篇。比较有分量的是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19911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还有《陈云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后对文选中一些思想的介绍、学习和研讨的文章;《陈云画册》出版发行前后介绍陈云生平和思想的文章;以及阐释陈云新时期经济思想和新时期党建思想的文章,等等。

第二阶段是1995年陈云去世以后。这一阶段陈云研究整体进入一个高潮,对陈云晚年的研究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有论者认为,“1995年以来的陈云研究迎来了一个高潮,其中1995年至1996年是这一高潮的顶点”。[i]并说明了这个高潮的三个表现,即:社会影响迅速扩大;研究成果多、研究范围广、研究力量增强、研究方法和形式多样;研究质量进一步提高;更加注重深入发掘陈云实践和思想中一般性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随着人们对陈云生平和思想的关注和研究陡增,相应地对陈云晚年的关注和研究也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有大量缅怀陈云的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的生平和思想,研究类的文章中也有许多提及陈云的晚年。其中包括研究陈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的文章,研究陈云新时期党建思想的文章,研究陈云有关纪检工作的文章,研究陈云晚年战略思考的文章,介绍和研究陈云晚年高尚的思想品格和朴素的生活作风的文章,研究陈云晚年崇高的道德修养的文章,介绍和研究陈云晚年生活习惯方面的文章,等等。

研究陈云晚年主要涉及的几个问题

尽管许多介绍性和研究性的文章中提到陈云晚年的各方面情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党建、思想方法、工作作风、道德修养、生活习惯等方面,但对陈云晚年进行集中探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所发挥的政治影响及第二届中顾委的历史作用

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召开前,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就废除干部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的问题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而且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ii]由于中央许多同志特别是一些老同志以各种方式表示不能接受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全退的要求,后来,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酝酿,并征求多方意见,最后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实行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担任党的十三大成立的第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同意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即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对中共十三大以后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最简明扼要而又准确的评价,反映在中共中央审定的《讣告》和新华社播发的《陈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中:“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陈云同志退出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重大决策中,陈云同志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对陈云等人退居二线所起的作用,研究者也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带动下,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又有一批老干部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iii]

对中顾委的作用,研究者有这样的共识:“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连同废除干部终身制一起,实际上都是在为干部的新老交替和培养接班人铺平道路。” [iv]研究者认为,中顾委成立的作用及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是邓小平和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共同商定的。由于中顾委的成立是为在党内建立退休制度而采取的过渡性措施,所以陈云担任第二届中顾委主任,与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一样,所采取的“半退”形式只是为在党内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作出表率。

研究者进一步认为,随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并逐步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到中共十四大之前,陈云就在考虑自己的彻底退休问题和中顾委的撤销问题。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认为,陈云在撤销中顾委和带头建立退休制度、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问题,是陈云在1991年上半年正式提出并亲自指挥运作的。[v]党的十四大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作了这样的评价: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vi]大会还高度赞扬了陈云等老同志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和合作,保证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后继有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当然,由于研究者对陈云担任中顾委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许多材料掌握得有限,因此对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这5年的工作论及不多。随着材料的不断披露,相信这方面的研究还会出现更多的成果。

(二)陈云晚年关注的主要问题

研究伟人晚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他晚年的所思所想。陈云晚年所思所想的兴趣点到底在哪里,陈云晚年关注的主要问题究竟有哪些?这一问题成为研究者们普遍感兴趣的热点话题。

大多数论者认为,陈云自担任中顾委主任以后到“彻底过着离休的生活”这段时期里,他最关注的还是国家的经济建设问题和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些论者分两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第一段,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以后,陈云退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这段时间他关注的焦点还是在经济活动方面。论者说:“在这期间,他针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多次指出,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他建议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财力。他认为,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论者还列举了19927月陈云在悼念李先念一文中特别强调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要不断探索和解决新问题的例子。第二段,在中共十四大以后,“陈云过着离休的生活,但仍每天坚持收听新闻广播,时刻关心国内外大事。1994年春节前夕,他在上海发表重要谈话,希望全党、全国要维护和加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他认为,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成大事,社会也无法稳定。”持这种观点的论者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这一时期的陈云,指出在陈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近七十年后,在九十高龄时,“仍在思考着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vii]

