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争论中
“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争论中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他健在的时候，就有过不同的声音。在他去世后，更是产生了很大争论，出现了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邓小平在每次的波澜中，都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混乱情况下，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科学的历史评价，为正确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继承和发展前人开创的伟大事业，指明了方向。
一直是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
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正确、科学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邓小平政治生涯“三落三起”，曾三次被打倒，都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同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的排挤和打击。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和抵制王明的“左”倾错误。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所谓的“毛派”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是，被视为一派，而且被视为“毛派的头子”，说明那时在思想上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影响。事实证明，邓小平拥护和坚持毛泽东的主张，反对“王明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早在建党初期，就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学习苏联十月革命经验，进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寻找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观点非但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领导所理解和接受，反而遭到排斥和打击。后来红军被迫长征，孰是孰非终见分晓。１９３５年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终于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邓小平也作为中央秘书长出现在这次会议上。
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在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领导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紧接着又打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领导抗日战争，并使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得到迅速壮大和发展。通过延安整风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作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成果”，逐渐成为全党的共识。邓小平在1943年的《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对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并且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这个讲话是确定地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并给以高度评价的最早的文献之一。１９４５年召开了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１９４９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全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毛泽东因此而成为全中国人民公认的领袖，毛泽东思想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学习的指导思想。从党的八大开始，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成为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在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７０００人大会上所作的讲话，在和平时期，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评价。
科学评价当然不等同于一味歌功颂德。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林彪以高度评价毛泽东为名竭力制造个人崇拜，大搞个人迷信，党内出现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割裂毛泽东思想的倾向，邓小平第一个站出来，进行坚决的斗争。他多次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后来说过，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
在1960年3月召开的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和有关省市、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天津会议上，邓小平讲话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化了，把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强调：“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他还针对个人崇拜现象，论述了领袖和集体的关系，他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
邓小平的讲话在当时对于制止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倾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显示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原则立场。但是，邓小平的这些言论在当时无法在党内被广泛接受，“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这成为加在他头上的诸多罪名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大搞个人崇拜，导致了全社会对毛泽东神化和对毛泽东言论教条化的风气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使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遭受到巨大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却被强调地宣传为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被宣传为毛泽东思想最重大的发展。而对这些实践和思想的怀疑和抵触，被当作“反毛泽东思想”而受到斗争和打击，从而造成了党内外政治思想上极度的混乱和困惑。“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实行全面整顿。他再次提出了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i]，并且重新提及林彪割裂毛泽东思想的教训，这是针对“四人帮”的。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原因是“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ii]，“四人帮”加给他的罪名很多，毛泽东思想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
毛泽东逝世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理论问题。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上来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领导拨乱反正，把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很快统一思想，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可以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引领党和国家走向辉煌，与他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分不开的。
真诚坦言毛泽东的功与过，坚定提出”功”第一位
总结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较多的是对邓小平个人政治生命的重要影响的话，“文化大革命”之后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中国，对全体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影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完结，给饱受十年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导致出现了两年徘徊的局面。能否从危机和徘徊中走出来，开创新的局面，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如何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
在全党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中，邓小平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的历史重任担当了起来。
当时国内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众说纷纭，分歧很大，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左”的倾向，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敢正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而在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的时候，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包括在内，以至于其实际意义就是继续维护这种错误，没有魄力纠正这种错误。另一种是右的倾向。有些人把建国后的历史看成一团漆黑，在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时候，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混淆起来，因而对于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要不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发生怀疑和动摇，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更有极少数人打着所谓“社会改革”的幌子，以反个人崇拜为名，集中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极端夸大毛泽东的错误。这使得评价毛泽东的工作既迫切需要，又举步维艰，极为困难。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国也非常关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国外一些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一些传媒散布，中国共产党纠“左”和拨乱反正是否定毛，搞“非毛化”。港台的媒体也推断：“大陆批毛，势在必行。”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非常关注，而许多西方国家则以此作为观察中国今后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作为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对于澄清国际舆论，回击国际敌对势力的污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
邓小平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打倒，在复出后，又因全面整顿，被第二次打倒。这两次被打倒都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邓小平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邓小平没有因此全盘否定毛，而是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实事求是地在区别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基础上，既态度鲜明地批评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又理直气壮地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坚持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驾驭局势的能力和宽广的胸襟。
