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思考
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及其思考
杨明伟
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倡全党读马列著作和理论书籍，探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3月间，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带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对一些问题作了深入探讨。毛泽东、刘少奇的读书活动，已有一些文章作了介绍和研究，而对周恩来这次读书活动却介绍、研究不多。本文拟对周恩来这次读书的情况作一些介绍与分析。
一、周恩来读苏联《教科书》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很少有集中的时间坐下来读书。然而，作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理论学习和钻研的渴求却是始终如一的。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没有按照人们主观愿望，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发展，而是给国民经济造成种种严重困难时，周恩来希望有集中的时间坐下来读一点理论著作、冷静思考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愿望更加强烈。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强调：“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对这一建议，周恩来非常赞同和重视。第一次郑州会议结束后，中央决定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于11月17日给邓颖超写信说：“连日下午中央在开会讨论郑州会议的文件，现在还没结束，内中关于两个过渡两个阶段，都有所探讨，望你加以注意研究，以便见面时与你一谈。”
11月下旬，在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简称《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的材料。毛泽东立即提议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阅读，并指示给每人发一本《教科书》。周恩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详细阅看这本书的。武昌会议期间，他经常深夜抽出一定时间读书。1959年1月，《教科书》修订第三版正式出版发行。6、7月间，在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拟定的关于庐山会议所要讨论的十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议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好好“读书”，并再次提出读《教科书》。根据这一要求，周恩来又对《教科书》进行研读。庐山会议后，党中央于当年秋冬重新强调学习《教科书》。刘少奇在海南岛，毛泽东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分别组织了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1960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出席中央工作会议时，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的建议。
1960年2月13日，周恩来到广东从化，召集李富春、李雪峰、陶铸、宋任穷等同志组成了《教科书》读书小组。这个小组前后用了20天时间，对《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近27万字的内容进行了通读和研讨。其间，曾邀请《红旗》副总编辑胡绳到组内作辅导。胡绳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并参加整理了毛泽东在读书时边读边议的谈话记录。这一以笔记形式整理的谈话记录，胡绳在周恩来的读书小组内作了宣读，后来又留在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作了仔细的研究和思考。
从2月13日到3月2日，周恩来在从化读书小组的研讨会上共作过三次系统发言。每次发言之前，他都先写出比较详细的提纲；发言之后，由参加学习的同志作了记录。周恩来的发言记录，经李富春、薛暮桥等人商议，4月以“从化读书会学习笔记”形式印发国家计委、经委、建委等部、委的读书小组和党组，作为学习材料。周恩来的发言，第一次(即2月23日)着重讲了“过渡问题”，阐述我国过渡时期的五条基本方针；第二次(即2月25日)主要阐述上层建筑尤其是思想意识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及前者的先导作用；第三次(即3月2日)主要讲学习《教科书》的方法，并对整个学习作了总结。
二、周恩来谈读《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
周恩来反复强调读《教科书》的态度、方式、方法问题。读书小组刚组成，他就明确提出：必须批判地学习。这一点毛泽东在号召读这本书时也提出过。他在1960年1月上海工作会议上提倡组织学习小组时就专门说过：“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强调的“批判”之意，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评论，对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学习、借鉴，对错误的东西加以否定、舍弃。
周恩来在2月23日的发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这次学习是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2月25日的发言中，他讲到思想意识、上层建筑变革问题时，又引伸发挥了读苏联《教科书》的态度和方法向题：“苏联当时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与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对立，在法律、司法方面，有许多形式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甚至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妥协，这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这些，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们的人民大学还在用《教科书》当教本，这也是矛盾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校使用教本的情况也提出了看法，认为：“我们的实际和理论有矛盾。”周恩来所说的人民大学使用《教科书》的问题，是担心部分教员和学生缺乏批判态度，而不是否定大家学习这本《教科书》。3月2日下午，读书小组召开了“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会”，周恩来对这次学习作了总结。他在开场白中又一次讲到了学习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要批判地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怎样批判地学习呢？这次学了二十天，仅仅是学习的开始。精读一下，二十天是不够的，参考资料那么多；如果要把各个问题研究一下，不是两个月，时间要更长。学习是长期的问题。要分析这本书：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好的加以肯定、发展，错的加以否定、批判；批判要有武器，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来批判，这样才完全。……在我们的学习中，掌握和运用这个武器，本身也就是学习。运用这个武器，要有个实践过程，需要有个时间，不能说我们就马上会用了，顺手拈来就行了，不要看得太容易，还要有个长期的过程，要看作是个不断学习、实践、发展的过程。这次学习是需要的，通过这次学习，基本上是提高了一步，还要继续学习下去。”这个总结性的发言，首先明确了批判的态度和方法即是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是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和方法；其次说明了理论学习是必要的，无论从理论发展还是从实践前进的角度，都是有益的；再次强调了理论学习是长期的任务，真正把正确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三、对过渡时期问题的思考
过渡时期问题，是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所阐发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周恩来读书小组学习、讨论的重点问题。《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开篇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产生，因此，为了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一个国家中都需要有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开始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完成于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实现——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周恩来赞同《教科书》关于存在过渡时期的说法，并在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我国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个过渡要贯穿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时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促进和实现这一过渡？周恩来认为必须根据中国自己的特定条件而定。为此，他提出：“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句话是生产力不断提高。”这两句话实际上讲的是如何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第一句话的含义就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第二句话的内容就是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两句话实现了，自然就解决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过渡时期的任务也就得以完成。这就是他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革命主要是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才能更好地发展。”在周恩来看来，鉴于中国的特定条件，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关键是搞好生产关系的变革，这对提高生产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指出：“一般地说，生产力、经济基础起主要的、主导的作用，但是，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能够起决定的作用。我们中国有自己的特定条件。”这一认识，无疑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发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思想。
在过渡时期任务提出后，周恩来阐述了保证实现这一任务所必须采取的五条方针：
1、“过渡时期总路线”。他在解释总路线时，一方面论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蕴涵的主客观关系；另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区别，他认为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处理整体和局部、宏观和微观的关系问题上。他在发言中，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的经济手段，只是作了客观评述。