另有论者同意上述观点,并进一步认为,陈云历来强调国家的各种经济力量要均衡运行,特别是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他晚年“最后的叮嘱”也是针对“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问题。论者说:“陈云因年事已高,逐渐退居二线,但他仍时刻关心祖国现代化建设的每一重大进程,适时发表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论者考察了陈云晚年的一些讲话后提出,陈云针对20世纪90年代头几年出现的四高两乱(即:高投资、高货币投放、高物价、高进口、金融秩序混乱、生产资料市场秩序混乱)的消极现象,在199429日对上海市委负责人的谈话,“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陈云着重指出:从全国来看,当前经济工作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建设规模一定要与国力相适应,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时,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经济效益上来。论者认为,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严重过热的情况下,“陈云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的这个观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viii]这次谈话三个月后,陈云住进医院,一病不起,直到去世。

许多论者在研究中都提到了陈云的这次“最后的公开谈话”,普遍认为陈云关于中央适当集中资金、树立中央权威等思想,对党和国家的经济工作,对社会和政治的稳定,都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还有论者从更长远的时段探讨了陈云“一直贯穿其一生的四个主张”,其中也涵盖了陈云晚年关注的问题。论者认为:“陈云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倡导四个主张:一是主张重视、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二是主张党在执政后一定要防止脱离群众;三是主张党内一定要充分发扬民主;四是主张坚持终身学习,尤其是学习哲学。这四个主张贯穿其一生。”[ix]

也有论者提出,陈云晚年思考最多的是许多带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问题,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问题、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问题等等。

综合论者的观点可以看出,陈云晚年所关注的最主要问题有这样几个特点:1、这些问题都涉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2、这些问题影响着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3、这些问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4、这些问题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5、这些问题反映出陈云一生坚持的主张。

(三)陈云晚年系统阐述的“十五字”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陈云晚年多次刻意提倡领导干部要学习哲学。因此,陈云晚年的哲学思想及其思想方法,自然也引起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和研究兴趣。

陈云晚年强调得最多的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精髓。理论界、学术界一致认同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以至整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的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对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将其概括为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早已在领导层中传播。但是,真正扩展到全社会知晓,是1991年初。

1991118日《人民日报》第1版发表报道《陈云同志同浙江省领导谈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和第5版发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专门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理论文章《改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水平——学习陈云同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以后,从领导干部到理论界各个层次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学习和研究陈云的“十五字”思想。

《人民日报》的报道是对浙江省委有关负责同志的专访。报道称:陈云这十五个字是1990124日上午与浙江省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时,书赠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陈云当时这样解释十五字的形成:“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这15个字。”这篇报道表明,陈云的“十五字”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陈云还对浙江省委负责同志详细解释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15个字的含义,并从哲学高度进行了概括:“这15个字,前9个字是唯物论,后6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x]

《人民日报》报道了陈云的“十五字”思想以后,对这十五字的研究也逐渐展开。除了陈云本人的解释外,李泽民的文章可以说是最早研究陈云“十五字”思想的公开论文。李泽民文章从“只唯实”出发,谈了对“十五字”思想的体会,文章说:“陈云同志说,所谓只唯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我们体会这是唯物主义者的应有态度。……陈云同志所说的‘只唯实’,与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从哲学上来看,是唯上、唯书,还是唯实,反映了两种不同世界观的分歧。只有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才能真正避免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交换、比较、反复’这6个字,深刻地体现了全面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陈云同志说这6个字是辩证法,是完全正确的。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通过运用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使我们的认识全面一些,在工作中多讲辩证法,少犯形而上学的毛病。”文章还认为:“陈云同志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这是至理名言。”[xi]

除李泽民的文章外,《人民日报》还相继发表了宋平《增强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王任重《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论的精髓》等文章,宋平在文章中说:“保证决策正确,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态度,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经过交换、比较、反复,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xii]王任重表示:“我深深感到,陈云同志的名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应该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xiii]《人民日报》还报道了199159日陈云再次将十五字条幅分别赠给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上海市市长黄菊的情况。[xiv]大部分文章都提到,陈云的“十五字”思想对于领导干部提高唯物辩证法的素养、更好地贯彻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宋平后来在谈到陈云贯穿始终的思想风格的时候,还说过:“陈云同志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中,提出领导与指导工作应该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的科学方法,充分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几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xv]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对“十五字”思想由形成、成熟到系统提出的过程,研究得还不够。只是将这十五字作为陈云一生奉行的准则来阐述。而对“十五字”思想形成的时间,由于陈云已有说明(即延安时期),研究者目前也没有过多去探究,但是,对陈云将“十五字”思想集中在一起完整而系统地提出,有论者认为:陈云第一次公开系统地阐述“十五字”思想,是1990124日在杭州书赠李泽民十五个字的时候,并强调:“陈云的这‘十五字’思想是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以后在各个时期,他也反复讲到过,但第一次公开系统地进行详细阐述则是这次在杭州。”[xvi]这种说法得到过陈云晚年的身边工作人员的印证。