1977年4月，“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不久，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就致信党中央，率先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要世世代代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邓小平在全会的闭幕会上讲话，又进一步论述了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更加明确地阐述了“完整”、“准确”这一提法的含义。他说，只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完整的（不是零碎的）、准确的（不是随意的）认识，并且运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林彪、“四人帮”就是引用毛主席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他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再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同时他也指出：“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80年7月30日，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两块巨型标语牌被摘了下来。尽管中共中央随后作了说明，强调这样做是鉴于以往毛泽东主席画像、语录、诗词在公共场所悬挂得太多，但此举还是令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走出来的中国人产生了很多疑惑。当时外国人对中国了解还不多，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性转折的了解更少，因而更难以理解中国共产党此举的真正含义。1980年8月21日，著名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是怀着满腹疑惑，专程采访邓小平的，她提的问题相当尖锐。
法拉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的回答也相当明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又问：“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显然西方是把毛泽东的错误同“四人帮”的罪行混同了。
对此，邓小平明确答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同时，邓小平也非常客观地指出了毛泽东的错误，并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他说：“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还指出毛泽东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错误，他说：“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
但当法拉奇提出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时，邓小平非常坚决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几天后，法拉奇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全文发表了这次采访记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邓小平通过法拉奇，给世界所有关注中国的国家和个人吃了一颗“定心丸”。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做出定论
邓小平答法拉奇，是那样的成竹在胸，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他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的时候，正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邓小平同她侃侃而谈，基于他领导主持起草决议工作中，对历史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入思考。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用党的决议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极端重要和紧迫。1979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胡乔木为主要负责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
《决议》的起草是这一时期邓小平集中抓的一项主要工作。从1979年11月开始，到1981年6月《决议》完成，在决议起草一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先后同起草工作小组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进行过长达十六七次的谈话，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80年3月，起草小组拟出《决议》提纲，送邓小平审阅。邓小平看后，感到铺得太宽了。他认为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邓小平指出，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4月1日，邓小平又召集胡耀邦等人，谈修改后的“历史问题决议”提纲的看法。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他要求尽快搞出个稿子来。针对当时把过去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错误都统统算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的偏向，邓小平指出：“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不料决议草稿出来后，邓小平不满意，觉得草稿写得太沉闷，不像个决议，没有很好体现原来的设想，即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6月27日，他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毫不客气地提出这样的稿子“不行，要重新来”，必须进行大的修改。指出：“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他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错误的东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他要求起草小组的同志对一些错误意见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不能接受。整个地说，就是要同这些意见唱反调。要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不受这些意见的影响。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和坚定不移的。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将非常困难。
7月，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草稿作了较大修改，将修改意见提交中央书记处讨论，之后，10月到11月份，又下发到有关部门，在党内4000人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讨论中，大多数同志对草稿中历史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对肯定毛泽东思想，表示赞同，但也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毛泽东提出了不正确的批评，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意见相当极端。有人提出：“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连古今中外哪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下这个严重。”
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
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
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30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邓小平仔细看了讨论情况的简报，他首先给予肯定，认为“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邓小平认为，对于讨论中出现的偏激意见，必须澄清。
10月25日，他又召集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说讨论中出现的这些错误意见是否定毛泽东。他再次明确阐述自己的看法：“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
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对于讨论过程中，有人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的错误意见，邓小平认为是不对的，他说：“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主持下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导致这个错误的由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同时，对建党以来和建国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作出了充分的估价，维护了毛泽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肯定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于指导我们事业的重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决议的作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中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拨乱反正，按邓小平的概括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iii]我们的事业才能前进，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新局面。
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国内国外发生的风风雨雨中，总会出现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冒头的情况。邓小平总是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不动摇，继续反对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错误思潮。
１９８６年9月2日，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曾问道：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小平反驳了他的这种看法，说：“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iv]
１９８９年２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当时动乱正在酝酿当中，有人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他还讲到：“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v]
１９９１年８月，当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时候，邓小平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论点，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vi]
这就是说，邓小平一直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决议的立场，以历史决议为武器，进行反对否定毛泽东、丢掉毛泽东的错误思潮的教育和斗争。
总之，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变化，作出历史决议和坚持历史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重大决策表现出来的我们党的政治勇气和远见，这个重大决策对于我们事业的稳定健康发展的意义，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继往开来，沿着正确轨道快速发展，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江泽民同志后来评价说，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这件事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几十年来奋斗的历史，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和党、国家未来的发展前途。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作者：姜淑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主任、编审）