2、“两条腿走路”。周恩来在1959年5月3日曾对文艺界人士作过解释，他说“两条腿走路，就是对立面的统一。这个问题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早已解决了，对立统一本身就是两条腿，既要有机地结合，也要有主导方面(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我们的哲学思想，也是我们重要的工作方法。”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背离这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象。周恩来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左”的错误，他要求人们注意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并在实际工作中运用。
3、“五大革命”。周恩来所说的“革命”，是指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经济方面的三大改造，政治思想方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革。这五大变革，从社会发展战略来说，是正确的。但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客观条件，关于这些“革命”的内容上的提法，有不少欠妥当的地方。
4、“四个现代化”。读《教科书》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对周恩来完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他在发言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是“工业、农业、科学、国防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这一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两个步骤：“第一阶段要实现这四个现代化，第二阶段要实现得更好。”这一提法，显然比1954年9月一届人大关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前进了一步。在次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决定》中，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去。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土，把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完善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5、“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教科书》主要讲了城市和乡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差别，并认为这些差别会自然消失。周恩来提出，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方针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同时他指出《教科书》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差别自然消失”的说法是模糊的，“究竟怎样才能自然消失，没有说清楚。”他认为：“我们总要在过渡时期使这三个本质差别逐步消灭。”这就重视强调了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总之，周恩来认为这五个方针是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关键。这五个方针的内容，在今天来看，不一定完全正确，提法上有许多欠妥之处，但是，它代表了当时中共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正在力图摆脱苏联的模式，走一条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胆识。
四、对思想意识先导作用的思考
在读书小组中阐述生产关系的变革的同时，周恩来自然地谈到了上层建筑的变革问题。周恩来在2月25日的讲话中说：“在生产关系革命，也就是经济革命的同时，要不断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也就是通常说的思想意识的革命。思想意识的革命常常是居先的，只有思想先变革了，才能变革所有制。主席又说，思想认识又常常是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先驱者的作用，就是在事物还处在萌芽状态，甚至还在胚胎之中就能认识它，并推动人们去认识它，实现它。马克思、列宁的作用就在于此。所以，我们要认识思想认识的居先和落后两个侧面。有时思想就是认识了，但事物在不断发展，一时认识了，一时又不认识，这个问题认识了，那个问题又落后了。……因此，要不断认识、不断实践。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极其丰富。苏联的经验也丰富，只是后来它没有总结。正因为这样，每个人的思想革新要居先。”他认为，要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法来指导实践，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把思想变革的重要性，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对人们解放思想、提高认识、避免盲从，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思想意识革命的先导作用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性之上，周恩来历来就注意这一点。早在1950年6月8日，他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就提出：“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五、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群众性运动进入又一个高潮，人们在反思十年建设以来的经验时，迫切需要从毛泽东思想中找立场、观点和方法，周恩来在分析、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用很大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思想，并要求人们正确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2月25日的发言中，周恩来阐述了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变革之后，单独提出了如何理解、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周恩来认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产生在资本主义时代；列宁主义是产生在帝国主义时代；毛泽东思想就是产生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大体系决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要贯穿下去，一直到共产主义建成。”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列宁主义的发展。
其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周恩来指出：“《矛盾论》、《实践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的学说，并把它用之于各方面。”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理论高度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根基，这一点周恩来堪称独创者。
其三，指明毛泽东思想在形成方式上的特点。周恩来指出，马克思几乎一生、列宁一生的一半时间都在从事理论工作，而毛泽东则一直没有多少时间专门从事理论工作，只能在很忙的情况下进行写作，“主席的学说，是在革命的风暴中生长的。”因此，周恩来提出：“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把毛主席的著作前后贯穿起来看。至于整理毛泽东思想，要靠秀才，更重要的是要靠少奇、小平同志这样的党的领导人来总结。”
在3月2日的发言中，周恩来由如何理解、宣传毛泽东思想出发，引出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问题。
(一)强调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他说：“马列主义在斯大林后期停滞了，但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代表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理论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展的，而毛泽东同志则是运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又发展了马列主义。”因此，“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有他的历史条件的，有他的发展背景的。”
(二)指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根”。这个“根”有两方面：一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实践；二是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这两者的结合。周恩来认为，既不能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毛泽东个人的，因为它包含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体的智慧；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实际上是解决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问题，也解决了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
(三)不赞成“毛泽东主义”的提法。在当时的情况下，党内党外一些人有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想法。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既不符合马列主义发展史的惯例，也不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愿；把毛泽东思想说过头了反倒会损害这一思想，也会使兄弟党产生误会。他告诫大家：“毛泽东主义，最好不提”，“这不仅仅是个谦虚问题”，“现在还是宣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比较好”，“这一点很重要，希望大家采取谨慎的态度。”周恩来这一意见，无疑在国内、国际、党内、党外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以后的宣传中，“毛泽东主义”的确未曾正式提出来，但是，人们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却越来越盛，“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周恩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思考，对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是具有启发意义的。周恩来读书小组成立于1960年2月中旬，当时庐山会议刚开过半年，人们对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还心有余悸。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的“左”倾错误，自然避而不谈。但是，周恩来在2月25日读书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却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党的总路线，按比例、高速度怎么好，总还是会出点漏子。不要把话说满了，盲目自满了就会失去警惕。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是如此”，“总不能天天跃进，总有波浪”，这反映了周恩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和政治责任感。
（本文发表于《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