研究者普遍认同陈云“十五字”思想的重要意义,尤其强调了陈云晚年多次将这15个字书赠各级领导干部并系统地阐述“十五字”思想的指导作用。有论者认为: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xvii]尽管陈云的“十五字”思想早在延安时期已经形成,但研究者大都将这一思想放在晚年来进行研究,尤其看重陈云晚年公开、集中、系统地提出和阐述这一思想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四)陈云晚年的生活习惯和情操

研究领袖人物的晚年,自然不能回避他作为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操因素。大多描述陈云晚年的文章都涉及他退下来后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习惯及其情操。

对陈云晚年的饮食习惯,有论者认为,从战争年代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再到八、九十年代,陈云一日三餐的伙食都很简单,并且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陈云饮食简朴,荤素兼顾,以素为主,除了他一向的节约朴素作风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他比较注重饮食结构平衡的内容,从不大吃大喝,更不用说暴饮暴食了,在中共领导人中,他是少数几位90多岁高寿去世的健康老人。而他在青壮年时期出生入死,身患多种疾病,晚年时期得过癌症,如果没有均衡的健康的饮食调理,他能高寿是不可想象的。”论者由此总结说:“中国革命领袖的饮食习惯与他们的凌云壮志之间有着一种朴素而深刻的关系,那就是,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人吃好饭’,而自己,则吃得简单。陈云在这方面就可谓是一个有鲜明特点的人。”[xviii]

论者的上述观点,在熟悉陈云的人公布的陈云食谱中得到了印证:“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浪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xix]

有论者认为陈云“以素为主”的生活饮食习惯与夫人有关系:“他的夫人于若木是饮食营养专家,陈云的偏素自然体现了夫人的营养思路,豆腐、大白菜、菠菜、小白菜、萝卜、冬瓜等,这些都是陈云大补生命元气的‘食品’。”[xx]

而于若木则认为:“这是他自己按照食物的营养构成,结合自己身体实际,经过科学计算后,严格掌握,持之以恒的结果。”但于若木也肯定了陈云这种平衡的膳食和顽强的毅力,她说:“正是他这种平衡的膳食,对他晚年的健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不吃零食,也从不喝饮料,这保证了他的肠胃正常,从无积食或腹泻的情况发生。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顽强的毅力是不可想象的。”[xxi]

许多研究者提到晚年陈云到南方休养的情况,并称陈云名曰休养,实则“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不愧为“共产党人的楷模”。研究者提到:“晚年,陈云到杭州,更是一切免俗。”他反对讲排场,外出视察、调查研究从来都是轻车简从;他的穿着极为朴素简单,住的是极普通的平房;他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端坐在那间办公室兼书房里读书……研究者为此评论说:“陈云,就是这样,只求奉献,不图享受。”“陈云,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朴素的人,一个洁身自爱的人,一个崇高的人。”[xxii]

还有研究者提到,“陈云步入晚年后,每天坚持写大字,一方面锻炼身体,一方面陶冶性情。他经常写这样一个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他是这样写的,更是这样做的,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xxiii]这一说法得到了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的印证,他们提到:“每天上午站着、手腕悬空用毛笔练大字,这也是陈云同志锻炼身体的一种办法。他从80岁开始练大字,一直练到90岁,10年如一日。”[xxiv]

许多文章除提到陈云晚年生活很有规律外,还谈到了陈云晚年的一些喜好,如喜欢听评弹、偏爱竹子、坚持散步等等。也谈到了陈云的一系列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如:孜孜不倦,勤奋好学;作风民主,乐于和善于倾听不同意见;胸怀博大,宽于待人;注重调查研究,肯体察民情,等等。有论者认为在陈云身上既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又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作为陈云一生的写照。

研究者们公认:“陈云是一位领导能力极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又是毛泽东所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这是全党公认的,也是全国人民公认的。”[xxv]

陈云晚年研究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在领袖人物研究领域,研究人物晚年事实上是一个弱项,陈云晚年研究同样也是整个陈云研究中的弱项。然而,领袖晚年尤其是长寿的领袖人物的晚年,其在社会历史舞台上长期发挥的影响力和他的人格魅力,却是值得人们深入探究的新领域。从目前陈云晚年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也有进一步拓展的趋势,但是,陈云晚年研究至少存在着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回忆文章较多,研究文章太少,理论探讨不够

从目前已发表的有关陈云晚年的作品来看,以回忆文章为多。尤其是陈云去世以后,回忆和缅怀陈云的文章大量发表,固然为搞清陈云晚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提供了有宜用材料,也为陈云晚年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素材,但是,由于人们对研究陈云晚年这一领域重视不够,以至研究类的成果很少,真正能称得上学术研究的成果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使得陈云晚年许多关键的生平环节(如担任中顾委期间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等),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理论探讨的薄弱,导致陈云晚年研究缺乏应有的力度。

(二)侧重生活较多,关注思想较少,缺乏准确定位

目前仅有的一些称得上研究成果的文章,大多侧重在对陈云晚年生活习惯和人格品性进行分析和综述,这些成果尽管丰富了陈云的形象,反映了陈云的人格魅力,也填补了陈云生平研究中晚年阶段的空白,但是,由于对退下来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关注不够,使得研究者对陈云晚年的思想尤其是他“半退”以后仍对中国政治生活发挥重要影响的思想及其发展脉络,有所忽略。仅从目前发表的成果来看,还没有对陈云晚年思想进行准确定位的研究成果。

(三)正面肯定较多,全面分析较少,立体形象失衡

毫无疑问,陈云的一生(包括晚年)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对他晚年进行研究时如何赞誉和褒奖都是不过分的。但是,理论研究是一种科学探讨,它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人无完人,在学术研究中对领袖人物仅仅进行正面肯定是不够的。研究陈云晚年同样如此,也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作出全面的、多角度的、科学的分析,不应太感性化,否则陈云的立体形象会出现一定的失衡,反而不真实。

(四)就事论事较多,历史背景较少,忽略相互关联

目前已发表的有关陈云晚年的文章,大都是就晚年看晚年,或者就事论事,很少去分析某件事的历史背景和前后关联,使得陈云晚年研究显得较为单薄,缺乏历史的厚度。如对陈云“十五字”思想的研究,论者几乎没有从整个陈云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阶段去进行分析,没有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宏观角度去剖析,而是就陈云本人晚年的阐释进行学习和研究。只有将其放在整个历史长河或人生经历中去考察,才能得到可信的、扎实的和丰富的结论。

 

(本文发表于2004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云研究述评》文集)

 



[i] 熊亮华:《1995年以来陈云研究的概况》,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3

[ii] 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63页。

[iii] 张湛彬:《“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iv] 张湛彬:《“中顾委”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载《党的文献》2000年第3期。

[v] 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

[vi] 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19921018日。

[vii] 梅行、陈群:《<陈云>画册文字说明》,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

[viii] 蒋永青:《新时期陈云的“国力论”简述》,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合刊。

[ix] 朱佳木:《陈云从延安时代开始一直倡导的四个主张》,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3期。

[x] 1991年1月18《人民日报》;另见《陈云文选》第3卷,第371页。

[xi] 1991年1月18《人民日报》。

[xii] 1991年4月21《人民日报》。

[xiii] 1991年7月5《人民日报》。

[xiv] 1991年5月17《人民日报》。

[xv] 宋平:《缅怀陈云同志》,载1995523日《人民日报》。

[xvi] 毛应民:《陈云在杭州》,载《百年潮》2003年第7期。

[xvii] 夏仲烈:《云栖竹径杭州情——忆陈云同志在杭州》,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xviii] 吴跃农:《陈云的生活习惯与治政经典》,载《中华儿女》2003年第4期。

[xix] 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载1995529日《人民日报》。

[xx] 吴跃农:《陈云的生活习惯与治政经典》,载《中华儿女》2003年第4期。

[xxi]于若木:《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追念陈云同志》,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xxii] 黄锋:《陈云——共产党人的楷模》,载《足迹》2002年第1期。

[xxiii] 刘明钢:《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载《党史纵横》2001年第4期。

[xxiv] 牟信之、陈群等:《陈云同志最后的321天》,载1995529日《人民日报》。

[xxv] 刘明钢:《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利益重如山》,载《党史纵横》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